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6 次 更新时间:2007-01-30 2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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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进入专栏)  

  

   本文首先探讨经济学假设的内涵和分类,提出假设的重要差异显示出理论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和体系,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强调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然后针对或评析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依次阐述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的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

   [关键词]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 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 利已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 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

   作者程恩富,195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过去,由于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某些经济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改变我们过去的一些用语习惯,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如同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论”、“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资源有限需要无限论”、“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等视为假设、原理或公理一样,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把“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利已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等视为假设、原理或公理。严格来说,假设同原理或公理是有区别的,但也是可以转化的。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对实证资料的理解。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将有益于论争的简化和深化。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须在当代中外经济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不断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认为是某种原理、公理或思想预见,不妨也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苏联经济学,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因而具有后现代经济学的性质。其中,包括一系列理论假设,本文在解析经济学假设的内涵和分类的基础上详略不同地阐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个理论假设。

  

   一、经济学假设的内涵和分类

  

   假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有了前提性假设,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自己的演绎过程和逻辑推理。严格说来,假设有假说与假定两个含义。经济学上所说的假说法,是指以已有的经济事实材料与科学原理为依据,对未知的经济事物或规律性作推测性分析的一种方法。相对科学的经济理论假说,是以现有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科学知识为依据的,但包含确实可靠与真实性尚未判定的两部分内容,因而具有推测成份,是经济思维接近客观真理的有效方式。经济学假说的验证则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具有实践的相对性。而经济学上的假定法,则是出于简化等经济研究的方便,在逻辑分析的始点就事先设定某种经济状态的一种方法。不过,经济学的假说和假定时常交织在一起,我们也就可以笼统用经济理论假设来表达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能不能随意进行假设呢?任意假设是可以的,但这种假设下的研究及其结论往往是局部的、片面的或错误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科学扬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强调学术严谨和贴近现实,不赞成随意假设,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分类:

   第一,根据假设与现实的关系,可分为接近现实的或远离现实的假设。譬如,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科斯第一定理”,就属于不现实的假设。其道理,如同假定计划经济的管理费用为零是一样的。

   第二,根据假设的科学性程度,可分为较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假设。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否有效结合的假设为例,经验已经部分有力地证明:这一问题的肯定性假设比较科学,而否定性的假设则是不科学的(科斯也承认,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这一点,现在还不能被证伪)。与“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相比,“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假设”显得缺乏科学性和现实性。

   第三,根据假设的覆盖面,可分为全面的或片面的假设。如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包含完全自私和完全理性在内的“经济人”假设,就属于只能解释部分现象的片面假设,由此得出以偏盖全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被确认为“公理”。同理,“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假设”也是片面的。

   第四,根据假设的抽象程度,可分为基本的或具体的假设。作为经济学重要方法的唯物史观,便属于抽象度极高的基本假设,而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一些假设,则属于较具体的层面。

   假设的不同显示出理论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和体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强调,判断假设的好坏不在于“真实”,而在于建构的理论是否有效,即是否有效地产生了准确的预测;宣称理论的意义越多,假设就越不现实。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则强调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基于上述不同理论假设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大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范畴、原理和体系既有相互吸收与通约的一面,也有相互批判与排斥的一面,从而呈现为不同的现代理论经济学范式。

  

   二、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

  

   (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要义

   依据已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践和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活动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可以推断,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具体说来:

   第一,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农业、工业、建筑业、物质技术业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的。

   第二,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货物和人员空间位移的运输劳动,提供书信、消息、电报、电话等各种信息传递的邮电劳动。场所变更或信息传递就是广义交通劳动产生的效用,它们是可以 发生在流通领域内的特殊生产性部门。这也是马克思基本阐明的观点。

   第三,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技术、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其中包括讲课、表演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应当突破价值创造仅限于物质劳动的理念,确认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1]

   第四,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直接涉及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除了包括上述有关人们生活的生产性部门以外,还包括医疗、卫生、体育、美发、美容、沐浴等等。[2]

   第五,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中外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承认,在公有制企业内,厂长经理从事生产性管理活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而对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内,从事生产性经营管理的活动能不能创造价值的问题,则持完全否定或回避的态度。这在分析逻辑上就形成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本来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性管理活动,一旦与该企业的财产私有权相结合,便全部丧失其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属性。其实,倘若生产性私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或所有者,同时又是该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者,那么,这种管理活动具有两重性:一是从社会劳动协作的必要管理中而产生的劳动职能,客观上会创造商品的新价值;二是从财产所有权获利的必要管理中而产生的剥削职能,客观上又会无偿占有他有的剩余劳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种职能交织在一起,并由一个人来承担,并不妨碍在科学分析进程中加以定性区别。[3]

   第六, 劳动生产力变化,可能引起劳动复杂程度和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变化。马克思在阐述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规律时舍掉了劳动的主观条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而认定劳动的客观条件和自然条件变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只引起使用价值量变动,不会影响价值总量,所以就得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反相变化规律。但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引起劳动生产率变化的重要因素是科技的进步,而它会引致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强度的提高,进而增大商品的价值量,并由此增大社会价值总量。1.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变动而引起的,劳动的主观劳动条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是反向变动关系,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是存在的。2.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动引起的,劳动客观条件没有变动,那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是正向变动。3.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共同变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方向不确定,也可能是正方向变动也可能是反方向变动,也可能不变。4.由于劳动的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强度的提高而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主要的,因而长期来看商品的价值总量和社会价值总量会具有一种向上变动的趋势,而不是不变。我们对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规律作了如上的界定和新理解,就可以科学的说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等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与事实。[4]

   (二)与新假设密不可分的“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

   与上述“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密切相关的是“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必须指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就劳动过程而言,显然,仅有活劳动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拥有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能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其中,包括土地、资本、技术、信息,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因而,财富、效用或使用价值的源泉是多元的,是所有或全部相关生产要素直接创造和构成的。 同一些论著随意批评马克思经济学忽视财富及其生产要素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是一贯高度重视财富及其各种生产要素作用的。

十分明显,这里的“全要素财富说”与“活劳动价值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关于创造商品和财富的完整理论。前者说明的是作为具体劳动过程的生产要素与社会财富(商品使用价值或效用)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揭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财富的源泉必然是多元的。后者说明的是作为抽象劳动的活劳动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揭示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新价值创造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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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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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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