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Haganah］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一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

　　

　　 70 Lacouture，前面所引述的著作（Vietnam: Between the Two Truces）第188页。这位军事发言人继续（不吉利地）说，这是我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会遭遇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反应”。

　　

　　 (71) 指1966年2月美国与南越政府联合召开的第13次檀香山会议，美国在会上提出了对越南的军事战略，之后开启了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

　　

　　 (72) 指1966年10月23日召开的马尼拉会议。美国宣称，如果北越武装撤回越南北部，美国及其盟国也会在六个月内从南越撤军。

　　

　　 (74) 指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1961—1969年任美国国务卿。

　　

　　 (75) 麦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时任《纽约时报》记者。

　　

　　 73 查尔斯·莫尔（Charles Mohr），《纽约时报》，1966年2月11日。着重部分是我引用时添加的。

　　

　　 76 《纽约时报》，1966年2月18日。

　　

　　 (77) 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1917—2000），美国情报专家、外交历史学家，曾先后担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事务顾问，离开政府工作后先后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

　　

　　 (79) “慕尼黑类比”是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学中常见的经典实例。1938年9月29日，德、意、英、法四国在慕尼黑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地区割让给德国。英、法当时迫于德国的战争威胁，逼迫捷克斯洛伐克让步，而签署协定时捷克斯洛伐克却无权出席会议。一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事件被称为“慕尼黑阴谋”，由此产生了“慕尼黑类比”这种思维方式，即认为绥靖政策毫无作用，反而会鼓励侵略，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后来当美国对与其敌对的国家采取安抚、妥协的外交政策时，有人就用慕尼黑类比指其重犯“二战”前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错误。

　　

　　 78 William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 Asia,” in Alastair Buchan, ed., China and the Peace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29-30.

　　

　　 (80)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1900—1965），美国政治家、外交家，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美国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未果，1961—1965年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8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对希特勒纳粹政府实行了绥靖政策，他因此备受谴责。

　　

　　 82 前面所引述的著作，第80页。

　　

　　 (84) “必要之恶”指为了全体利益而选择做某件恶行或含有恶意的事情。政治上通常指政府等国家机器的存在是必要之恶。

　　

　　 83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 191-201. 例子随处可见。

　　

　　 (86) 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04—1980），德裔犹太人，美国政治学家、国际法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曾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对越政策。

　　

　　 (88)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又称《国策基准》），这份纲要伪称要成为东亚的和平势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实质上是日本法西斯势力试图称霸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纲领性文件。日本官方对国内的宣传与应对国联调查时的回应亦采取此类口径。

　　

　　 (89) 此处指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美国政治家，1933—1944年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因创立联合国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5 Rostow and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10.

　　

　　 87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 128.

　　

　　 (90) 皮阿斯特（piaster）是1955—1975年越南南方所使用的货币单位，当时的1皮阿斯特相当于1美元。

　　

　　 91 Lindholm，前面所引述的著作（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第322页。

　　

　　

页。）

　　

　　

　　

李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