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军: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国家治理及其理念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22-01-15 1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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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军  
显然,无论哪个国家,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征途中,首要的目的在于增强国力,增加人民福祉。这是自配第和斯密以来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已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识。但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国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所以,西欧那种奠基于两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基础上的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没有可能生长出来。换句话说,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的框架并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的现实状况。邓正来教授在反思那种运用西欧的市民社会概念来考察中国现实状况的现象时,认为存在着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不加批判和反思地就把市民社会套用到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之中;二是前反思性地接受西方市民社会概念,即根据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经验,以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模式作为普遍有效的模式来解析和校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问题。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承认西方现代化与中国传统这一两分界定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间最为凸显的方面是,大多数研究都否定中国以亲情血缘为基础的文化网络之于整合中国市民社会的正面意义,忽视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对于形成中国市民社会品格的可能性。”(14)可以说,这样一种前提性的反思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多种经济所有制的存在,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国家为社会让渡了一定的空间,甚至在特定领域,如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等领域,现代社会成为了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需要认识到的是,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依然是国家。(15)一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在国家,二是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地位没变。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的主导格局不会变。(16)

   其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正向把握当代语境中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系。如果说市民社会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代名词,那么传统社会指的就是宗法社会、伦理社会和熟人社会等。西方市民社会把个人的需要和目的作为第一原理,即特殊性原理,把协作和相互满足作为第二原理,即普遍性原理。这显然与传统社会不同: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需要和目的是要服从于整体的,这是宗法和伦理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有一些不争的事实依旧存在,那就是中国传统的社会要素,如伦理社会和熟人社会,依然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西方市民社会对传统社会的侵蚀虽然对现代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格局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那种原子式的个人依旧无法在现代中国获得充分体现。(17)简言之,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兼容市民社会和传统社会的要素,但与西方市民社会的主导原则存在根本性差异。

   170多年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以反问的方式对当时的德国提出现代化的期望,他说:“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18)就此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实践活动,它也不是没有原则的,相反它应该是一个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活动,正像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阐释的那样,这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其内在遵循的根据是以人自身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为旨归的。由此观之,从配第、斯密到黑格尔、马克思,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根据正是这样从外在目的逐渐转向内在目的,从单纯地追求国力的增强转向使人民的福祉得以切实实现。无疑,这种转向对于当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说仍具有当代价值和启示。

   ①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涵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表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辅相成……”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6—87页。

   ②(12)(1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2、170、170页。

   ③[美]弗兰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⑥[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6—57页。

   ⑤[英]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陈冬野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页。

   ⑦[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0页。

   ⑧⑨⑩(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4、260、261、283页。

   (14)邓正来:《“生存性智慧模式”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5)林金忠:《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得与失——兼谈中国体制转轨下社会基础缺失问题》,《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16)陈天祥、应优优:《甄别性吸纳: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常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7)李永忠:《近现代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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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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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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