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靖:交河故城的落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 次 更新时间:2022-01-24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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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  

八月二十一日(前章续),午饭后,吐鲁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阿不力孜在葡萄架下为我们介绍了吐鲁番县基本情况。桌子上摆着西瓜、葡萄、哈密瓜等。由于渴得厉害,我见啥吃啥。结果却被提醒说,吃了葡萄和瓜后不要立刻喝热茶,否则会拉肚子。


正如上次所记述的那样,吐鲁番盆地四面环山,向南倾斜,南部的低地低于海平面147米,即使位于盆地高处的吐鲁番城,也才跟海平面差不多高。吐鲁番县年降雨量16.6毫米,年水分蒸发量却达3000毫米,属于异常干燥地带,被认为是中国最热的地方,并由此获得了一个“火州”的外号。现在是下午两点,户外温度是44度,室内也有33度。因此我们决定,今天无论访问哪儿,都要在炎热略微缓解的四点以后才行动。


吐鲁番地区虽然气温高,降雨量少,可这种气温却十分适合农作物和园艺作物的生长。问题是水,不过幸亏天山雪水渗入地下形成了丰富的地下水,不仅坎儿井里的水长年不断,还可直接利用运河与水渠将雪水引来使用。据说,革命前当地曾深受干旱和缺水之苦,解放后,当地十分重视水利工程,修建了7条水渠、600余口机井、8个水库。因此灌溉面积成倍增加。可以说,吐鲁番县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水是农业的命脉。


该地区还有一个麻烦问题。据说,台风般的大风每年要刮三十多次,相当厉害。尤其是盆地中的托克逊县,风格外厉害,甚至有“风库”之称。要想防御大风灾害,只能造防风林。现在,吐鲁番县的防风林长度已达1300公里。在这种地区,人类的生存是十分艰难的,这在风调雨顺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吐鲁番盆地里,从公元前起就已经有人类在定居。因为这里是天山东部的绿洲地带,又是交通要冲,作为少数民族的定居地带自古便广为人知。


吐鲁番地区在中国的史书《汉书·西域传》中,是以统治该地区的车师前部国的名字出现的。汉代初期,天山南部、塔克拉玛干周边地区有所谓“西域三十六国”,车师前部便是其中之一,以交河城为都城。虽称之为“国”,不过无疑尚处相当初期的阶段,因此,理解为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定居地较为妥当。


总之,车师前部堪称当时势力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南下西域的门户,而汉朝也要经略西域,因此,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双方势力的争夺之地。汉朝的西域经营获得进展后,车师国便被置于了汉朝势力的控制下,汉不但设了西域都护府,还在高昌壁设了戊己校尉。


可是,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很久,至公元前后时,车师完全被匈奴控制,因此汉不得不放弃西域。至汉末时,“西域三十六国”发生分裂,变成了五十余国。


之后,东汉进入西域,再次与匈奴争夺车师。此时正是班超与儿子班勇将一生埋于流沙的时期。


高昌壁后来被称作高昌城,进入了很多汉人,几乎变成了汉朝的一个派出机构。北凉灭亡后,其残余势力占据了此处,与之相争的车师国遭遇了灭亡的悲惨命运。由此,高昌国第一次登上历史,以高昌城为都城。事情发生在公元450年。从此时起,曾经散布在西域的五十余国逐渐合并,不久变成六个大国。即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鄯善。如此以来,这些地方已不能再单纯地称为定居地,作为国家,它们已具备了完整的体制。


在这西域六国中,唯有高昌国多少有些性格不同。其余五国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而高昌国则是汉人建立的国家。尽管其居民为波斯系,可官制和风俗都是中原式的,有如汉帝国的一块飞地。从出土的偶人来看,当地居民的风俗十分时尚。但是,这处飞地却与母国逐渐对立起来。公元640年,唐朝最终灭掉高昌国,改名“西州”。中原王朝对此地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维吾尔西迁大量流入这里的9世纪中叶。


之后,这里便成了西域的中心部,14世纪中期以后则属于东察合台汗国,到了元代又被称为和州、火州、喀喇和卓、喀喇火卓(共称哈拉和卓)等。这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吐鲁番这一都邑的名字。


之后,吐鲁番的统治者便将统治范围扩大至全西域,进入18世纪后,吐鲁番又成为统治者与明朝争夺哈密,与清朝,与准噶尔部斗争的地方。


由此看来,吐鲁番盆地的历史十分古老,而且波澜壮阔。西域史的几分之一便是以这里为舞台展开的。现在,吐鲁番县便有交河故城与高昌故城两大遗址。多亏气候异常干燥,这两座纯粹的土城,两个西域史的碎片,才将其一千几百年前的身影传到了今日。


