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思想的竞争:政治哲学的身份危机及其克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1 次 更新时间:2022-02-03 22: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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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20世纪70年代以降,政治哲学一直是西方乃至全球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持续数十年的政治哲学研究热潮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绩,但林林总总的研究却无法对“什么是政治哲学”做出有效的学术约定。所谓有效,含义有三:一是研究政治哲学的学术共同体较为公认;二是学科的特殊性受到尊重;三是学科的社会政治针对性或实践有效性得到彰显。毋庸讳言,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在三个方面都缺少有目共睹的进展,这让政治哲学研究至今身份不明,陷于危机境地。因此,政治哲学需要廓清自身的学术边界,以便获得较为清晰的学术身份,进而获得令人尊重的学术成就。

   一、跨学科、资源聚集与摊薄

   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具有跨学科性质。从字面的直接意义上讲,它是形容词性的政治(political)与名词性的哲学(philosophy)的结合,由此可以将之定义为关于政治的哲学研究。从学科上讲,它是政治学(politics)与哲学(philosophy)的跨学科结晶,因此可以在政治学与哲学两个学科或学科边际上定位。“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在‘政治哲学’这一表述中,‘哲学’表述处理的方式,这种处理既追根究底又包罗万象;‘政治的’既表示主题又表示功能。政治哲学以一种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方式处理政治事宜,因此,政治哲学的主题必须与目的、与政治行动的最终目的相同。”①但分析起来,政治哲学远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与政治学的跨学科运思,它广泛涉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并由此为自己聚集了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源。这是因为,政治哲学旨在揭示人类政治生活的深层秘密,不动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涉及人的自然科学的思想资源,是无法完成这一理论任务的。

   人类是必须过社会生活的动物,这与人类的群性特质有关。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与社会生活的秩序需求内在联系在一起。社会秩序的构成需要区分个人与社会、权力与权利、权威与服从、人治与法治等边界。因应于政治秩序所必须的社会集群的分层,无论是古代低度的社会分层,还是现代集群的高度分化,都需要经由社会政治生活的自然呈现与政治思想家的归纳设计两个驱动力,才能达到凸显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随着社会秩序朝向日益复杂的结构与功能演进,与之相伴随的政治哲学思考,也就必须借助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理论与实践资源,展开“追根究底”与“包罗万象”的交叠思索。政治哲学的追根究底,意味着它必须探析隐藏在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机理,不为表面的政治世相所迷惑,努力透入政治生活的表象背后去透察政治生活的深沉根源与一般原理。政治哲学的包罗万象,意味着透察政治生活的深层秘密,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事事物物加以透观,借助人类与之相关的所有思考成果,将各种学科的学理贯通起来,才足以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提炼出关于政治的普适结论。

   在政治哲学的追根究底与包罗万象之间有一个寻找适度的理论交叉点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假如政治哲学只在意呈现其包罗万象的特点,它就会失去理论聚焦点,失去自证其理论价值的特殊依托,丧失它存在的必要性。人们完全可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去各自自主地寻找关于什么是政治的答案,不必借助政治哲学的提点;或者从人们自己熟知的不同学科中借取资源以理解何谓政治,并不一定需要专门从政治哲学中寻找如何理解政治的智慧。反过来讲,假如政治哲学仅仅专注于追根究底,拒绝触类旁通,那么它就会变成凭空想象、无所依凭、随意断论。人们就此不必在各种知识与观察的基础上思考政治,只需要神秘的悟道。这显然是难以成立的说辞。基于政治哲学思考的包罗万象,就是要广泛借助各个学科的知识,同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式地观察社会政治生活,从而为政治哲学思考聚集丰厚的理论与实践资源。基于政治哲学思考的追根究底,就是要深思明察,在万源汇流、真假难辨、人眼迷离的现实世界中洞察政治生活的秘密,准确抓住政治生活的特质,鲜明凸显政治生活的实质。追根究底,不能无所依傍,必须有所发散,才有利于政治哲学思考展开真正有效的理论运思;包罗万象,不能漫无边际,必须有所收束,这才有益于政治哲学思考聚集真正有用的思想资源。

   政治哲学的包罗万象在理论上概括言之,需要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交叉科学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人文学科主要包括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交叉科学主要包括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种种学科,如社会生物学、管理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科学等。这些学科与政治哲学的交错运思是政治哲学跨学科聚集资源所必须。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哲学虽然不排斥任何学科提供的思想资源,但需要对疏密有致的学科关系进行甄别,这样才有助于政治哲学聚集起核心资源,为其追根究底提供重要的学术资源保障。

   相比较而言,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政治诗学、道德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五大学科之间的关系,对政治哲学研究具有更为明显的关联思考紧密度。这种紧密度主要从三个方面呈现出来:一是这几个学科与政治哲学关于何谓政治的追根究底直接相关,不仅仅是提供边际性的思想资源而已。它们在学科的基本问题预设、求解基本学术问题的进路、关注的社会秩序供给方式、提供的政治控制手段、预期的社会政治生活目标等方面,都有惊人的相关性甚至是一致性。二是这几个学科长期与政治哲学处于积极互动的状态,相关学科的学者与政治哲学界的学术商榷引人瞩目,激发了这些相邻学科对某些问题的共同关注,形成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如人所知,20世纪70年代以降,广义的政治神学家(如基督教神学家、灵知派政治思想家)对政治哲学家(如罗尔斯)的批评、哲学家(如哈贝马斯)与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商榷、伦理学家(如威廉斯)与政治哲学家的互动、法哲学家(如德沃金)与政治学家的商讨、社会(政治)哲学家(如桑德尔)对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尖锐批评,构成围绕政治哲学问题探究的时代思想景观。

