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元: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声望:一项研究议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22-01-15 09: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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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元  

   内容提要:

   国际地位是一项特殊的国家利益,它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形象的总和,反映了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国家追求地位的动机既反映了人类在心理上寻求得到其他族群的认可,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包括促进国际影响力和长远的对外政策目标)。由于国际体系中没有统一权威来评估各国的表现和决定其排位,声望多寡和地位高低会成为国家间的争议领域,国家也将为此产生竞争甚至冲突。地位政治的理论视角涵盖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个人三个分析层级,并有助于衔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不过,有关“地位”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分析应用依然有待改进,地位政治的研究在中层理论上仍然有待发展,尤其是国家如何认知自身地位,寻求他国承认,以及承认他国地位等问题尚需深入的实证研究。

  

   关 键 词:国际政治理论  地位诉求  声望  等级制

  

  

   “印度正在谋求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俄罗斯正在试图恢复昔日大国的辉煌”“日本正试图恢复其‘正常国家’的地位”“美国在相对衰落的过程中试图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以上耳熟能详的表述中,“地位”(Status)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地位”反映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地位是一类社会事实,它的产生基于共同体对某一成员的优异品质的认可。尽管地位与一国的实力和对外政策行为息息相关,但是,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获得国际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他国积极地接纳其形象。国家追求国际地位的动机根源于人性的心理特质:人们渴望在团体中得到归属感,并希望本团体的优异品质得到其他团体的承认。

   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的短期内,西方政治学界曾对“地位”“声望”“荣誉”等国家动机给予一定重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霸权更替的动力机制的阐述颇有代表性。吉尔平认为,霸权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声望等级的调整对于物质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言相对滞后。因而,在物质力量上迅速崛起的大国会由于不满自身在声望等级上的位置及由此收到的权益而试图全盘改变现状。①在冷战后,社会学和心理学为人们探究国际政治中的非物质性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相比吉尔平的工具理性视角,英国国王学院教授理查德·奈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认为,地位诉求根植于人类的荣誉感,是与欲望、恐惧和理智并存的基本心理机制。在此观点的影响下,围绕国际关系中地位政治的理论正发展成为一项独立且颇具特色的研究纲领。勒博于2010年前后相继出版《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和《国家为何而战》两本专著以后,关于国际地位的讨论被提上日程。②与此同时,关于国际关系中等级制的问题激发出了新的理论创新。③如果说在无政府体系下国家间的竞争主要围绕实力与安全展开,那么,在等级体系中权威、地位和声望则成为了重要的资源。2014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一书汇集了地位政治的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④自此之后,关于地位政治的讨论开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西方世界里关于地位政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地位”在实证研究中的概念操作和定量与案例分析,而西方学界对于地位政治的理论创新热情有所衰退。⑤与之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尚未将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政治看作成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界通常将“地位”这一概念与“权力”“实力”或“领导力”等概念并用,而“地位”仅被看作上述概念的衍生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学界,有关地位政治的分析框架依然有待完善和扩展。本文强调,地位政治理论有助于嫁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不过,有关地位的概念界定依然有待改进,地位政治的研究依然有待开展更多中层理论的创新和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研究。

   一、如何界定国际地位?

   “地位”政治研究的兴起离不开勒博的学术贡献。勒博将“荣誉”(Honor)作为国家行为的核心动机,并围绕荣誉的文化特征对国际关系史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在定义上,荣誉的产生基于个体成员对获得集体认可的主观愿望(即荣誉感),同时也系于集体对个人成就的认可。荣誉既涉及个体的主观愿望,也涉及在集体层面所通行的价值和信念。在日常实践中内化了这些价值信念的个体会具有更强的荣誉感,而赏罚分明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则有利于通过激发荣誉感而让个体服务于整体利益。勒博认为,荣誉感在社会力量中的分布以及荣誉同恐惧、欲望、理智等其他情感状态的关系决定了国内和国际秩序的稳定程度和演变趋势。⑥然而,由于勒博的分析框架过于宏大,后续研究只得从更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概念进行理论发展。于是,“地位”和“声望”开始受到重视。地位虽涉及集体对个体品行的积极认可,但是,寻求他者的认可并不是国家追求地位的唯一动机。事实上,国家追求地位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功利目的。在国际政治中,高地位国家在日常的博弈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权,享有更多国际特权,也享有更大的正当性来将实力上的优势转变为影响力,其政策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正当性。由于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寻求地位的行为更多出于自利的动机,“地位”或许更适用于描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寻求认可的动机。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地位”与“权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权力是一个行为体对他者享有的可以让对方服从其意志的优势,其表现形式是物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资源实力。⑦地位可以成为一种“软实力”资源:高地位国家可以通过其号召力而吸引其他国家来帮助其实现利益而不必要采取强制手段或压力外交。然而,尽管地位可以促进权力行使的效果,地位高的国家不一定可以轻易支配他国行为;反之,在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国家也未必可以轻易获取地位。

