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22-02-06 14: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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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权  
关于财产信息和交易信息

   按照2017年刑事司法解释的规定,财产信息属于刑法上的敏感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50条以上就构成犯罪;交易信息则属于重要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500条以上的,才构成犯罪。财产信息和交易信息在实践中有时候能够大致分清楚。例如,被告人张仪应他人要求,通过银行职员陈某、董某志、周某的职务便利查询大量储户信息,然后将其有偿查询到的储户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账户余额、预留电话号码等信息出卖给他人,从中获利194553元,(21)该储户信息可以认为是财产信息而非交易信息,即便储户可能用该账户从事股票交易,也应该认为其具有财产的静态性质。再如,被告人谢伟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银行卡信息等资料,属于窃取他人敏感信息。(22)

   但是,有的情形下交易信息和财产信息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比如,行为人在某公司担任负责人期间,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电子邮件从他人处非法接收若干包含公民个人姓名、电话号码、房屋地址、房屋面积、交易金额或签约时间等信息的文档,内含共计400余条公民个人信息的,这种记载公民姓名、房屋地址、面积、交易金额的文档系交易信息还是财产信息?对于信息分类不同,有时候决定了罪与非罪。

   对此通常应当认为,交易信息是能够揭示交易过程的信息,他人之前的房屋交易信息指向的是静态的房产,公民目前拥有房产但今后能否用于变现、能否实际成交还是一个疑问,因此,将房产信息一般作为交易信息而非财产信息看待,以区别于与人身、财产安全直接相关的敏感信息相对更为合适,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记载公民房产的信息500条以上的,才能构成本罪。

   与房产信息紧密关联的是业主信息。实践中,非法获取、提供小区业主信息的案件很多。其中,有少数判决认为,业主资料中因为包含了房号、业主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能够反映特定自然人的财产状况,属于财产信息、敏感信息。但是,也有一些法院倾向于认为,业主信息的财产属性很弱,侵犯这些信息的危害性、隐秘性有限,其至多属于重要信息。实务中,将业主信息认定为一般信息的判决占据绝大多数。

   与此相关的还有车辆信息(包括车辆品牌、型号、号牌号码初次登记日期、机动车所有人及其登记住所、联系电话、抵押标记等内容的车档信息)问题,在信息种类上也可能存在交叉,这增加了认定的难度。

   当然,房产信息、车辆档案信息是否绝对不能作为财产信息看待,也是值得讨论的。在极少数案件中,有的房产信息不仅涉及房产所有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家庭成员、是否长期居住,还包括房屋详细位置、面积、交易价格、交易时间、装修程度、抵押或贷款等各种详细情况,其中的某些信息可能影响公民人身、财产安全,获取类似公民房屋信息的行为,实际上是掌握了公民的财产状况,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将上述信息认定为敏感信息似乎也是有道理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50条以上的即可入罪。

   当然,在区分财产信息和交易信息确实比较困难的场合,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确定信息种类。例如,有为数不少的判决认为,车辆档案信息、业主信息、房产信息等是否涉及个人财产安全,或能否对交易产生实际影响难以判断,因而直接将其认定为普通信息。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也具有其合理性。

   2.关于住址信息与住宿信息

   按照2017年刑事司法解释的规定,住宿信息是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个人重要信息,非法获取、提供500条以上的,即属于情节严重;住址信息则属于一般个人信息,非法获取、提供5000条以上的,才属于情节严重。

   但是,这一解释将住宿信息一概作为重要信息看待未必合适。其实,对于住宿信息的归类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该信息是大批量的,且仅涉及某个或某些酒店大量住宿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只能视作普通信息;但这些信息中,如果包括个人具体房号、开房及退房时间等内容,则属于住宿信息,是重要信息。如果行为人获取的是特定个人长时间内出入住该酒店的情况、规律等,则还可能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系敏感信息。

   住址信息和住宿信息存在一定差异:家庭住址是固定的;住宿可能体现短期内个人的行踪轨迹,即便住宿时间较长,个人对于在宾馆住宿和在家里居住的感受显然也是有差异的。一般而言,基于对个人私生活通常处于平稳状态的评价,不宜将住址信息认定为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住宿信息。因此,大多数判决还是将住址信息认定为普通信息。当然,如果行为人为他人提供被害人住址的导航定位信息,导致被害人在其家里被侵害的,该住址信息仅在与行踪轨迹有关的意义上成为敏感信息。但是,此时不考虑住址的信息归类,而考虑行为人是否非法提供行踪轨迹或定位信息,也能够对其犯罪性进行准确评价,因此,将住址信息与住宿信息同等看待甚至将其视作敏感信息的主张,并无存在必要性。

   3.关于行踪轨迹信息和手机位置信息

   行踪轨迹能够清晰反映个人的活动情况。从实践看,行踪轨迹信息系事关人身安全的高度敏感信息,无疑应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且应当重点保护。(23)因此,行踪轨迹信息是敏感信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手机位置信息的归类问题。如果将手机位置信息作为通讯记录,其仅属于重要信息,如果认为其能够对个人定位,则属于敏感信息。对二者的定罪数量要求不同。