   在与政治哲学紧密关联的五大学科中,也还有与政治哲学研究在关联性上的疏密程度差异。从比较意义上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政治诗学、道德哲学的紧张更为凸显,而与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比较意义相对较弱。这种疏密程度差异是在学科边际可比较的特定意义上讲的,不是在学科研究问题的一致性上讲的。换言之,由于法哲学、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在探究问题上的高度重合,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似乎没有必要放在不同学科的高度进行甄别。致力于探讨法的根本精神、国家与法的关系之类问题的法哲学,在学科与研究者定位上,几乎都可以被归入广义上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围。德沃金堪称一个在思想与学术阵营归属上的代表人物。②社会哲学在解释社会起源与国家建构的问题时,与政治哲学完全处于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状态,以至于有人径直将政治哲学命名为社会政治哲学(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③因此,分辨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政治诗学、道德哲学的关系,比分辨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社会哲学的关系,要相对重要一些。因为这三门学科既对政治哲学聚集学术资源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也对政治哲学廓清自己的学术边界构成压力,且对政治哲学的理论自证形成挤压态势:政治神学以对政治绝对价值的设定和解析,对政治哲学的价值追问构成高位的紧逼,让政治哲学不得不以各种形式回应政治的绝对价值预设难题。政治诗学以对政治生活的洞察和诗性表达,对政治哲学的理性特性构成直达本质的威胁,让政治哲学不得不紧张应对政治诗学对政治问题的穿透性挑战。道德哲学一直是政治哲学所依赖的价值供给者,对政治哲学的价值预设与正当性证成构成不可缺少的支撑条件,因此也就对政治哲学构成难以自证的学科高压,让政治哲学不得不借重道德哲学(伦理学)的理论资源,否则很难独立支撑政治哲学自己的理论地盘。

   政治哲学跨学科汲取资源,确实有益于它广为开拓学术论域,从而为自己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学术营养。从政治哲学的狭义界定上看,哲学与政治学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学术规范、认同广度、积累厚度、精英认受都远非很多学科所及。在政治学与哲学的边际上展开运思的政治哲学,自然从两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从广义的政治哲学视角看,如前所述,政治哲学从相邻、相近和相关学科那里借取的资源,从广度与深度上对人类拓展政治生活的认知与实践,带来了视野广阔的思考角度,造就了大为不同的特殊视角,促成了学科交叉特有的观察独特性,催生了学科互动才可能有的新鲜见解,创造了不同学科互动所推动的政治哲学繁荣。可以说,如果不是政治哲学的学科交叉性质,政治哲学不可能聚集如此丰厚的学术资源,展开如此具有创意的学术运思,收获如此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但也不能不看到,跨学科运思的政治哲学在广泛聚集相邻学科的有效学术资源的同时,却又将学术资源分摊到各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因此,仅就政治哲学独特的思想资源来讲,反而将其学术资源相应地摊薄了。摊薄资源有三层意思:一是政治哲学之外的学科尽管为政治哲学运思提供了思想资源,但却是以自己学科的名义与知识系统提供学术支持的,这就不能记在政治哲学名下。因此,政治哲学因为这样的资源受援状态反而降低了人们对其的认同程度。二是政治哲学之外的学科尽管为政治哲学运思提供了学术支持,但却是在自己的学术脉络和精英学者促成下完成的,这就不能归于政治哲学的学术统绪和精英贡献。因此,政治哲学因为这样的主观载体差异降低了人们对其的尊敬程度。三是政治哲学之外的学科尽管为政治哲学的运思提供了各种论述主题、评价参照和效用验证,但却是在各自的学术论述方式中、评价机制里、效用证明上得到确证的,这就不能单纯归于政治哲学的理论与实践功用。因此,政治哲学因为这样的理论与实践功效降低了人们对它的理论有效性与实践功效性的承认程度。据此,凸显了清理政治哲学与主要相邻学科边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必要,是因为它涉及政治哲学独立自存的理由;重要,是因为它涉及政治哲学能否对人们认知与实践政治发挥独特的效用。

   二、价值追问与政治神学

   政治哲学试图对社会政治生活追根究底,就必须对政治价值问题进行梳理。对世间提供价值支持的方式,可以区分为世俗的、人道主义的与神学的、反人道主义的两大类型。前者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也即是金里卡所说的自由主义民主传统,它“既是世俗的(不基于任何特殊的宗教传统),也是人道主义的(信奉人的内在道德价值)”④,但并不是所有的现代社会政治思想都可以归于这一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民主传统虽然居于主流地位,但在社会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发挥作用,“与之并存的却是保留在更宽泛的大众生活中的若干非自由主义的信念和常规,以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仍然持有的若干神学的和反人道主义的哲学分支”⑤。这些神学的与反人道主义的哲学分支可以是独立自存的,也可以是交错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譬如说,反对自由主义民主传统的宗教神学,同时也可以是反对人道主义传统的。反之亦然,反对人道主义传统的,也可以采取神学的思想形式。这两种政治思想类型之间就政治哲学诸主题展开的争执不是笔者关注的重心所在,笔者关注的焦点在于两种政治思想类型在争端中浮现的政治哲学学科归属问题。

无疑,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对政治哲学的影响是最全面、最深刻和最持久的。这是因为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欧的古希腊、罗马古代传统中断了,只有在神学名义下其他形式的学问才有机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因此,中世纪发展最为系统和成熟的学问体系就是基督教神学。尽管基督教神学借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形成所谓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实质已经与古希腊思想相去甚远,宗旨都在论证基督宗教信仰的唯一性和正确性。基督教神学是包罗万象的体系,这尤其体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一书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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