周光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 次 更新时间:2022-02-06 14: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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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权  

   第三,获取、提供他人已公开的个人信息的目的是为企业发展提供贷款等金融支撑的情形。企业的发展需要使用支付、结算器械,向企业推销此类产品不违背企业设立的目的。例如,对于为了推销POS机业务而接受罗某发送的邮件,其中包含公民个人征信信息共计456条的,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38)但是,这一定罪结论是否妥当还需要推敲。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开展市场交易活动,为此,需要金融结算工具的支持。行为人获取企业登记信息然后向其推销POS机,不宜认定为违背企业公开其个人信息的经营目的,并未侵害个人的信息自主权。

   此外,企业的存在一定需要资金支持,行为人为了帮助企业办理借款,在公开的互联网上获得企业信息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信息,然后将该信息提供给小贷公司乃至职业放贷人的,均不构成本罪,(39)因为企业自愿公开其个人信息的目的是获取贷款,将这些公开的个人信息用于与此有关的业务的,没有违背个人信息公开的目的,也未改变信息用途,该信息不值得动用刑法来保护。

   据此,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对于获取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征信信息等公开信息中的个人信息,然后将其提供、交换给他人的,仅将信息数量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根据的思考方法过于简单化。对于已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处理(获取、提供、交换、出售等),在与该信息公开的目的没有根本抵触的,无论被处理的信息数量到何种程度,都不宜定罪,该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并非本罪行为对象。但是,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侵害了被害人的法益处分自由,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成立本罪:①明显违背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公开目的的;②明显改变已公开个人信息的用途的;③利用已公开个人信息实施可能危及公民人身或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注释:

   ①参见汪明亮:《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之刑罚替代措施》,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2期,第16页。

   ②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6刑终字第342号刑事裁定书。

   ③参见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7)渝0233刑初字第198号刑事判决书。

   ④参见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4刑初字第635号刑事判决书。

   ⑤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刑终字第893号刑事裁定书。

   ⑥参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4刑初字第31号刑事判决书。

   ⑦刑法上关于信用卡的理解和金融管理法规的观点不同,就属于这种情形。

   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数极少。相关论述请参见晋涛:《刑法中个人信息“识别性”的取舍》,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5期,第70页。

   ⑨参见周光权:《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需要关注前置法》,载《法治日报》2021年4月7日,第9版。

   ⑩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179页。

   (11)参见叶良芳、应家赟:《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之“公民个人信息”的教义学阐释》,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75页以下。

   (12)同前注⑧,晋涛文,第71页。

   (13)此时,通过交换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人不构成本罪,具有骗取对方财产性利益的性质,对于这种与不法原因给付有关的问题,按照实践及理论上多数说的观点,有成立诈骗罪的余地。

   (14)参见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刑初字第931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1刑初字第371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8刑终字第213号刑事判决书;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191刑初字第418号刑事判决书。

   (15)参见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4刑初字第461号刑事判决书。

   (16)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68页。

   (17)参见[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课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18)参见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1103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

   (19)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1刑终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

   (20)参见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检察院澄检诉刑诉(2018)2717号起诉书。

   (21)参见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2017)鄂0982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

   (22)参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7)闽0802刑初字第407号刑事判决书。

   (23)参见喻海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24)参见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书。

   (25)附带指出,在现代信息社会,海量的个人信息可以被处理在一个文档中,一次获取或提供少量个人信息的情形极为鲜见,因此,2017年刑事司法解释将非法获取、提供敏感信息50条以上的行为即作为犯罪处理,存在打击面过大的疑虑。其实,即便针对敏感信息的侵害行为适度提高定罪数量规定并不会削弱法律惩处力度,因为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被害人可以提出侵权损害赔偿,检察机关等单位还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在刑法之外尚有其他法律救济途径的情形下,刑法必须为前置法的实施留有空间,与前置法合理衔接,以尽可能回归民事保护优先的权利救济思路。与此相同的观点,请参见喻海松:《〈民法典〉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3页。

   (26)参见蔡云:《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内涵》,载《人民司法》2020年第2期,第25页。

   (27)参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2刑初字第85号刑事判决书。

   (28)参见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铜检诉刑诉(2018)425号起诉书;类似案件,请参见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7)苏0321刑初字第678号刑事判决书。

   (29)参见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3刑初字第1563号刑事判决书。

   (30)参见卢志坚、白翼轩、田竞:《出卖公开的企业信息谋利:检察机关认定行为人不构成犯罪》,载《检察日报》2021年1月20日,第1版。

   (31)参见[德]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32)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3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

   (33)参见王利明等:《民法学(下)》(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914页。

   (34)马永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属性确证》,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112页。

   (35)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及适用指南》(下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551页。

   (36)参见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刑初字第268号刑事判决书。

   (37)参见储陈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刑法立场转换:基于比较法视野的考察》,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5期,第50页。

   (38)参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2刑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

   (39)当然,行为人以帮助企业办理借款为名,在互联网上发送广告诱骗他人提供企业信息及法人身份证等个人信息出售牟利的,显然违背个人自愿公开其信息的目的,改变了信息用途,其有可能构成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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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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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京)2021年第2021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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