   对此应该认为,如果行为人通过一定程序能够获取未经个人授权的手机号码位置信息的,该信息既属于行踪轨迹信息,也属于通讯记录,应当将其作为敏感信息予以保护。例如,2017年7月,被告人韩军经营的被告单位神州伟智(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入驻“京东万象平台”,通过该平台对外出售未经信息主体授权的手机号码位置信息数据产品。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孔德玉通过“京东万象平台”花费28600元先后购买被告单位神州伟智(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的未经信息主体授权的手机号码位置信息数据产品,包括:位置反欺诈联通经纬度校验、位置反欺诈电信经纬度校验、位置反欺诈联通实时城市编码校验、位置反欺诈电信实时城市编码校验。被告单位神州伟智(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违法所得28600元归该公司所有。2017年10月,被告人孔德玉雇佣他人将其从“京东万象平台”购买的位置反欺诈联通经纬度校验、位置反欺诈电信经纬度校验、位置反欺诈联通实时城市编码校验、位置反欺诈电信实时城市编码校验、身份证实名认证返照片等数据用于制作“永途反欺诈”手机应用程序,并吸收注册会员使用。注册会员充值交费后,使用该应用程序可获取未经信息主体本人授权的电信、联通手机号码位置信息、居民身份证照片等公民个人信息。截至2018年4月,被告人孔德玉共收取注册会员充值16578.29元。法院认为,被告单位神州伟智(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向被告人孔德玉出售手机号码位置等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被告单位神州伟智(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韩军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孔德玉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4)在本案判决中,法院并未明确交代手机位置信息属于敏感信息还是重要信息,但从学理上看,将其评价为敏感类信息的行踪轨迹是合适的。

   (三)刑法上对个人信息的分类有必要进行调整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将信息分为敏感信息和非敏感信息两类,其第29条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导致个人受到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信息。

   虽然不同部门法的规范目的并不相同,刑法对个人信息等级类型的确定有特定的规范目的考虑,据此做出不同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的分类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2017年刑事司法解释将个人信息等级分得太细,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一方面,势必导致敏感信息和重要信息之间、重要信息和一般信息之间甚至敏感信息和一般信息之间均存在交叉、重合的问题,前述关于财产信息和交易信息难以辨明,关于住址信息与住宿信息纠缠不清,关于行踪轨迹信息和手机位置信息高度重合的分析都说明,将个人信息分为三级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由此导致不同法院对于信息的等级认定有别,在有的案件中罪与非罪的确定不统一,在有的案件中量刑差异很大,从而造成罪刑失衡。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信息的重要程度与其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较弱,而与信息的用途或者行为获取、提供信息的目的有关,例如,车辆信息抽象地看事关被害人的财产,但是,获取该信息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个人行踪轨迹的,以及是为了向其推销保险或者促成二手车交易的情形,明显存在差别,因此,硬性地、笼统地将车辆信息确定为敏感信息、重要信息或一般信息,原本就比较困难。

   因此,未来应该考虑在刑法上抛弃对于个人信息种类进行细分的思路,直接采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方案将个人信息区分为敏感信息和一般信息两种。对于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导致个人受到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危害的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信息进行严格保护,规定相对较低的定罪数量标准。(25)对于除此之外的一般信息规定相对较高的定罪数量标准,同时在行为人处理一般信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对其数罪并罚,以防止轻纵犯罪人。

   三、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成为本罪对象的限定

   (一)刑法上对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定性争议

   对于未经被收集者同意,获取部分已在公众网络上公开的企业登记信息、征信信息并出售或提供给他人的情形是否定罪,实务上历来有争议。

   1.有罪说

   这是实务上一直以来的多数说(2017年《刑事司法解释》第5条第3项也将征信信息作为敏感信息进行保护,其中可能包含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此说的基本主张是: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不同。个人已公开的信息不再具有隐私特性,但仍不失其识别个人的功能,获取或者利用这样的信息仍然可能侵害个人私生活的安宁,危及公民人身或者财产权利,因此,从市场主体信息中剥离出来的个人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家庭住址、通讯方式等信息,仍然具有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26)行为人未经个人同意从企业信息中将个人信息剥离出来进行处理的,可以成立本罪。例如,被告人田某使用QQ邮箱从他人处非法获取载有公民个人征信信息的文件,内有公民个人征信信息去重后计166条,法院认定被告人田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7)被告人黄某某为了推销贷款中介业务,以300元的价格,通过电子邮箱接收的方式,从其同事罗某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合计284条,其中个人征信报告224条,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本罪。(28)

   2.无罪说

   实务中,少数判决认同无罪说。例如,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从他人处“获取的16165条信息中的6260条信息,司法审计书反映为法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依法应予排除”。(29)

无罪说的主要理由是: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14年)第8条的规定,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其第9条规定,企业年度报告中应当包括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等内容。因此,企业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为经营所需而必须通过企业年度报告等文件公开其企业信息,上述信息已进入公共信息系统,任何人都可以公开查询,其中企业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电话号码等内容,在市场监管部门设立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能够轻易查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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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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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京)2021年第2021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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