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中日关系:知命之年的新认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2 次 更新时间:2022-01-29 12: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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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瑞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自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已走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步入了知命之年。由于围绕中日关系的各自、地区和全球环境均已发生全面、深刻变化,导致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依然存有诸多事关重大、亟待重新认知的“未知”。本文主要从两国各自的基本发展态势、环绕周围的东亚地区秩序,以及身处其中的世界百年变局等三大层面,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重新认知。在两国各自发展态势层面,主要分析了增长态势逆转、实力对比变化、依存位势转变、政经互动态势改变等产生的多重影响,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在东亚地区秩序层面,重点讨论了中日关系发展与东亚秩序演变之间的多重关联和高度互动,基于东亚增长奇迹和合作奇迹的创造与再造的地域视域,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观察;在世界百年变局层面,系统探究了世界百年变局快速变化和加速演进,尤其是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

  

   关 键 词:中日关系  知命之年  双方态势  地区秩序  世界变局

  

   载《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无疑是必须高度关注、颇值永久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对两国各自发展趋势,还是对地区秩序和全球格局,均产生了极其广博和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中日关系一路走来,风雨兼程、起伏交替、善恶轮转,迄今已度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迎来了知命之年。然而,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由于各自、地区和全球环境均已发生了并仍在发生着全面、深刻变化,导致无论是回望历史、抑或是展望未来,依然存有诸多事关重大的“未知”,亟待进行重新认知。

  

   中日关系的新一轮波动,源于2012年秋日本政府非法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在恶性互动中走向谷底,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双方领导人长期中断互访。以2017年春中国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标志,中日关系开始在良性互动中逐步转圜,2018年实现双方领导人互访,直至2019年6月双方领导人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按此趋势,中日关系似可实现彻底转圜,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又对逐步转圜中的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和深刻影响。一是步入2020年,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纪疫灾突如其来,对世界变局造成广泛而深远影响,原定2020年春实现的习近平主席访日也被迫取消,疫情肆意蔓延给中日关系平添重大变数;二是日本政坛再度发生重大震荡,长期、稳定控制日本政局的安倍晋三首相突然辞职,继任的菅义伟也未逃脱“一相一年”的“宿命”,刚上任的岸田文雄能走多远尚待观察。首相频繁更迭必然导致日本对华政策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三是对半个世纪中日关系始终产生高度影响的“美国因素”,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奉行单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把中日两国“推向一起”;而继任的拜登政府却在不遗余力地拉拢盟友,要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引发的挑战”,日本是其在东亚最主要的盟友从而最主要的拉拢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把中日两国“分裂开来”。四是长期滞后的东亚地区合作,在疫情中排除障碍、逆势而上,RCEP(区域全面解决伙伴关系协定)继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后,2022年1月1日如期生效。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始终是在密切互动中并行推进的,“地区因素”势必将对中日关系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给重新认知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注入了丰富生动、多元作用的现实元素。

  

   重新认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关涉众多视域和视角,其中最应关注的,无疑是两国各自的发展态势、环绕周围的东亚地区秩序,以及身处其中的世界百年变局等三大层面。本文即拟从这三大层面,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重新认知。能力所限,意在“抛砖”,肤浅甚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围绕双方发展态势的新定位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并由内政决定、为内政服务。中日关系首先是建立在中日两国各自发展态势的基础之上,为双方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从50年前恢复邦交,到50年中发展演进,再到50年后重新定位,整个历史进程都首先要受双方发展态势的影响乃至决定。而此间双方发展态势的最大变化,是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长期萧条,中国经济由长期停滞转向高速增长;由此导致中日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根本逆转:中国由弱趋强,日本由强转弱;进而导致中日双方在经济互利不断增强的同时,相互依存地位却发生了根本异变;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治互信与经济互信的严重背离,甚至出现两者之间的恶性互动;如何推动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关系,从恶性互动转向良性循环,成为中日关系在知命之年面临的最大问题。需要略加说明的是,中日关系关涉众多方面,涵盖政治安全、历史问题、岛屿争端、国民情感等诸多重要领域或因素,此处之所以聚焦经济,主要基于两大考虑:一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是基础,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决定作用;二是尊重中日关系演进史实,经济层面的变化是根本性、主导性变化,其他层面的重大变化皆主要由其引发和促动。

  

   (一)中日经济增长态势根本逆转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前后,中国仍处于“文革”后期,连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内乱,打内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整个国家积贫积弱。而日本则刚刚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超过前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强民富。长期停滞、积贫积弱的中国与高速增长、国强民富的日本,构成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开启半个世纪发展进程的历史原点和起始基础。恢复邦交正常化后的不久,日本经济遭遇了石油冲击和接踵而至的“滞涨”,中国经济仍在等待着通过改革开放摆脱长期停滞,双方经济发展均处在相对困难、期待转折的时期。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富起来”的历史进程,日本则在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凸显出明显优势。到1980年代,中日两国迎来了经济同步快速增长的“双优”时期,也是中日交往最密切、友好合作最顺畅的一段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史实,是在中国一度形成“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热潮。在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对外贸易,而对日贸易又在对外贸易布局占据举足轻重地位,1985年对日贸易一度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28.5%[1]。但在步入1990年代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明显分化:中国经济逐步形成持续高速增长势头,日本经济却因泡沫破灭陷入了长期萧条。中国经济从长期停滞转向高速增长,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长期萧条,成为重新认知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必须首先关注、高度重视的最大变化。从1991年到2020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达9.3%,而同期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简单平均)只有0.8%!图1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近30年中日经济增长趋势的显著分化,除1990年外,几乎在任一年份,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日本。

  

图1  中日经济增长趋势比较(1990-202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26页;


日本内阁府「令和3年度 年次経済財政報告」,P261。中国为历年、日本为财年。

  

  

  

   (二)中日实力对比关系显著变化

  

   上述经济增长态势势出现根本逆转的结果,必然是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彻底改变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启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历史原点和起始基础:中国积贫积弱而日本国强民富。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是从19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中国经济步入高速增长开始的。如图2所示,直到1990年,中国的实际GDP才是日本的12.4%(大约1/8),日本大致是中国的整整8倍,考虑到中国人口大致是日本的10倍,则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开放12年之后,人均GDP才是日本的1/80!充分证明当时的中国是多么贫穷弱小。但之后中国追赶和超越日本的步伐越来越快,呈明显加速之势。到2000年,中国已达到日本的24.1%(大约1/4),意味着用10年的时间中国从相当于日本的1/8追到了1/4,整整翻了一番。而实现第二个翻番,从相当于日本的1/4再追到1/2,仅仅用了5年,到2005年中国即相当于日本的47.4%。再过5年即到2010年,中国已达到日本的1.05倍,这意味着中国已超过日本并取而代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则开始快速扩大对日本的优势,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相当于日本的2.95倍。上述GDP总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只是中日实力对比关系显著变化的总体表现,与之同时发生急剧变化的,还有贸易实力或竞争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规模、金融实力与外汇储备、以及世界大企业排位等。如2020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高达43660.3亿美元,继续位列世界第一,相当于日本12067.8亿美元的3.6倍![2]

  

图2  中日经济实力(GDP)对比变化(1990-2020,亿美元)


资料来源: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

  

  

  

   (三)经济相互依存位势彻底转变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东亚近邻,经贸交往占据明显地理之便,还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又都崇尚对外开放,或以外向型发展模式著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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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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