我们决定四点三十分从宿舍——吐鲁番县招待所出发,顺便去一趟五星人民公社,然后访问交河故城。


汽车途经一片古老的土屋地区。由于是简易马路,沙尘飞扬。土屋的墙壁连绵不断,几家连在一起。土屋地带结束后,取而代之的是棉花田、高粱地,以及将其包裹起来的防风钻天杨。风依然很大,沙尘飞扬。


田地中有一座苏公塔浮现出来。塔高44米,是座砖塔。该塔建于二百年前,塔脚还建着一座清真寺,是沙漠中的伊斯兰教寺院。塔与周围山丘颜色完全相同,塔上刻的图案是维吾尔族传统的图案。


清朝初期,有个人名叫额敏和卓,由于统一宗教有功,清朝便封其为吐鲁番王。额敏和卓活到八十几岁,后来将王位传给了儿子苏莱曼。苏莱曼是一位为民族统一立下卓越功勋的人物,此塔便是苏莱曼为父亲额敏和卓建造的。根据塔旁的告示牌,苏公塔的原名已被废,现在使用新名,叫额敏塔。


我们再次经过土屋地带。有许多人家将床搬到户外,放在前庭的树荫或葡萄架下。到处流淌着小河。由于是天山的水,十分清澈,清得让人甚至想把手伸进去。


城中有处墓地。砖色的墓碑与小屋形的墓多少给人一种异样感。人们年年岁岁生活在这城里,然后死去。


我们来到大街上。路很宽,左右的建筑全是政府机关风格,不过,唯独充满沙尘这点未有改变。不久进入老街区。大人孩子杂乱地聚在一起。五彩缤纷的女性头巾在风中飘舞。自行车多,驴也多。


这里是风之城、尘之城、戈壁之城、天山之城、沙漠之城、白土屋之城、裸体裸足的孩子之城、驴之城、高楼大厦与田地混杂之城。据说吐鲁番县的人口有14万8000人,那么吐鲁番城的人口能有几分之一呢?


不久,我们进入一片一望无垠的青翠田中。田地的绿色是在吐鲁番所看到的最美颜色。跟刚才一样,我们依然是冒着沙尘经过这片田园地带的。风在呼啸。裹着田地的防风林是钻天杨。


农舍点点。虽然是土坯房,可其中既有涂成白色的,也有裸露着土坯的。只有农家周围田里的农作物的绿色十分养眼,仅凭这一点,种田之人该是这里最幸福的人了吧。


不久,我们进入五星人民公社的一隅。防风林中铺着地毯,迎接我们的坐席早已设好。坐席旁流水淙淙。这里依然是大风呼号,防风林钻天杨在沙沙地摇晃。人们不断地搬着西瓜,差不多一人一个。公社的人在讲话,可大部分声音都被风夺走了。


——五星人民公社有23个大队,103个生产队,所属人员有3万3000人,主要作物有小麦、高粱、棉花、葡萄。


——以前,本地区有几百座沙丘。每次刮风沙尘滚滚。曾经有7个村子毁于沙土。由于受风沙之害,作物一年需要复种三四次。


——现在已消灭了200座沙丘,植树造林。既造了运河,也修整了原先的坎儿井,还挖了新机井。


尽管公社的人讲话声音很大,可他的话语依然被风搬到了别处。虽然我不大喜欢西瓜,可多少都能吃得下去,真是不可思议。所有人都像喝水一样吃着西瓜。


辞别五星人民公社后,我们赶往吐鲁番城11公里外的交河城址。


低矮的钻天杨林荫树的白色叶背随风摇曳,像花儿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钻天杨。听带路的当地人说,这叫新疆杨,是新疆本地的树种。我们在乌鲁木齐、伊犁地区屡屡见到的直冲云霄的钻天杨叫穿天杨,是外来树种。穿天杨那挺拔的身姿固然不错,不过新疆杨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觉像花在摇动。进入一处土屋聚落后,在土屋与土屋间的胡同里,孩子们在风沙中招手。女孩全是盛装打扮,男孩则无一例外全是裸身裸足。望着女孩男孩并排招手的样子,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感动。


路旁的沟渠里,清澈的水满盈盈的,不时溢到路上,而沙尘则我行我素,依然在四处飞舞。


不觉间进入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耕地。错落的地面上点点散落着一些沙丘。不多久,所有耕地变成了荒地,风像沙尘暴,卷着沙子四处飞舞。


