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处理再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 次 更新时间:2022-02-03 21: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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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成协议,就废除“日台和约”、日台关系的处理方式达成谅解,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下,中日邦交正常化并没有解决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此后,受国内政治及战略利益影响,日方不忠实履行协议、违背联合声明宗旨和精神的动作时有出现,导致中日之间“台湾问题”反复凸显。由于《中日联合声明》没有触及日美安保体制、“台湾条款”等,这就为日本借由强化日美军事合作介入台海局势留下了空间。日本涉台政策受到“复合逻辑”的支配。鉴于无法正面挑战《中日联合声明》,日本遂将日美安保体制的运用作为介入台湾问题的重要路径。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日美“以台制华”的共同利益增强。加之国内相关法制的调整,日本干预台湾问题的动机、能力无疑都在增大。

  

   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焦点问题。1972年9月,中日两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以“政治解决”方式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形势下,中日不可能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日美安保体制、“台湾条款”等未被触及。尔后近50年来,日本亲台势力借台湾问题干扰中日关系的动作从未停止。近年,日本政府涉台政策也出现消极变化。2021年3月、4月,日美在外长加防长“2+2”会谈、首脑会谈后均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表示关切。8月、12月,日本自民党先后两次与台湾民进党举行所谓“执政党2+2”会谈,谋求变相发展对台实质关系。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也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铸就了现代中日关系的原点,而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无疑是“原点的原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即将迎来50周年之际,针对日方在涉台问题上变本加厉的消极动向,以及日本学界有人对日方曾就台湾问题做出承诺、同意“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出质疑,在学界前期研究基础上重新梳理、审视那一段历史,对于澄清事实、透析日本涉台政策的发展演变,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中日关系真正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台湾问题何以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焦点

   分析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不能脱离当时的世界和地区形势。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焦点,与冷战这一国际背景直接相关。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笼,东西方冷战爆发。此后,东亚地区“冷战结构”因抗美援朝战争而进一步固化,美国对华采取敌视、封锁政策。从冷战爆发至70年代初这四分之一世纪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发展变化,既积蓄了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能量,如: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打开和解之门等,同时又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主要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方向产生了明显的规定性作用。

   (一)美英等国单独对日媾和,台湾面临被长期非法侵占的风险

   出于冷战需要,1947年以后美国对日政策迅速转向,从削弱日本、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改为扶植、重新武装日本。1951年9月,美英等48个国家与日本单独媾和,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其中第二条规定,日本国“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这就改变了1943年12月《开罗宣言》以及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内容。这也为后来美国、日本以及台湾一些人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提供了依据。

   1951年7月美英公布“旧金山和约”草案后,8月1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受权发表声明指出,美英草案“破坏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的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和协定及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远东委员会所通过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等重要国际协定”。根据上述这些国际协定,美英两国不得单独对日媾和,和约准备工作应由在敌国投降条款上签字的成员国进行。“和约”签字后,周恩来又于9月18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和约,这只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此后,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因而“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是绝对不予承认的。

   (二)日美建立安保体制,内含涉台干预机制

   冷战时期,对日、对台政策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棋盘上的“棋子”,而建立美日安保机制、拉日本介入台湾问题是其中关键步骤。1951年2月9日,美日草签作为安保条约雏形的《美日集体自卫协定》,其中规定美军以日本为基地,作战范围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但此后美方担心朝鲜半岛战事扩大到台湾地区,遂要求修改协定,将台湾纳入其中。7月30日,美方向日方提交“安保条约草案”,其中增加了“远东条款”。美方解释称,“远东条款”旨在明确当日本以外地区发生像朝鲜那样的事变时,如何调动在日美军。1951年9月美日签署“安保条约”,“远东条款”成为其中第一条。据此,驻日美军得以出击台湾等地,美日涉台战时协调合作机制形成。1960年1月,美日签署“新安保条约”,“远东条款”得以保留,成为其中的第六条,“防卫台湾”在日美安保体制中的地位由此固化。此后,“远东”范围成为日本国会争论焦点。1960年2月26日,迫于中苏反对和日本国内舆论压力,岸信介政府对此发表“统一见解”,称“该地区大体上是菲律宾以北、日本及其周边的地区,韩国和中华民国控制下的地区亦包括在内”。这等于宣布台湾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重点适用对象。

