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随李零先生回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2 次 更新时间:2022-01-30 23: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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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父亲有老家,我没有。即便我的履历表上籍贯一直写的是江苏丰县,可那就是个抽象的概念,不会常驻自己的心里。读老一辈学者的书,才慢慢知道家乡的意味。费孝通先生的开弦弓、林耀华先生的古田,都是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苏南江村和闽北山区有着不同的乡土社会生态,也注定他们选择了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不同学术路向。家乡,是他们埋在心灵土地中的种子,既是一种需要不断返回的绵延记忆,也注定会成为他们看待世界的范式,将自己的生养之地扩展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生命可能。

   在我熟悉亲近的朋友那里,也有好些“家乡的学问”。郑振满一辈子都在破译他的莆田密码;王铭铭总将“刺桐城”说成世界的中心;李零先生,把他的山西老家写成了“大地文章”……费孝通先生曾说“家乡美味如梦多”(《话说乡味》),一旦什么东西进入梦里,便必成他的“命运”了,那就是他寄托精神的地方,逃也逃不掉。

   一

   与李零先生熟识,不过几年的时间。我常常没大没小,先生也不讲老少,就有了忘年的交情。我们曾一起外出考察,去额济纳旗是文研院组织的活动,他逢人就介绍我是领导;去宝鸡和凤翔,是他借学术会议的机会,领着我到处访古,我像个小孩子一样跟在他屁股后面转悠。此间,我们还重访了先生从事考古田野工作的处女地,其中很多涉及学问人情的故事,他写了文章发表在《读书》上。

   与先生一起,多的还是吃饭聊天。聊得最嗨的地方,就是他讲老家的奇闻逸事,或是发生在他表兄、堂妹、侄甥辈以及武乡老西儿的那些个故事。他兴致盎然,模仿加表演,几乎要用上唱念做打的功夫,不免引得我对他的家乡心驰神往。我开始慢慢懂得,家乡对先生意味着什么。对一个学者来说,学问不是倒着走的,不是等到他闭门造车再学富五车的时候,再回到家乡为祖上和老乡带来无上荣光,而是在他的学术生命里,始终保藏着家乡风土注入的基因。

   先生的老家,在山西省武乡县北良侯村。可他生于河北邢台,长于北京,到了五岁那年,才跟随父母回老家为爷爷奔丧。他曾在《我们的中国》中回忆过那次模糊的记忆:“老家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大地文章》)到了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才再回家乡,“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种地、教小学、当广播员”,给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看先生的书,很容易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可知道了又如何?一个没有家乡的人,仅仅通过几段文字,怎能懂得写在脸上、藏在心中的家乡味道?怎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他的心路旅程?我对先生和他的家乡越来越有兴趣,这既是社会学者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田野渴望,也出于一位学界榜样的召唤力量,当然,我自己也有个小私心:作为一个没有家乡的学人,又如何在将来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往。

   好在李零先生有个习惯,总是喜欢带着三五好友回他的山西老家看看。这不,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给我电话说,有没有兴趣随他再回家乡一趟。接到电话,我倒有些迫不及待了,看物看景倒是其次,他给了我研究他的机会,说不定也给了我省察自己的机会!

   二

   一个人的家乡,并非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点,而是从面到线、从线到点构成的一个网络系统。李零先生曾从“中国山水”的大概念出发,“以山定水,以水定路”,勾勒出太行山脉的方位、坐标、坡度和路向,即所谓的“太行八陉”。有了这些穿梭山间、顺水而行的古道,便会有历史上人们“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古迹,有了城邑、村落、墓葬、寺庙、石窟、关隘……

   武乡在太原以南、长治以北,夹处于太行为东、太岳为西两道山脉的腹地中,这片由浊漳河冲积成的潞安盆地,就是历史上的上党地区。而太原、太谷、祁县,南至临汾,与上党分隔于太岳山,则属于汾河流域。先生有一方印,戏称为“上党老西”,虽说这是外地人用来形容“抠门儿”的词,他也笑而纳之,说那可是“节俭”的美德。先生常引用苏东坡的诗句“上党从来天下脊”,说明这个地方“上与天齐”,是了不得的地方,既是战略要冲,兵家必争之地,也层累着各个时代的历史,是文化荟萃之地。“人说山西好风光”,既然上党齐天,好上之好,就该是此次行程最后的高潮,要徐徐来临。

