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访谈录: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23 次 更新时间:2007-02-01 21: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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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  

  

  ◎至于并无新旧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我看来,它并不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和内容,因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追求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普世规律。我们不能设想能够有一种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会主义。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分水岭:只要不实行民主主义,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就是假的。

  ◎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个很好的提法,并且定义为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列在首位,既符合全国人心,又顺应世界潮流。

  ◎只要经济上不出现大问题,政治改革,社会转型慢慢来,就有希望。中国的事着急没用。一代人跟一代人总会不同,而且大环境在变化,整个世界形势在变化。所以总起来看我并不悲观,还是比较乐观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李锐老,在10月14日央视播出的“纪念长征七十周年文艺晚会”上看到你的镜头,很高兴。

  李锐:我也算老资格。抗战以前入党的党员嘛,抗战以前的党员都属红军那一代。

  笑蜀:长征迄今已经七十年。作为抗战前入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今天你能不能谈谈,你对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思考?早年你参加共产党,肯定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么你当时想象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

  李锐:我那时参加共产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

  “九一八”那一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学校的爱国主义氛围很浓厚,社会上的影响也蛮厉害。我读小学、中学都在长沙。那时湘江江面上就有英国、日本的军舰。长沙发生过“六一惨案”,大概是1923年,日本兵上岸,在岸边开枪,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重伤九人,轻伤三十多人。1928年济南又有更大的“五三惨案”,日军进攻中,我军民伤亡三千多人,有十多个外交官被惨杀。当年5月7日,也就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那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年年学校都要纪念的。这些事件对我们都是很大刺激。

  再就是家庭影响。父亲李积芳1905年赴日留学,刚到日本就碰上孙中山第一次到东京演讲,父亲听了以后就把辫子剪了,参加了同盟会。他在早稻田大学与宋教仁是同级同学,同黄兴、秋瑾是朋友,民国二年当选众议员,所以我同两个姐姐都生在北京。他后来追随孙中山,到广东参加“非常国会”。不久回到长沙,1922年去世。

  笑蜀:你那年几岁?

  李锐:不满5岁。母亲李张淑是清末平江启明女子师范毕业的,受父亲影响很深,很有文化,夫妇间能诗词唱和。我年幼的时候就听母亲讲,日本对中国野心很大。比如橘子好吃,日本的老师就教导小孩,最好的橘子都在中国,要吃橘子就要去中国。父亲给我留下一个书桌,书桌里就有宋教仁、黄兴、秋瑾的《荣哀录》、《饮冰室文集》等。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日本要灭亡中国。

  高中时我就写过一篇左翼小说,我们班上还办墙报,宣传爱国主义,在同学中影响很大。1934年高中毕业时,由于理科基础好,也受科学救国的影响,上大学考的是工学院。“一二九”运动后,就全身心投入救亡运动。

  笑蜀:你的整个学生时代受的都是左翼影响。

  李锐:都是左翼影响,尤其是鲁迅的影响。鲁迅的书看了很多,书店都能买到。

  还有一个家乡关系。我的老家是湖南平江。平江很早就有共产党组织,有大革命留下的基础,有彭德怀起义,红白斗争非常激烈。我家跟共产党的渊源也很深。我父亲的两个同乡知交都是党早期的关键人物,方维夏是毛泽东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另一个叫李六如。他们两个在北伐时,都是谭延闿第二军的师党代表。李六如写过小说体自传《六十年的变迁》,内中提到我母亲——“李家媳妇”的。

  方维夏也是日本留学的,回来是湖南省议会的议员,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1882年生的)。李六如比我父亲小六、七岁,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才去日本留学,受河上肇的影响,在长沙办学校,在家乡办工会、农会,结识了毛泽东。1922年经毛介绍入党,抗战时期做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他的原配夫人跟我母亲是同班同学。当年毛泽东经常去李六如家里。李六如夫人告诉我母亲:毛的长褂子,我不知道帮他洗过多少次,毛不讲卫生。我父亲去世后,灵柩从水路运回平江时,方维夏曾抚棺痛哭。1934年,方在湘赣边区被国民党杀害。

  一个是社会影响,一个是家庭影响,我母亲就跟我讲过,父亲认为,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所以我从小就左倾。主要对蒋介石不满,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独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就认为中国要民主,要强盛,希望就在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时,我是武汉大学闹事的头头,随后是武汉秘密学联的负责人。在学校有公开的学生救国会,我们四十多个进步同学,还成立了秘密的“武大青年救国团”。因为有助教参加,不完全是学生。

  当年武汉找不到党的组织,我们八、九个最信得过的秘密学联中的人,于1936年下半年,自发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并在1937年2月,在谢文耀家中举行了一个很庄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谢文耀是解放战争时在河南牺牲的,时任中原《七七报》副社长。

  笑蜀:你们当时不知道当共产党危险吗?

  李锐:知道危险。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蒋介石追杀。长沙“马日事变”时,我在街上看见过被杀害的尸首。每杀共产党人,背上插着木标,由军队带领从街上拥过,还吹冲锋军号,有的头颅还悬挂在闹市。鲁迅在《铲共大观》中写的“革命被挂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就是讲这种事。他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犯的文章。他的很多青年朋友被蒋介石杀掉了。

  当时对蒋介石是恨透了。东北丢了,冀东自治,蒋介石不抵抗。所以那时候顾不得危险,在武汉大学闹的厉害,上街游行我是头头。

  1937年5月,为了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我就离开学校到了北平,先后同去的有谢文耀和杨纯(杨已去世,离休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从此,我就完全变成了职业革命家,我们那一代进步青年多是这样。

  笑蜀:当时除了读鲁迅的书,你还读过哪些进步书籍尤其是马克思的书?