汽车沿巨大沙丘的脚下行驶。沙丘旁流水淙淙。水流的形状并不规则。这些水肯定是从别处冒出来的,具体是从哪里冒出的我无法猜测。


离开沙丘的脚下,汽车又沿着水塘般的河蹒跚而行。河中与河边有许多红柳。连绵的大沙丘从右边浮现出来。


不久,又一片荒地在眼前铺开。即将落山的太阳红彤彤的。车绕到右边,进入大沙丘与大沙丘之间。从这一带起道路消失了。我们在河滩上放弃原来的车子,换乘到一辆随行的吉普车上,朝两个沙丘间驶去。走近后才发现,沙丘上到处裸露着岩石。


正面远处浮现出一处貌似遗址的东西,是一片荒凉的地带。虽然貌似城堡,可走进后才发现并非城堡,而是岩山的自然作品。吉普车晃得厉害,我们最终进入河流中。不一会儿,一匹驴驮着个孩子从同一条河流中走来,与我们擦肩而过。看来,这条河已成为当地人常走的一条路。


历尽千辛万苦后,真正的遗址终于进入了视野。交河故城!一座超出预想的巨大城市遗址。吉普车从南门进入,驶过一处貌似大道的地方。这完全是一趟不折不扣的死城之旅。遗址规模与巴比伦城差不多大。但见一些大小的泥土碎片如柱子如墙壁般林立在那儿,竟不知是什么遗迹。


我们来到一处据称是大型寺院遗址的地方,下了吉普车。寺院遗址规模颇大,似乎被简单地修整、复原过。台地忽高忽低。我们登上大约两级台阶,走进里面,一堵貌似前殿遗址的壁面立在面前,在疑似佛龛遗迹的高处有一尊毁坏的佛像——一尊缺失了佛头的坐像。


我们离开前殿,在附近的大堑壕地带转了转,又在疑似后街的地方走了走。几条同样的街道纵横交错。


最后,我们又去瞧了瞧下面流着河的断崖。交河故城——城如其名,它原本便是建在夹于两条河间的沙洲上的一座城。虽说是河中沙洲,地面却高高隆起形成丘状。因而,作为一座无墙之城十分有名。城门也只有南北二门。据说,崖下的河早已干涸,因此,现在贮满的水很可能是从别处冒出来的。


我们不过是站在空旷遗址深处的一隅,土塁、土柱与土墙有如被曝晒的累累尸体。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随时代不断变化。这里既有过属于伊朗系少数民族的时代,也有过属于汉族的时代,还有过维吾尔族人的时代。或者,尽管只是一时,可无疑也拥有过匈奴和突厥等北方游牧民的时代。倘若将这里真正挖开,究竟能挖到什么呢?这是一座从公元前1世纪延续到14世纪,然后成为废城,直至今日的城市。


我们踏上归途,用同样的吉普车返回同样的路。巨大的沙丘被落日染得通红。回首望去,遗址也是红色的。我们顺着河流中下来,另外还三渡小河。


我们丢下吉普,来到换乘汽车的地点,然后在附近溜达了一会儿,等待后面的小组。看看表,九点十五分。按当地时刻则是七点十五分。暮色苍茫,半月升至平原上空。站在干河道里朝平原方向,即与城址相反的方向望去,平原就像是大海。太阳虽已落下,可点点分布的大小沙丘与岩山的表面仍微微发红。风很凉爽。


回到招待所,用过晚餐后,我们受邀参加了在葡萄架下举行的民族舞会和歌会。除我们之外,还有100名左右的维吾尔男女也坐在座位上。演出单位是县文艺工作队,30名演员中有2人是汉族,其余全是维吾尔族。虽然演出节目政治色彩都很浓厚,不过演得却很精彩,不令人生厌。借用团伊玖磨的话来说,那就是乐器是有趣的少数民族乐器,演奏也超凡脱俗。


文艺演出结束后我们撤回房间。或许是多少有点累了,我竟怎么也不困,半夜都没睡。这里虽是炎热之国,夜里却很舒服。


即使在上床之后,今日所见的交河城址仍浮现在眼前。根据1928年调查过这里的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的手记,他造访之时,遗址中还住着许多人。恐怕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一直都是附近农民的住处吧。可尽管如此,这荒凉遗址中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我很是好奇。


还有,根据黄文弼的同一手记,居民们将交河城址称为“雅尔和图”,据说“雅尔”是突厥语,意为“崖岸”,“和图”是蒙古语,意思是“城”。若将两者合起来便是“崖城”之意。没错,绝对是崖城。不过,周边的农民竟使用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混合称呼,这一点甚是有趣。可以说,这恐怕也是这座城址的复杂历史所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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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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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西域纪行》王维幸译 重庆出版社,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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