   随李零先生回家的第一站路程,是太原和榆次。在这里,只看古物,不看风光。短短两天,我们在各大博物馆中穿行,整个山西,那些没有上调京城的好物件、名物件,都收在眼底。有的物件历史久远,上至商周,有的物件信息丰厚,有的物件美轮美奂,有的物件光是体量或面积便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先生像往常一样,端着相机认真拍照,遇到他感兴趣的重点文物,便细细端详,间或与同行们论说一二。只是他近来手抖得厉害,他笑称为“一级震颤”。

   博物馆其实就是个文字库、符码库,所有陈列都屏蔽了人文和历史环境,并非活的呈现。我只知道,传统的书画如此陈列与展现,没有了海德格尔说的那种“上手状态”,就不会有真正存在的气息,也许考古和历史学家也有相似的感受吧。这些古物可用来归类、分型、化验、断代、解析,形成一个复杂的知识系统。不过,这次,也有偏得。我们有幸参观了山西博物院还未揭幕的永乐宫特展,流光溢彩的琉璃屋脊,造型雄伟而又充满着律动,令人惊叹,而造像残妆上朵朵袅袅盘升的祥云,让人无限遐想那曾经的华美,只能在一瞬的浮现中。也许,历史的本质即在于此,永乐宫已然归置他处,她的美是否还可得见?这让我想起了萨福的诗:

   当她从流放地返回家乡,

   但是你已经忘记了一切。(萨福:《是你说的,阿缇斯》)

   博物馆的好处,是字识得多了,便会对此地上下、前后、左右的历史有个通观的了解,对于文化的等级和重量,以及形式上的最大可能性,即所谓的艺术特征,形成深刻的印象。博物馆不能呈现家乡的气息和风貌,却可以作为丰厚的背景,从信息上强化人的认识。

   我们还顺道拜见了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和山西督军府的旧址。也许,从古今之间见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近代山西,从未落在时代的后面,国民师范学校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一,规制完备,样貌堂堂,虽然很大一部分建筑已被拆除,却有着不凡的气调。督军府则是一座几进几出的院落,足可想见当年的威势,只可惜山西境内的考古重器(如义方彝)虽专门陈设,却与好些个假古董同处一院,煞了风景,也害了心情。古今之间真是变幻无穷,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常常伴生在一起,也算是一种调适吧。

   文峰塔和宣文佛塔,是太原的地标。我们到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这里空无一人,同行的朋友兴奋极了,据说这里文运泰来,便争着为孩子们的美好未来登高望远。李零先生说,双塔公园的烈士陵园里曾葬着他的三舅,几年前,他的表兄办了件大事:将父亲接回老家,安葬在家族的墓地里。他还说,这位表哥,就是他上山下乡做小学教师的那个学校的校长。看了那么多的古物,活生生的人终于要出现了。我特别期待这样的场景,那位身为农民的老先生,将自己的父亲从烈士陵园迁葬到老家墓地的老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三

   出了太原,我们的车在汾河平原上一路向南,先生常说的“走会”,也就开始了。“大会不如小会,小会不如走会”,是他的一贯说法,也是他常年来的体会。先生喜欢咖啡馆或饭桌上的闲聊,从来没有主题,聊到哪里谁也不会知道,要是同事朋友们一起出行,精神头就全来了。人一放松,见的东西便新鲜,说的话题也新鲜,再加上车窗掠过的风景,一切都很敞亮。这样的情形,当然也会在我们的车子里发生。这不,下一站是先生特意为我安排的,说是去祁县的渠家大院,给我个认祖归宗的机会。由此,便自然说起了祖先的话题。

   他说:“山西有好多个大院,我连一个也没去过……我怀疑,我就是胡人的后代,是从贝加尔湖来的。”欸?我记得当年父亲也讲起过,渠姓不在百家姓中,也是源出山西,多半是胡人的后代,说不定也是从贝加尔湖来的。同行的张辉老师,也兴奋了起来:“我虽是个南通人,可南通这地方尤其说不清楚,保不齐就是蒙古人种,离贝加尔湖更近。”说着说着,先生又提起极为久远的山西历史,晋的起源,以及春秋五霸的晋、三家分晋的晋……

