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期中共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立者，他们无论是理论水平、革命意志还是实际工作能力总体上都非常优秀，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舞台上却少有他们的身影，其原因如下：第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组织重要成员在大革命前后过早地牺牲或者病逝。第二，他们对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高度重视、格外重视，有的时候超过了对于特定环境下组织路线的重视，当实际工作中出现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认识上与执行上的差距时，他们所长期浸染的政治文化会造成其中部分人物的政治实践产生偏向于思想路线的特点。第三，北京地区党组织受到重用的多数是国内大学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而在1927年之后，革命干部的主体变为工农干部和莫斯科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原来的这些国内高校知识分子都退为次要，占党内干部的比例越来越低。第四，1927至193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以湘鄂赣闽粤豫皖川等南方红色根据地为中心，在这些地域成长了一大批领导干部，而此时，北方的苏维埃革命之火远远没有形成燎原之势，该地域干部的成长发展自然受到了一定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从早期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长期互相交叉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中原、西北、东北等早期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是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延续和升华。

关键词：中共北京党组织  李大钊   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

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与价值阐释研究”（21JCA002）阶段性成果。

北京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两个组织之一，早期北京党组织（1921—1927）的成员很多都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同时他们中很多人为党的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舞台上，却少见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的身影，其原因何在？本文就此展开一些分析。

一

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

目前学术界能够确定的1920年北京党组织成员至少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张太雷、李梅羹、吴雨铭、宋介、江浩等15人。这15人中，牺牲或病逝的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病逝）、范鸿劼、缪伯英（病逝）、何孟雄、张太雷、江浩（病逝）、李梅羹（病逝），被开除出党的有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吴雨铭[1]。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杀害，邓中夏1933年9月21日被杀害于雨花台，何孟雄1931年2月7日牺牲于上海，范鸿劼与李大钊同时牺牲，张太雷1927年12月12日牺牲于广州起义之中，李梅羹1934年病逝，缪伯英1929年病逝，高君宇1925年病逝。罗章龙虽然活到1995年，但他在1931年被开除出党，没有了在党内发展的机会。刘仁静因为交通事故于1987年离世，但他1929年因为参加托派而被开除出党。张国焘1938年因为叛变被开除党籍，1979年在加拿大病逝。吴雨铭在1931年与罗章龙一起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而被开除出党，后来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逮捕，1959年病逝于监狱。可以说，北京早期党小组多数成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他们信念坚定、斗志昂扬、目光远大、敢于牺牲。虽然也有个别的叛徒和脱党分子，但所占比例不高。

中共一大后北京地委成立，由李大钊任书记，罗章龙、高君宇、李梅羹为地委委员。1922年，范鸿劼担任北京地委委员长，张昆弟、包惠僧、何孟雄、安体诚任委员(这届委员除包惠僧外，大革命前后全部牺牲。张昆弟1932年被“左”倾主义路线执行者杀害于湘鄂西根据地，安体诚于1927年5月被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

1923年7月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何孟雄担任委员长，张昆弟、范鸿劼、张国焘担任委员。1924年3月北京区委和地委改组，李大钊担任委员长，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范鸿劼担任委员。1924年秋，赵世炎担任委员长，范鸿劼、高君宇、陈为人、彭桂生、李国喧等担任委员。1925年春，陈乔年担任书记，赵世炎、范鸿劼、陈为人、彭桂生（后成为托派）、李国喧担任委员。1925年9月新的北京地委成立，赵世炎担任书记，陈为人、李国喧、陈毅为委员。1926年1月刘伯庄（后成为托派）任北京地委书记，陈为人、卓恺泽（牺牲）、李渤海（后成为叛徒，改名黎天才）担任委员[2]。

以上北京地委和北京区委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多数人牺牲或者病逝在工作岗位。赵世炎1927年牺牲，陈为人1937年病逝。彭桂生虽然到1992年才去世，但其1929年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党籍。李国喧大革命后的史料缺乏，至少没有参加重要党内外活动。刘伯庄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脱离党组织，最后成为托派分子。卓恺泽1928年在湖北工作时被捕牺牲。李渤海1927年在北京被捕后叛变，参加了东北军。

北京地区党组织成员在大革命时期担任党中央重要职务的很多，但是此后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关于此，我们可以看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中共七届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洛甫）、蔡畅（女）、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陈绍禹（王明）、秦邦宪。

中共七大产生的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位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北京党组织。44名中央委员中只有一位（陈毅）[3]是大革命时期北京地方组织成员。