   1969年11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前夕,美国以“归还”琉球为条件,换取日方同意美国从日本本土和琉球出兵朝鲜和台湾。11月21日,日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1972年“归还”琉球,并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这个所谓“台湾条款”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继“远东条款”之后,再次暴露了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1972年8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日,为即将到来的美日领导人会谈做准备。在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中,基辛格关心日美安保体制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系,要求日方与中国复交后,对美国给予照顾,确保驻日美军“防卫台湾”不受影响。访日后,基辛格在给尼克松总统的报告中称,田中政权没有否认1969年的《尼克松—佐藤公报》(其中包含“台湾条款”)。但基辛格仍担心,田中角荣访华期间,中国会提出要求,从而妨碍美国对台湾和韩国履行防卫承诺。对美国来说,不使日本就此与中方达成一致非常重要。8月31日至9月1日,尼克松在檀香山与田中角荣举行会谈。美方目的之一仍是确认日本不妨碍美国使用驻日基地,同时“分离中国和日本”。正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在此后的北京会谈中,日方一再向中方确认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会影响日美安保体制。

   (三)“日台和约”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使邦交正常化面临重大障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表示愿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原则下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而日本吉田茂内阁追随美国对华政策,尽管有过争取“外交自主性”的尝试,但最终迫于美方压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的情况下,于1952年4月28日与台湾签订了《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日台和约”)。“日台和约”承认“旧金山和约”中有关台湾的条款内容,其中第一条称“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之战争状态,自本约发生效力之日起,即告终止”。第二条规定,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二条,承认“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但没有提及这些领土的归属)。第十条则将“和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中华民国”实际控制的区域。这暴露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战略意图。

   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谋求以联合国为舞台制造“两个中国”,但这一构想随着1964年中法建交、法台“断交”而宣告失败。60年代后期,日本对华政策继续以承认蒋介石集团为前提。同时,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已是大势所趋,佐藤内阁于是推动实现蒋介石集团的“台湾化”,并为此启动对台经援。此后,随着中苏爆发边境冲突、中美接近等国际政治的“地壳变动”,加之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伐加快。但为换取美国“归还”琉球,日本确认将保持对台湾问题的介入。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夕,美国尼克松政府炮制“两项提案”(即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及“双重代表权”提案),继续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制造“两个中国”,而日本佐藤政府决定作为其联合提案国。日本外务省人士甚至公开宣称,“坚决把台湾和中国分离开,是日本安全上不可缺少的因素”。对此,中方痛斥佐藤内阁毫无忌惮地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2、北京会谈:以“中日复交三原则”为核心的谈判过程

   1972年,中方抓住日本政权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推进以争取日本政府领导人访华为目标的超党派外交。在此过程中,“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中日复交三原则”逐步形成。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享有作为国际法行为主体订立和平条约、结束战争状态的权利和义务,是中国关于国家主权合法性的基本诉求,也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规定性前提。因此,认同“中日复交三原则”构成了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前提,废除“日台和约”、结束战争状态等也就成为邦交正常化谈判的焦点。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四天时间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四次会谈,其中三次谈的是台湾问题。通过将9月29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复交三原则”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中日双方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

   (一)双方同意分“两步走”实现邦交正常化

   在第一次总理会谈中,田中角荣希望中方考虑日中邦交正常化对台湾的影响,提出日中邦交正常化先采用两国政府共同声明的形式,随后再在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也表示,恢复邦交正常化是日中友好的第一步。周恩来总理赞成以联合声明形式,而不是条约形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还高度评价了日方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政治上解决的建议。实际上,在1972年7月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会谈中,周恩来即表达了“细节问题留给以后解决,大的方面不能等”的意见。

   (二)双方就“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成协议

   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在两国总理会谈基础上,两国外长也就邦交正常化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多次会谈,达成谅解,并对联合声明的表述达成一致意见。这在“政治解决”的语境下,实际宣告了日本政府承认世界上不存在“两个中国”,台湾不代表中国,否定了“台湾归属未定论”和“一中一台”论调。实际上,在1972年7月与竹入义胜的会谈中,关于日本承认“一个中国”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即介绍了中美谈判的处理方式。

   (三)就废除“日台和约”、日台关系的处理方式达成谅解

在第一次总理会谈中,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表示,日方理解中方提出的“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主张,但该和约已经过日本国会批准,如果日本政府在联合声明中赞同中方见解,会在国内被指责为一直欺骗国会和民众。因此,日方主张采取“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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