   说来滑稽,原本是要来先生的家乡,却要先探访我的“家乡”。可这家大院又哪里是我的家乡啊!说实话,渠姓的确源出山西,这些年渠氏宗亲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渠姓全国人口总数不到十万,仅仅分布于山西、江苏、河南和河北,据说这些地方的渠姓,都聚集在祁县,又修谱又建祠,不亦乐乎。渠姓来自昭余祁古城,渠家的发迹在明末和清代;其实,我们徐州的那支早在山西票号发家之前,就响应国家号召,背井离乡,迁移到明代的黄泛区了。

   只有穷人走了,富人才能成为富人。眼见号称“渠半城”的渠家大院层层落落、密密森森的样子,别说是要寻的老家了,就连当作客栈让我住一宿,都会满身不自在。更别说,人住的地方,非得搞成雕梁画栋、琼楼玉宇的气派,确实是有钱人、暴发户的作风。难怪先生一个大院也没去过,即便是这一次,他也在靠近门房的小院里坐着,一直等到我们参观完毕。显然,各式大院,不是先生心目中的山西,他极不喜欢奢华之风,更不喜欢纯粹的门面,他最看重那些朴实无华的历史,以及积淀在人身上最为自然的气息,唯有此,才是先人最丰厚的馈赠。

   这所比附意义上的豪华版老家,没有给我带来亲近感,相反,我倒是比游客还像游客。对现代人来说,同姓同源,并不会像古人那样形成一种天然的认同,生命中距离很远的地方,再贴上多少乡缘的标签,也无法成为自己真实的组成部分。这一程,本是来寻家的,却发现家乡更为遥远,更为模糊,几乎不曾存在过。

   四

   离开祁县,来到平遥。对古城,我们并无再访的兴趣,此行的目的,是镇国寺和双林寺。

   镇国寺距平遥城不远,仅十三公里。穿过山门,即天王殿,在元塑四大天王的怪异目光的注视下,万佛殿便在眼前。我不得不说,那一刻,确实吃了一惊!很少遇见如此美的建筑,初见的感觉如早恋般,竟有些许喘息的困难。文献上讲:万佛殿面阔三间,进身六架椽,殿顶为单檐九脊歇山式;柱头斗栱铺作叠架五层,七铺作,双杪双下昂,重偷心造,与五台山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法式相同。

   我不太懂古法营造的机理,却可以凭直觉感受其非同寻常的美:建筑的主体方方正正,台基很矮,仿佛一个人稳稳地盘坐着,敦实有力,端庄有礼,温厚而雍容。然而,大殿飞挑出的檐角,呈现出几条大幅度的曲线,伸展得既深又远,如庄子笔下鲲鹏的翅膀,又如唐代宫廷乐舞中的霓裳,舒展自如,稳重而又轻灵。万佛殿的出檐将近三米,如此庞大的重量,需要硕大的斗栱来做支撑,木作结构相当繁复。其厚实的重量与轻盈的姿态似乎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却协调得如此完美,古人讲的“气韵生动”,由此足可以得到玩味了。

   万佛殿内的脊檩下,写有“维大汉天会七年岁次癸亥叁月建造”的墨书题记,说明它建于五代十国的北汉时期。当年宋太祖三征北汉未果,直到宋太宗才完成此业,焚毁晋阳,历史才告一段落。尚不知当年的镇国寺(原名京城寺)经历过怎样的厄运,或是幸运地逃过了浩劫。如今它与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和平顺大云院弥陀殿,同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有碑文和题记佐证的三座五代木结构古建筑,弥足珍贵。

有专家说过,万佛殿唐风犹存,同佛光寺的东大殿一样,给了我们“仍可看到”的幸运。虽说金、元、明各代屡次修葺或改建,但古风仍在,气度如初。这不禁让我想起今天依然流传的唐画,多为宋代的摹本,其中流淌的气息,是否也像万佛殿般,依然活在不变的精神里呢?坊间也常有人说,唯有日本的建筑遗存了唐风,可此话又该怎讲呢?当年日本人从宋画中只择去了梁楷、牧溪的画风,既不见范、李、郭的浩然之气,也没得马、夏的真传,中国文化中的堂正气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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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1期、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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