综合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早期北京地方党组织而言，虽然也有叛徒和脱党分子出现，但这是个别现象。其成员总体上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很多人成为烈士，展现出伟大的牺牲精神，无愧于大钊先生开创和孕育出来的“党的最早发源地”的荣誉。其二，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在大革命之后中国革命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很少，其重要原因是该组织众多在建党初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因为被反动派绞杀而过早地牺牲了。

二

北大师生风格气质与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政治品格

现在确认的中共一大前的北京党小组15个成员中12人是北大师生，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张太雷、李梅羹、吴雨铭，只有缪伯英、宋介、江浩不是北大师生。缪伯英是北京女师毕业生，宋介是私立中国大学的学生，江浩是国会议员。但是他们三人都积极参加北大马克思主义活动，缪伯英和北大学生何孟雄学生时代就是恋人，后来结为夫妻。所以，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总体上深受北大风格的影响，刻上了浓郁鲜明的北大人的色彩，他们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走在全国的前列。李大钊是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理论家、革命家之一，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方面也都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撰写了很多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精通日语，罗章龙是北大德语系学生，刘仁静是北大英语系学生，他们都可以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招生办法明确提到，招生考试科目“文法科以国文及外国语为主要，理科以数学及外国语为主要”[4]，可见当时入学北大的学生大都有一定的外语基础，他们在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比很多人都有优势。在当时的中国，北京大学还是汇集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资料以及众多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的地方，这些人才中很多成为此后北京党组织的中坚力量。所以在建党初期，北京党组织整体的理论水平在全国党组织之中居于前列。1920年11月，早期北京党组织创办面向工人群体的《劳动音》。1921年党成立前夕，又创办了《工人周刊》，报道国际国内工人受压迫的情况，鼓励工人起来反抗压迫、改善经济状况、举行罢工斗争。1924年北京地委创办《政治生活》，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扩大马列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北京党组织创办的这些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如《劳动音》《工人周刊》都很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唤醒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中国产业工人进行阶级革命。《劳动音》创刊号从理论上说明劳动对于人类进步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是“进化的原动力”“世界文明的根源”，提倡“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排斥那些不从事劳动而用强力占用别人劳动成果的寄生虫，为此该刊物着力宣传劳动神圣，“阐明真理，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改良社会的组织”[5]。同时，该刊物还着力介绍国内外工人运动情况。例如在创刊号上，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的情况[6]。第五期中《纪南京机织工人暴动情形》报道了当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动态，鼓动工人们“常做示威运动，每逢有人妨害你们的安全，你们总可以结对出来游行或者用武力解决，就是军队和警察，他们见人多，也必定不敢和你们对抗的”[7]，明确号召工人们起来斗争，反对资本家剥削、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处境。可以说，北京党组织创办的这些报刊充分地表明了其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走在全国的前列。

二是理想高远、情怀深厚、革命自觉性强大。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基本都受过大学以上教育，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是长期思考、自觉学习、理性选择的结果，不是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从生计的角度来看，北大师生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的社会上处于比较好的水准，因为他们大都出身富农或城市有产阶层。陈独秀在1917年受聘北大文科学长后月薪为300银圆，还有稿费收入，可以说经济上属于比较富裕。李大钊出身于走向小康水平的耕读之家[8]，其在1917年受聘北大图书馆部主任月薪为120银圆；1920年受聘教授后，加上兼课等其他薪酬，月收入应在200银圆以上[9]，在当时社会属中上水平[10]。张国焘出身地主家庭，从小生活条件较为优渥，其参与北京党小组在长辛店发动工人时，自掏腰包支付了工人补习班最初所需的费用。邓中夏出身于湖南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参与中共早期革命活动时，他先后在保定高师、上海大学等学校任教，收入不少，在维持基本需要之外，还常资助进步学生[11]。这说明他们参与中共早期革命活动不是一时的冲动，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出于生计的考虑，而是基于追求真理、改造中国和世界。所以，他们对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改造中国怀有崇高的理想和深厚的情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险阻有着清醒的认识，对革命有很强的自觉性。他们选择此革命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为中国寻找光明的前途、为了救国救民。正是基于此，北京党组织早期领导人总体上革命斗志旺盛、态度坚决、斗争性强、立场坚定。

