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张天翼《华威先生》——官场与国民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8: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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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从“五四”到40年代的现代文学,一般学术界的共识,最重要最成功的文学形象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但如果从1902—1903年梁启超、李伯元开始读上世纪中国小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晚清小说主要写的是官场。而且1942年以后,“十七年文学”及80年代以后的小说,官员(干部)也一直是重要人物形象。这就迫使我们要重新思考上世纪文学之中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三角关系。

  

   晚清小说主要描写官场,“五四”小说主要关注国民性,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同时描写官场与国民性。

  

   一 3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幽默短篇小说作者

   《华威先生》1938年4月16日发表在《文艺阵地》,这个期刊的背景需要回顾。1937年的10月,茅盾从上海到汉口,想编一个抗战期刊,之后战火连天,作家到处流离——汉口、长沙、南昌、杭州,又到上海、香港、广州等。

  

   到1938年2月,茅盾在武汉决定办《文艺阵地》,当时邹韬奋也在。在长沙,张天翼就交给茅盾《华威先生》的稿子。之后茅盾到广州,想在广州印这个杂志,但情况又有变化,萨空了邀茅盾到香港编《立报》副刊,所以《文艺阵地》是在广州排成,在香港出版。

  

   因为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文艺阵地》的创刊号引起强烈反响。《文艺阵地》18期以后,由楼适夷代编,编务后来又移到上海,40年代被查禁。茅盾又在重庆复刊,最后在1944年停刊。这是一个典型的抗战文艺期刊,也是香港文学的一部分。不过在香港大概很少人认为《华威先生》是香港文学。

  

   张天翼(1906—1985)早年读北大,1931年加入“左联”。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天翼与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放在一样高的艺术地位,认为他是“3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幽默短篇小说作者”。多年之后,夏志清还很遗憾人们没有足够注意他对张天翼的特别推崇,“在同期作家当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冷静的掌握。他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冗长的段落结构,他只是以精确的喜剧性来模拟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特别他运用起方言来,那绝对精彩。我每次都要提到他,可就是没有多少人响应。我明明讲了四个人,可大家后来只提前面三个,就是忘记了张天翼。有人说我……凡是共产党的作家都不好,这其实是冤枉,张天翼不就是左翼作家吗?” [1]

  

   二 永远在“忙”的华威先生

   现代文学人物中,我们会用来形容现实生活中人,第一就是阿Q,第二就是华威先生。比方说某人有“阿Q精神”,也会说某人像“华威先生”。这是一个常常可以在周围发现的典型人物,甚至也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华威先生的特征。

  

   小说第一段,“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暗示叙事者“我”和华威先生有关系,都在官场,常常一起开会,而且也沾亲带故,又有距离,“我”只是观察者,没有太多评论,只是描述华威先生的行动、举止、表情、谈吐,语气之中渗透讽刺。

  

   华威先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忙——不是真忙,而是显得很忙。这是他的特点,还是官场中人的一般特征?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2]

  

   接下来是外貌描写——挟着公文皮包、拄手杖戴戒指、包车必须快跑。“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面忙、一面抱怨忙的人,或者说,我们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抱怨。中国人见面打招呼,通常是——“吃过饭了没有?”或者——“最近好吧?”又或者——“最近忙不忙?”怎么回答呢?看关系远近。如果关系一般的同事、朋友,我们通常说——“忙啊,忙不过来。”其实不一定真忙。碰到好朋友,也许我们就说——“无聊,无所事事。”为什么大部分情况我们要装得自己很忙,貌似抱怨,实则炫耀。出租车司机、餐厅营业员,真的很忙,却不会炫耀。显得很忙,通常是强调有很多会要参加,忙于出差、接项目、做生意,特别是见领导。忙,说明有价值,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学术界,在商界,尤其是在政界,在官场,忙就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忙什么,忙出什么成果,反而不重要了。

  

   晚清小说写官员,主要描绘贪,较少强调忙。忙,作为官场时髦甚至职场美德,可能还和现代社会制度与官场问责形式有关。中国士大夫传统,当然也有鞠躬尽瘁的例子,但太忙碌也可能代表太功利,高手能人有时故作清闲状。华威先生的忙,是民国新官场新气象。

  

   但忙也好,闲也罢,官场核心还是权。权,则必须在众人他者态度中才能确定。“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我不能当主席,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虽然不做主席,却能推举主席。样子要低调,权力要保持,这是新官场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晚清小说里,官员对上当然恭敬无比,但鲜有对下也装作(哪怕只是装作)谦逊姿态。将上下级关系的貌似平等也作为官场游戏规则,应该也是“现代性”的追求。华威先生推举了主席,却要求主席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平等谦逊姿态装得不太像,两分钟以后他就打断了主席的话说——“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这种情况重要的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在显示或验证自己拥有打断别人(哪怕是主席)的权力。官场里的权力有时不在于说什么做什么,而在坐在哪里,迟到早退,说话时留着人们鼓掌的时间等形式因素。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刮了一根洋火。“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

  

   话还真不多,就讲两点。直接道出新官场文化在“忙”与“权”之外的第三特征,那就是“一个中心”。第三特征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从李伯元笔下的晚清官场,到张天翼小说里的抗战会场最关键的传承。反复重申一个中心,就是不允许有反对意见。

  

   ……“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可是“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人们要说,他又没时间听了,要人们去他家。一个长发青年抱怨:“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华威先生说,“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然后他就去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那里会已经开了,他拍手打断会议,说我还有会,让我先讲两点,又是第一,工作要努力,第二,认清一个领导中心。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艺界抗敌总会的会场,先和一个小胡子密谈了几句昨晚喝酒的事情,之后主席就打断别人发言说,让华威先生先说,他又在讲领导中心的重要性。

  

   小说里描写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华威先生确是威权人物,真有实权,所有这些会议非他到场不可。他到了,会议的级别就提高了,就可能有实质性的协议。他兼了这么多的委员会,什么事都离不开他(也说明他对别人都不放心都不放手,整天提醒大家只有一个领导中心)。

  

   还有第二种可能:这些会他到不到其实没多大关系,又是抗战文艺,又是妇女,又是通俗文艺等,和党务或军事会议相比,似乎都也不大像战争年代的重要议题,只是因为他资格老、关系多,才到处要插一脚。是为了满足个人虚荣心,也是一种官场上的浮夸作风,如此而已。越忙,越说明地位虚弱,朝夕不保,其实是官场中的弱者。这便带出了官场形态之四:发言提议越大声越积极,通常是越没实权的人——这也正是官场文学与国民性主题的相通之处,或者说在官场文化中“自欺欺人,被欺者欺人”的国民劣根性秩序颠倒:看似欺人的官员,其实可能正是被人欺负(恐惧被抛弃)的人物。

  

   小说的最后两段尤其精彩,一个是华威先生发现妇女界组织“战时保婴会”竟然没有找他,他便十分生气,找人来问。问话当中,听到有个人又去了一个叫日本问题座谈会。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更加发火了,这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

  

   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最后这个细节,我们不要笑别人,也会看到自己。官场和文化、学术场域不无相通之处,都遵循官本位的基本结构原则。在同行那里,如果听到一个什么学术会议,主办方请我,我也未必去,但居然没找我,本来应该或者可以参加的,我却一点都不知道,没人通知我,这时会不会有一种被忽略、被抛弃的感觉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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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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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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