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佛教盛行、道教兴旺的唐代，韩愈立足于捍卫儒家圣人之道，开辟了一个纲领性的法理命题：依道治国。就像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把法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一样，依道治国是把道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根据韩愈的叙述，作为治国依据的道是儒家圣人之道，与老子之道具有本质的差异。儒家圣人之道的实体内容是仁义，具体体现为礼乐刑政。仁义是道之端，礼乐刑政是道之末。通过“求端讯末”，韩愈建构了一个赖以载道、据以治国的规范体系。从思想渊源来看，依道治国命题在内容上主要承袭了孟子的思想，在方法上吸收了禅宗的“教外别传”观念。从思想影响来看，韩愈的依道治国命题构成了“宋学”或“道学”的先导，为宋代的“四书”编纂提供了思想铺垫，构成了中国法理学史在汉宋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纽结。

　　 【关键字】韩愈；法理；经学；仁义；四书

　　 唐代延续了近三百年，且一向享有“盛唐”之名。然而，有唐一代的思想，却被描述为“盛世的平庸”。唐代的思想既然在整体上趋于平庸，唐代的法理学似乎也不宜称为“繁荣”。背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去探讨。这里只说其中的一个原因：在唐代的士人群体中，较之于严谨的学术思想，华丽的文学艺术具有更高的显示度，吸引了更多人的心智，让更多的智识精英趋之若鹜。即使是在学术思想的范围内，远离法理学的佛学也更加引人注目；至于靠近法理学的经学，则处于明显而普遍的衰落状态。

　　 不过，即使是在唐代这样一个思想相对“平庸”的“盛世”，中国法理学史的演进依然没有停息，它依然会遵循自己的逻辑向前流淌，并有所呈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倘若要在唐代的士人群体中，举出一个代表性的法理人物，以之展示唐代法理学的精神与风格，以之显现唐代法理学在中国法理学史上留下的印迹，那就应当首推中唐时期的韩愈。为什么是韩愈？或者像一个汉学家那样提问：“什么使韩愈与众不同？”我们的回答是：一方面，是因为韩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韩愈影响后世的一个主要领域是经学，也是法理学。

　　 试看宋初的石介在《尊韩》篇中的一个论断：“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贤人可也。故自吏部来三百有年矣，不生贤人。”石介还借此篇进一步指出：“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难》《对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按照石介的这些述论，孔子是集大成的圣人，孔子之后没有圣人，至少没有同等高度的圣人；韩愈则是集大成的贤人，韩愈之后没有贤人，至少没有同等高度的贤人；如果把孔子看作儒家圣人群体的首席代表，那么，韩愈则是儒家贤人群体的首席代表。

　　 自宋初开始，一直到明清，秉持类似“尊韩”态度的思想精英，远远不止石介一人。历史上，虽然批评韩愈的声音也不鲜闻，但从总体上看，“尊韩”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譬如，明代的薛瑄就把韩愈与董仲舒相提并论：“汉四百年，识正学者董子；唐三百年，识正学者韩子。”清代的戴震在自己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序文中，也把韩愈作为权威人物来引证，他说：“韩退之氏曰：‘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呼呼，不可易矣！”如此称许韩愈，可以理解为：戴震是把韩愈作为自己的“先行者”来看待的；戴震对“孟子字义”的“疏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韩愈“尊孟”的仿效与接续。

　　 在唐宋之间，尤其是在宋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上，韩愈为什么受到了较为普遍的推崇？讨论唐代思想，为什么总是不能绕开韩愈？对于唐代以后的华夏文明秩序及其原理，韩愈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面对这样一些追问，我们可以从法理学的立场来回答：在佛教、道教盛行的唐代，韩愈立足于儒学、儒道的复兴，开辟了一个既根植于古老传统又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法理命题，那就是：依道治国。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法理学有一个关键性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韩愈的法理憧憬，则可以描绘为：依道治国，建设儒家主义道治国家。在古今之间稍作比较，即可以看到，开辟依道治国这样一个纲领性、关键性的法理命题，是韩愈对中国法理学史所做出的标志性贡献，堪称唐代法理学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法理学史的标志性环节。

　　 在依道治国这样一个法理命题中，其核心范畴当然就是道。韩愈关于依道治国的论述，自然也是以道作为轴心而展开的。有鉴于此，为了阐明韩愈开辟的依道治国命题，有必要先行叙述作为治国依据的道，特别是它的生成与传承。接下来，勾画韩愈建构的一整套赖以载道、据以治国的规范体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依道治国命题的思想渊源及其产生的思想影响，以揭示这个命题在中国思想史及中国法理学史上的意义。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语。

　　 一、作为治国依据的道：圣人创制的规范

　　 如果要给韩愈贴上一张最为简略的思想标签，那就是“道”；如果要为韩愈绘制一幅写意性质的思想肖像，那也只能着眼于“道”。对韩愈来说，道是最高的价值，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终极依据，这就是韩愈开辟的依道治国命题的核心要义。在此，我们可以参考苏轼（1037-1101）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对韩愈的一个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四个方面，代表了苏轼为韩愈所作的盖棺定论。苏轼列举了韩愈的四个“亮点”，其中的“文”、“忠”、“勇”暂且不论，如果只看“道济天下之溺”，那么，这句话既描述了韩愈的思想贡献，同时也揭示了韩愈对中国法理学史所作的贡献。