三是对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高度重视和切实践行。北大人理想主义浓厚，认准真理之后绝不妥协，在思想认识没有改变之前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方向。此特点决定了他们对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高度重视，有的时候超过了对于特定环境下组织路线的重视。这在陈独秀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就因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共党内事务过多干涉而与其公开争吵，甚至主动拒绝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后来，马林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后，他公开提出反对，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12]。陈独秀的这个举动就是典型的思想路线高于组织路线的做法，对于思想上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即使有组织决定也不轻易听从。与此类似的是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行动。1931年1月7日，在纠正“立三路线”的大背景下，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会议开了一天，37人参会：中央委员22人，非中央委员15人（包括王明、博古等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年轻人）。这个会议的程序是有问题的，赋予了一些没有选举资格的人以选举权。会议选举的结果是原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政治局，陈郁、任弼时、王明、刘少奇、王克全进入政治局；原中央委员会委员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补选了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王尽仁、黄苏、王明、沈泽民、夏曦、曾炳春9人。反对派的灵魂人物罗章龙、何孟雄被刻意压制——罗章龙没有进政治局，何孟雄没有进中央委员会；王明从会议前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普通党员身份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3]。罗章龙、何孟雄是早期全国党组织尤其是北京党组织的重要人物，他们对米夫违背程序、一手包办扶持王明上台的四中全会不满意，认为它不合法、不合程序，一直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罗章龙本人后来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从服从党的组织路线的角度看，罗章龙的这个行为毋庸置疑是错误的，中共中央在组织结论上认为其是“分裂中央”。罗章龙等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也是因为把思想路线视为根本问题，在没有从思想上认可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之前，宁愿犯组织错误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原则。

虽然我们党一直强调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一致，而且早期北京党组织也一直严格按照这个原则来要求党员，并严格执行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当出现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认识与执行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时，个别早期党组织成员，有时会在政治实践中出现偏向思想路线的特点。这也可以说是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总体理想性政治品格的反映。罗章龙和何孟雄在建党初期就主张，“中国革命的命运固然应由群众自己掌握，但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只要大家意志坚强统一，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14]。这种强调民主的价值取向自然深受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文化的影响，他们常常倾向于将思想上、政治上理解不了的问题诉诸民主讨论，而不愿接受组织处理。当然本文不是要刻意渲染北大人这种思想路线第一的色彩，只是想说明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所具有的偏重思想路线的内在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导致其可能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呈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当然，在一般的、具体的工作中，北京党组织成员和全国党组织成员在执行党的组织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区别。

三

工作环境对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影响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北京党组织成员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很多重要成员，如李大钊、范鸿劼、高君宇、陈为人等高级干部，长期在北京地区工作。他们愿意、能够长期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是组织安排、工作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需要，但同时也与早期北京党组织营造的和谐、民主、融洽的工作环境密切相关。李大钊谦虚、民主、老练、厚道、沉静的处事风格为早期北京党组织团结、融洽的工作氛围营造提供了领导力的保证。王一知回忆道：“每当同志们有了意见分歧、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只要大钊同志一讲，问题就迎刃而解。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会上，几个同志为了一些生活问题争论得很厉害，大钊同志最后才发言，他和颜悦色地讲了许多语重心长的话。当他说到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句话时，争论的双方都惭愧地低下头来。大钊同志要求大家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几位同志在李大钊帮助下，重新团结起来，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15]

罗章龙这样提及大钊先生的工作：“守常生前一直负责主持北方区委工作。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守常同志在北方建党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区委成员最初人数较少，且北大同学居多。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北方区委成员中逐渐增加了产业工人的成份，先后相继参加区委领导的有京汉铁路的史文彬、津浦铁路的王荷波、京奉铁路的邓培、胶济铁路的郭恒祥、正太铁路的孙云鹏及张清泰等。这些工人领袖参加区委领导后，工作局面大为改观，区委发挥集体力量，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16]

“守常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何况革命同志更非他人可比，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应比家人还亲’。”“在人事制度方面，北方区委任用干部，本着大公无私，不分亲疏，不讲派系，一视同仁；是非升黜，全凭革命品德才能，及在革命实践中的贡献为主；赏罚付诸群众，曲直自有公评。”“在北方区党内生活纪律严明，战斗行列组织严整，士气旺盛，同志间和谐合作，心情愉快，各级领导工作同志都实行以德服人，反对压服，摒除那些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坏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养成见利不争，见害不避，北方数以百计的干部，在对敌斗争中与全体党员一道，均能临危不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很少有降敌，为虎作伥的情事。”[17]

大钊先生的这些工作思路和工作风格对于维护党内团结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是北京乃至北方党组织的精神导师，其正直正气的工作作风、人格品质和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信念，总体上影响了整个北方区委、北京地区领导人的政治风格。在大革命失败前，以他为首英勇牺牲的北方区烈士，前后不下百数十人，著名的有游天洋、戴培元、王忠秀、李味农、李季达、江震寰、胡信之、伦克忠、邓培、王仲一、王荷波等，这些烈士们精神风范的形成无疑受到大钊先生深刻的熏陶和影响。