  李锐:那个时候读的进步书籍影响最大的就是《西行漫记》。完全是从救亡思想出发,要亡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其实没有多少马克思的书可读,主要读左翼的书。马克思的书武大图书馆有,但那是英文版的。毛泽东的书根本就没读过,哪里有啊?

  笑蜀:你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哪一种?

  李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为什么?

  李锐:因为苏联强大。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强大是计划经济的成就,对计划经济是正面理解的。苏联那时候被我们看成是人类未来的样板。

  笑蜀: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你有没有影响?

  李锐:他们对我没什么影响,那时我还骂过胡适。

  笑蜀:为什么?

  李锐:当时胡适办《独立评论》,我们也看,但是他对学生游行持批评态度。认为学生游行是可以的,但要遵守法律。他在《再论学生运动》文中说:“凡大规模游行,都应该在事前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然后可以责成警察机关维持秩序。我在民国四年看见纽约市‘妇女参政’的五十万人大游行,民国廿二年看见过纽约市‘兰鹰运动’五十万人大游行,都没有丝毫的纷扰。”那时武大学生救国会办了一个刊物《救中国》,我就在《救中国》上发文章回应胡适。文章开头就问,胡先生写文章时“是在纽约还是在北平?”是否“将这两次运动的纷扰之罪加之于学生?如真是这样,那么,‘中年人’的心未免太毒了。”文章标题叫《胡论学生运动》(这篇文章已编入《李锐诗文自选集》,题目改为《胡适论学生运动》)。

  笑蜀:那时你很讨厌胡适。

  讨厌。而且不止我讨厌,可能当时进步学生普遍如此。当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在社会上占优势,武汉大学的教授和学校当局,对学生是同情的。

  当年对蒋介石闹革命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有一种历史观,说这个革命到底应不应当搞还需要考虑。但当时没办法考虑,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因受难而大彻大悟

  

  笑蜀: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到延安之后?

  李锐: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浅的书可读,那时我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联共党史》,这本书是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也是相信这本书的,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是当年的干部必读书。

  笑蜀:看来你们那时接受的社会主义,都是《联共党史》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整个延安时代,除了读《联共党史》,你还读了哪些书?

  李锐:有毛泽东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大概也读过,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伯达的几本小册子影响很大,即《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关于十年内战》、《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他被毛泽东赏识,七大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被认为是党的理论权威,他的书是当时解释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书。

  笑蜀:系统钻研马列原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比如读马列全集。

  李锐:那时谈不上。那时马列全集还没有,马列选集也是50年代以后才有。

  笑蜀:那么整个延安时代,经典作家的著作你基本上没有接触到?

  李锐:接触很少。从整风运动起,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六大以来党的文件,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笑蜀: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刘少奇。

  李锐:不止刘少奇、陈伯达,还有一个张如心,你知道吧?

  笑蜀:不太熟悉。

  李锐:他是马列学院的教员,在延安做过毛泽东的读书秘书。那时他写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两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周刊》。《解放日报》是1941年办的,之后《解放周刊》就停办了。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就是张如心的功劳,比刘少奇早。但张如心这个人脾气古怪,后来毛泽东不要他了,要陈伯达当秘书。

  笑蜀:那么总结起来可以说,其实在整个战争年代,在1949年以前,你们并没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李锐:没有系统的,那时只有零星几本,也没有在党内广泛传播。

  笑蜀:当时你算党内的大知识分子了。

  李锐:也可以这样说吧。当年党内老中青三代,大学生很少。

  笑蜀:像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读过的马列原著尚且如此之少,其他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可想而知了。

  李锐:一般人只是读读通俗读物,接触的都是二手的。主要原因是原著太少,毛泽东是好读书的人,但恐怕也不例外。

  笑蜀:那么你系统接触经典著作是从50年代开始?

  李锐:也谈不上。50年代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时间读,也没那么多书读。马恩选集、全集都是50年代才开始出版的,先是选集,然后是全集。全集直到七十年代都没有出全。所以我最先读的马列选集。

  笑蜀: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系统地读原著呢?

  李锐:在秦城监狱。最后几年开放了图书馆,可以借读马恩全集了,尤其是读了《资本论》。

  笑蜀:那你读了马列全集、读了《资本论》之后,你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跟原来读《联共党史》接受的社会主义概念有没有什么不同?

  李锐:基本上还是传统的。

  笑蜀: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有没有接触?比如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伯恩斯坦的书?

  李锐:没有。考茨基的书也没接触,只知道列宁写过一本书:《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这在我的秦城诗词集《龙胆紫集》中有反映,其中“温书”一节。狱中读过的书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恩书信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传》等。其中的《资本论》辞约四百句,记得这首长辞还在八十年代的《读书》杂志上发表过。

  笑蜀:那就是说,文革以前,你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一点印象都没有?

  李锐:也不是。知道一点李卜克内西,还有卢森堡。

  笑蜀: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仅限于此?

  李锐:对。

  笑蜀:那你的思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李锐:在延安我就有了问号。

  笑蜀:什么原因?

  李锐:我投奔共产党主要是为了救亡,但也要民主。但延安的实际情况不那么如意。对一些等级制度和落后现象看不惯。其实我们并不同意平均主义,领导人都是老前辈,受过那么多苦,吃好一点,穿好一点,生活好一点没有意见,有意见的主要是民主问题。大概是1940年到1941年间,中央青委一些同志办了一个杂文性的大墙报《轻骑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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