   虽然国际地位的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是,将国际地位的定义在实证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地位带有社会属性。这意味着一国的地位取决于他国的认可,即一国无法单方面宣布其获得了地位。另一方面,在衡量一国的地位特征时,研究者又只能对一国有形的物质资源的考察。在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地位”概念的权威释义是,他国对一国在重要属性上排位的共同认知。具体而言,“地位”代表个体成员在声望等级上的排位,它来源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主要成员对个体成员所表现出的优异品质的认可。⑧因此,国际地位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的形象的总和,且他国需要对一国的形象得到一致的认可才可以让一国获得地位。⑨正如已故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兹·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评论的:“任何排位都会时常涉及比较的困难以及如何比较等不确定性。即便如此,在历史上,人们总能在特定时期内关于谁是大国达成一致。”⑩一国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外交网络、政治制度乃至大众文化等资源都可以作为一国累积声望和获取地位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一国展现出优异的品质从而让其形象脱颖而出。因此,那些可以让一国获得地位的优势资源便充当了“地位符号”(status symbols)。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一国赖以伸张和确立国际地位的资源经常与促进其他利益(尤其是权力与安全)的资源相重合。譬如,军事实力既是大国地位的标志,也是促进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由于在实证考察中地位资源往往难以独立于其他利益,这一难题容易引起人们对于地位政治理论的解释价值(value-added)的质疑。

   诚然,既有研究已经就地位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缺陷进行了一定补救。“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理论提供了重要视角。该视角强调,如果一国消耗的物质资源和承担的机会成本多于国家安全利益所需要的资源且带有高调的政策行动和官方言辞,这样的行为模式则能更加鲜明地表达地位诉求。(11)另有研究从决策者性格出发来衡量他们的地位偏好,并且从地位偏好的差异来解释决策模式的差异。(12)最后,还有的研究试图运用网络分析的方法衡量一国在国际体系中与他国联系的远近亲疏,从而确定该国的地位处境。(13)上述三种方法各有利弊。“炫耀性消费”视角从行为模式的特征可以认定地位动机的存在,但是,无法确定地位动机与其他动机之间的关系。从决策者个体的特征来衡量地位动机可以增强实证观察的准确性,但这一视角无法为决策者的个体偏好上升为国家政策的微观过程提供完整的解释,尤其是无法解释地位偏好较强(较弱)的领导人和地位偏好较强(较弱)的民众和其他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结果。网络分析的方法尽管可以客观地衡量一国的地位处境,但是,该方法无法帮助研究者在决策的微观层面找到地位动机存在的证据。

   二、地位政治的理论视角

   有关地位政治的研究从个人的心理动机出发试图分析该动机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尤其是国际政治后果。地位政治为理解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该视角融合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14)在此基础上,有关地位政治的研究横跨三个分析层级,涵盖了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个人因素。该研究路径基于因果机制对经验现象进行解释从而促进“中层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地位政治中的工具理性和稀缺的地位资源

   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必须依赖自身的实力和手段来获取安全和保障生存。但是,这并不排除国家还会追求安全以外的目标。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家的意图和动机相对不透明且可以在短期内发生改变,其他国家才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实力来确保自身安全。(15)从这一点上看,国际地位会与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兼容。的确,国家的地位追求并不排斥工具理性,因为地位资源是实现其他目标的重要手段。譬如,高地位国家往往在周边地区(乃至周边以外的区域)拥有势力范围,并且在国际组织中比其他国家享有更多特权。无论是势力范围还是特权都是特定的“地位符号”。正是这些符号将一国的地位展现在了其他国家面前,其他国家对这些符号的认可行为则释放出承认一国地位的信号。获取这类地位符号有助于提升和维持国家的影响力,尤其是可以促进一国在日常外交互动中的自主和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权益。

   国际地位基于他国对一国展现出的某些品质的良好印象。由于人类的认知系统在接触到新的信息之后做出调整的过程较为缓慢,有关一国的良性认知一旦形成,该认知的调整也就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如汉斯·摩根索等认为,一国在危机中的退缩不足以让其丧失既定的地位和声望。(16)事实上,只有在较大规模的战争中一败涂地才可以让一个既定大国迅速丧失其地位。两者的差别在于对国际舆论的冲击程度不同。国际舆论很难通过一次危机事件或军事冲突就对既定大国地位的认知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即便一国在危机中退缩,这种行为容纳多重解释:它既可以被理解为退缩没有危害一国的核心利益,还可以被解读为该国在积蓄力量并将在日后采取更加强势的政策。这些解读有利于维护一国既定的地位,因为它们并不体现消极的认知(即一国已经衰退到不负大国地位的资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俄德奥等国在摩洛哥问题、巴尔干问题上的多次对抗难见分晓。尽管各有让步和妥协,但这并未影响它们对彼此身为大国地位的基本认知。(17)美苏在冷战期间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正面对抗中各有攻守,双方也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遭受重大战略挫败,但这也没有改变美苏是超级大国这一公认的事实。与之相比,大国只有在战争中一败涂地才会对其他国家的认知产生巨大冲击,从而彻底颠覆既定大国的形象。普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胜负分明,且传统大国(法兰西帝国和清帝国)在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其失当的战略、落伍的军事组织系统乃至腐朽的政治决策机制。这类战争可以让一国在朝夕之间丧失地位,但这在历史上不常发生。

总而言之,一国的地位变化相对于其客观实力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恰好为一国调整国内外政策和重新积累实力提供了机遇窗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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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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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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