大革命时期北京党组织几乎承担了整个黄河以北的党的工作，这减少了北京地区干部交流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而长期待在北京地区，干部缺乏在不同岗位上展示自己才干的机会，他们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发挥更多、更大作用的空间就明显减小了。

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在后来担任党内高层职位者较少，与当时北京地区党员的主体成分结构也有一定关系。北京地区的党组织是在大钊先生直接、间接影响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由于他本人职业的原因，当时党组织内受到重用的多数是国内大学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之后，革命干部的主体变为工农干部和莫斯科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原来国内高校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占党内干部的比例越来越小。

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在后来党内职位不显著与当时党员总体的革命信念、革命态度有关——就是把党的事业放在最高位置，不太在意党内的职务高低。所以，在大革命时期，个体所担任的党内职务往往变动非常频繁，这一届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下一届可能什么都不担任，广大党员干部对此也并不介怀，这与当时总体政治文化氛围有一定关系。

四

南方革命中心的不断强化对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影响

北京是党的重要发源地，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中心工作位于南方，这个格局是当时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为北洋军阀政府所在地，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反动势力太强大，他们公开以残暴的手段来剿灭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切活动；而南方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相对宽松，同情革命的氛围更为浓厚。国共合作后，中共的工作中心转移至广州，另外中共一大至五大的召开地分别为上海、广州、武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南方对于革命的重要性。

大革命失败后，1927至193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以湘鄂赣闽粤豫皖川等南方红色根据地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使得苏维埃运动红透了中国南方半边天。虽然在此期间，北方也爆发过土地革命，并形成了一些根据地，但无论是在时间的持久性上，还是在空间的广阔性以及动员人数的规模上，北方的苏维埃革命之火远远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建立的根据地如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琼崖革命根据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赣东北)苏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湘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川陕根据地，闽东、闽中、闽南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鄂豫陕苏区[18]。这些根据地基本都建在长江以南一带。

革命的中心在南方，革命干部的主力必然也主要来自南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籍贯得到佐证。在“文革”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少将以上将军1613名。这些将军中，江西籍325名，占总数的20.1%；湖北籍234名，占总数的14.5%；湖南籍199名，占总数的12.3%；安徽籍128名，占总数的7.9%；河南籍106名，占总数的6.6%；四川籍95名，占总数的5.9%；山东籍87名，占总数的5.4%；福建籍83名，占总数的5.1%；河北籍79名，占总数的4.9%；陕西籍63名，占总数的3.9%。出将军最多的县前10名依次为：湖北黄安(今红安)、江西兴国、湖南平江、安徽金寨、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湖北大悟、河南新县、安徽六安、湖南浏阳。十大元帅中9个来自南方，只有徐向前是山西人。出元帅最多的省份为四川，占总数的40%。出大将上将最多的省份为湖南，28人，占总数的近42%[19]。

有将军的北方省份只涉及河北、陕西、山东和河南四省。其中河北、陕西、山东三省的将军的军事业绩多数奠基于抗日战争之后，而河南的将军功勋多建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实践。这充分说明了南方地区处于革命中心的位置。革命中心在哪里，哪里革命成员的创造性、奉献程度、历史功绩就得到彰显，这种客观的革命环境使得主要活动在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的共产党员们大展身手、建功立业的机会和空间大大缩小。

五

从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员干部的命运审视北京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

如今我们在认识和评价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时候，考察的范围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北京地区党组织体系的党员，而应当扩大到整个北方区委、北方局领导的党员干部。因为在很长时间内，中共北方区委、北方局和北京地方委员会是重叠、半重叠的组织系统，领导成员不少是同一拨人。而当时的北方区委、北方局管辖的范围非常广泛，曾经包括了整个黄河以北地区。