　　 以道拯救天下，就是依道治理天下，当然也是依道治理国家，亦即依道治国。苏轼所说的“天下之溺”是指“天下沉沦”，这是一种比“天下之乱”更加不堪、更加危险的境况。道既然能够“济天下之溺”，既然能够把处于“沉沦”状态的“天下”提振上去，那就更能够“治天下之乱”，更能够促成天下由乱到治。道的规范性由此显现出来：如果依道治国，则可以治国家之乱，“济国家之溺”；如果依道治天下，则可以治天下之乱，“济天下之溺”。换言之，道是实现国家治理、天下治理的依据；同时，道也是实现国家治理、天下治理所依据的规范。那么，作为治国依据的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规范？ 它缘何而生？从何而来？这些根本问题，都可以在韩愈的相关论述中找到答案。

　　 （一）道是儒家圣人创制的规范

　　 从起源来看，道出于儒家圣人的创制。在《原道》篇的末尾，韩愈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解释了道的本质与由来：“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句话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既是韩愈颇具代表性的思想名言，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法理意涵。

　　 一方面，它阐明了道的起源，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相当于提出了一种法律起源理论或规范起源理论。在史家眼里，韩愈这段话以及《原道》这篇文献的意义，主要是建构了一个“道统”。譬如，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就认为，韩愈首要的贡献，就在于“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所谓“道统”，就是道的“统绪”。具体而言，那就是：儒家圣人之道从尧开始，一直传递到孟子，在尧与孟子之间，形成了某种“一线单传”的关系。这是立足于“统”的角度，亦即思想传承的角度，来理解韩愈这段话以及《原道》这篇文献。如果我们改从法律起源或规范起源的角度来看，韩愈这段话的主要旨趣就在于：阐明作为治国依据的道是如何生成的。简而言之，道是儒家圣人创制的；更直白地说，道是尧创制的。

　　 尧这样的圣人，为什么要创制道这样的规范？圣人创制道的动因、动机、动力何在？在《原道》篇中，韩愈对此已有交待：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这段话从形而下的角度，解释了圣人创制道的意图：为了保障和维护人类的生存。

　　 至于圣人创制道的方式，虽然韩愈在《原道》篇中没有专门的叙述，但我们可以在其它文献中找到相关的记载。譬如，《尚书·尧典》开篇就指出：“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由此我们看到：道的起点是尧内在的德性之光，它持续不断地散发出来，从内到外，从中心到边缘，层层推进，不断扩展，文明的秩序由此形成；文明所及之处就是教化所及之外，教化就是道的外化（详后）。

　　 道的这种生成方式或创制方式，在法理上，可以概括为圣人立法。在人类历史上，与这样的立法方式相并立的，还有神人立法、众人立法等等。其中，众人立法就是近代以来的民主立法，神人立法的典型形态是“摩西十诫”。各种不同的立法方式，可以对应于法律起源的各种理论及实践，也可以对应于关于法律本质或法律本体的各种理论。如果说，众人立法是民主时代的法律现象，神人立法是神权时代的法律现象，那么，根据韩愈所见，圣人立法（或“圣人立道”）则是圣王时代的法律现象。

　　 另一方面，儒家圣人创制的道具有永恒性，它永不失效。虽然从源头上看，道是尧创制的，但是，道一经创制就永远存在。源于尧的道，可以在圣人之间进行传递。按照韩愈的描述，尧把自己创制的道传给了舜，再由舜往后传递，经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最终抵达孟子。孟子是道的最后守护者或承载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道的另一个特质：道不仅是圣人创制的，而且只有圣人才能承载道，道与圣人是一体的。

　　 根据圣人与道的关系，可以看到两种圣人：其一，创制道的圣人，那就是尧。其二，传递道的圣人，那就是从舜到孟子的圣人。无论是哪种圣人，都是实施依道治国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没有圣人，道就不能呈现出来，道的规范作用也不能发挥出来。圣人与道的这种关系，既迥异于民主时代众人与法的关系，也不同于神权时代神人与法的关系。就民主时代的众人立法来看，众人根据一定的立法程序，一旦创制了法，法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法与创制它的众人就脱离了关系，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脱离了孕育他（她）的母体一样。就神权时代的神人立法来看，神一旦创制了法，譬如“摩西十诫”，神一旦把这样的法交给了摩西，只要神没有直接表示撤销或废除，它就永远有效，且一直发挥规范作用。

　　 相比之下，圣王时代的尧即使已经创制了道，但这样的道并不能脱离圣人独立发挥规范作用。一方面，只有圣人才能创制这样的道；另一方面，也只有圣人才能承载这样的道，也只有圣人才能让这样的道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发挥规范作用。由此看来，道是一种附条件的规范，这个条件就是要有圣人在世。只有当道寄生于圣人身上，它的规范作用才能显现出来，它才能充当国家治理的依据。

　　 （二）源于儒家圣人的道在显隐之间多次变换

如前所述，只有圣人在世，道才可以发挥规范作用。反之，倘若世间没有圣人，道就不能发挥作用，甚至不能呈现出来。不过，即使世间没有圣人，源于早期圣人的道也不会灭失，因为道具有永恒性；道只不过是隐匿起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