1923年国共合作后不久，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北京、天津、直隶(河北)、山西、绥远、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黑龙江、陕北、甘肃、河南等地，这些地区多处于黄河以北。该委员会还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联合派党员到京奉、京绥、京汉、正太、陇海、津浦、胶济、株萍、道清、粤汉等铁路沿线及开滦五矿开展党的工作，发动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委员会北方局，北方局代表中央在北方进行工作，负责区域包括山东、河南、山西、直隶、内蒙古和满州。李大钊为北方局书记，谭平山为副书记。北方局成员有：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张国焘、高尚德、赵世炎、瞿秋白。1925年10月，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改组，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从1925年10月至1927年5月，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由李大钊担任，彭桂生、杨景山、陈乔年、赵世炎、范鸿劼、刘清扬、夏之栩、张兆丰、李怀才、罗亦农都担任过委员。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东北地区的奉天、大连、哈尔滨、吉林、长春、牡丹江、双城、北宁路、延吉等地都已建立了党的组织。此外，河南、陕西、内蒙古的共产党组织也获得了发展。至1927年春，北方地区先后建有中共北京、南口、天津、唐山、乐亭、保定、正定、张家口、顺德、大名、饶阳、太原、榆次、平阳、汾阳、晋城、绥德、榆林、大连、北满等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兰州、萨拉齐、毕克齐、不塔气、生盖营、香山、廊房、柏卿等近百个独立特支或支部，党员发展到3000余人。1927年2月，在李大钊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区委。原由北方区委领导的陕北、甘肃等地的党组织划归陕甘区委。此时的北方区委辖有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和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特区[20]。

以上的史实告诉我们：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的领导干部很多是重合的，大革命时期北方区委、北京地委管辖的范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包括了东北、西北、华北甚至中原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在审视北京地区早期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时一定要将北方区委管辖内的党员纳入考察的范围，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从总体视角加以审视，北京地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生命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其时空得到了空前的扩展。河南省委在大革命时期直接受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领导，王若飞就是当时河南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其在此后参与国共谈判上做出重要贡献。河南地方党员王克新、杨介人、戴培源等，为早期中共革命付出了年轻的生命[21]。东北三省党组织也是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赵尚志等后来成为抗联领导的党员都是在北京区委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陕北党组织是李大钊和北方区委一手指导发展起来的。李子洲于1923年春天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天他受李大钊派遣，前往渭北、榆林、绥德等地开展党组织建设，1925年他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陕北党团组织的活动基地。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郭洪涛、阎红彦等著名革命家都是在这个党的基地的辐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北方区委为革命中心从南方苏维埃转到陕甘宁提前准备了火种，陕甘宁根据地党员的历史命运就是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扩展和升华。从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在组织上为一体，北方很多地区的党员曾在北京求学从而成为初具共产主义理想知识分子、地方革命活动“播火者”的事实来看，整个东北、华北、西北，还有河南甚至江苏的一些地方党员的历史命运也都可以算是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组成部分。早期北京党组织中出现了很多英勇善战、慷慨赴死的烈士，也为后来的革命培养了许多功勋卓著、声名赫赫的重要人才。

总之，由于早期北京党组织的重要成员不少在大革命前后牺牲或者病逝、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中心在南方、干部任用政策的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这个群体逐渐远离了大革命之后中国革命的现实舞台。当然，如果从早期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长期互相交叉的角度来看，则可以认为中原、西北、东北等早期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也是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延续和升华。

注释：

[1] 关于早期北京党组织的成员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此处主要参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2] 此处关于大革命时期北京党组织的相关资料参见《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24—629页；中共北京市为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

[3] 陈毅于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渐承担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他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回到四川、武汉工作，尔后参加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红四军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他后来的政治发展主要与在南方从事革命的成功经历有关。具体参见《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页。

[4]《本年招生办法》，《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30日。

[5] 心美：《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劳动音》第1期，1920年11月7日。

[6] 《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劳动音》第1期，1920年11月7日。

[7]《纪南京机织工人暴动情形》，《劳动音》第5期，1920年12月5日。

[8] 朱成甲：《李大钊传》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9] 1915年第八期的《教育公报》对于国立大学学长的薪金规定了四级工资（450、400、350、300），陈独秀拿的是学长中的最低档；对于本科教授规定了六级工资（280、260、240、220、200、180）。过去一般文章中讲李大钊评上教授后月薪280银圆，这可能是根据这个规定的最高级别收入推测出来的，而一些权威的论著中没有引用这个说法，但李大钊月薪不会低于180银圆，加上兼职授课薪金以及稿费每月收入当在220银圆以上。

[10] 据有学者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一个四至五人的劳动家庭，每年约132银圆的伙食费即可维持生活。参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11]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77—117页。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1—32页。

[13] 张永：《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近代史研究》2017年1期。

[14] 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4—105页。

[15] [16] [17]《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第47页，第48页。

[18]《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简表》，《湘潮》2020年3期。

[19]《新中国第一批将军籍贯排行榜》，《党史纵览》1994年6期。

[20] 赵秀德、江丽：《大革命时期中共北方区委及所辖组织概况》，《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21] 侯志英主编：《河南党史人物传》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3、96页。

（本文刊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