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柱:评民族主义与全球正义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0: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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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柱  
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对贫困责任的追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找出那些对贫困负有责任的人或国家。在难以解决到底谁是贫困的制造者这一问题的情况下,米勒从国家贫困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内因素这一非常负有争议的观点出发而主张援助全球穷人的义务主要落在贫困国家及其政府身上,这是值得商榷的,也根本无法解决甚至缓解全球穷人的贫困处境。

   就民族主义的第三点批评意见来说,民族主义者认为全球正义理论削弱了民族认同,鉴于其中的民族义务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们将着力分析民族义务问题。从总体上而言,塔米尔等民族主义者强调应该优先关注本民族成员而非陌生人的需要和利益,侧重于强调民族义务与个人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当她在探讨限制移民之政策是否具有正当性时,提出了一个与优先关注本民族成员的需要的观点截然不同的观点:“限制移民以便保持特定国土的民族特性,只有在所有的民族都有平等的建立民族实体之机会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在这样的民族实体中,其成员将被赋予公平地追求自己的个人与集体目标的机会。维护文化同一性的权利因此是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福利的基础上的。这样,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意味着:只有当一个民族已经履行其保证所有民族之间的平等这个全球义务的情况下,它通过限制移民而进行的同质性追求才是正当的。”[32]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塔米尔的上述两种观点是不连贯的,因为塔米尔一方面强调人们必须优先关照和偏袒本民族成员的利益和需求,在满足此前提之下,才能考虑是否关注陌生人的利益和需求;另一方面,在涉及到限制移民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时,塔米尔又强调只有在确保所有民族之间的平等这个全球义务已经被履行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是否应该限制移民。这两方面是明显存在冲突的,人们不可能既偏袒本民族成员的利益和需求,又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塔米尔所说的观点。

   我们以上回应了民族主义对全球正义理论的三种尖锐的批判,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对全球正义理论的很多批判值得商榷,全球正义理论能够容纳民族主义的上述批判。事实上,民族主义者强调民族义务的重要性以及强调优先关照同一民族成员的利益和需求本身无可厚非,然而,这要满足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只有当人们履行了塔米尔所言说的全球义务以及实现国际秩序和国际基本结构的平等(即实现全球背景制度的正义)之后,才能将对本民族成员的利益和需要的关照置于对陌生人的利益和需要的关照之前,而不是像目前民族主义者那样在全球背景制度的正义远未实现的情况下,反复申述本民族成员的利益和需求的优先性,即使与本民族成员的利益和需求相比时,陌生人的利益和需求是更为基本的和更为紧迫的情况下,也不放弃或修正上述立场。也就是说,对本民族成员的利益和需求的优先关照,必须受到全球正义的约束。易言之,与民族主义相比,全球正义应该处于一种优先的地位,全球正义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约束边界。在这一点上,全球正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较为一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主要诉诸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强调各国的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时要同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反对以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己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同样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约束边界,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并不是完全拒斥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也接纳了民族主义。同时,民族主义应该吸纳世界主义的部分内容,世界主义能够使得人们从一种不偏不倚的视角来看待自己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要求人们在思考某些问题时能够超越自己所属的民族或国家,能够有利于人们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进行一种批判性的、更加客观性的省察,能够减少一些偏见。

   目前的全球背景制度是不公平的,正如我们曾反复提及的那样,全球的政治、经济等各种秩序是不公平的,很多人应得的利益被他人不正当地侵占了,很多人仅仅因为一些自己无法选择的因素而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同时,虽然从理论以及现行的国际法而言,国家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但是在现实的国际舞台上,强国比弱国拥有更多的主权,弱国的主权基本上可以被肆意践踏。这也就为全球正义理论对民族主义提出了一种约束边界这一主张,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在国家内部,既有国内正义理论,也有适用于其他较小的共同体的正义理论。虽然国内正义理论与适用于其他较小共同体的正义理论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冲突,但是国内正义理论应该处于优先的地位,仍然负责调节国家内部各种相互冲突以及相互竞争的要求和主张。同样类似的情况是,与国内正义理论相比,全球正义理论也应该拥有优先性,我们并不能以国内正义理论与全球正义理论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为由,而拒斥全球正义的优先性,全球正义也可以负责调节各个民族之间或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的要求。正如人们在确保国内制度是正义的情况下,可以偏袒他人(比如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一样,在国际社会中也应该同样如此,我们应该首先确保全球背景制度是公平的,比如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应当是公平的。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践行民族主义的代价就是其他民族的成员要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一旦满足了全球正义的要求,一旦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秩序建立起来了,对本民族的人的偏袒就是可以被接受的,换言之,全球正义理论并不拒斥民族主义所主张的同一民族成员之间所负有的特殊义务和特殊承诺。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出倘若我们理清了全球正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并将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控制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范围之内,全球正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言说的那样是两种完全相互对峙的理念,而是可以相互支撑的。因此,全球正义与民族主义可以实现和解:一方面,全球正义的真正实现有赖于民族主义所提供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全球正义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不可逾越的道德边界,至少可以确保民族主义不会蜕变成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当不同的民族主义主张之间产生分歧时,全球正义理论可以对它们进行调和。

   四、余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族主义与全球正义之间的争论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民族主义者对全球正义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全球正义理论削弱了民族自决权、民族责任和民族认同。实际上,民族主义者对全球正义理论的批判在不少方面并不是令人信服的,全球正义理论能够容纳源自民族主义的上述诘难,与民族主义理论相较而言,全球正义应当处于一种优先的位置,民族主义需要全球正义来为其划定恰当的道德界限,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特殊义务要受到一般义务(譬如不伤害其他民族的义务)的约束,而不是相反。在全球正义理论那里,是否偏袒本民族的成员,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关注全球背景制度本身的公正与否,关注在偏袒本民族的成员时,是否伤害到了其他民族的成员。

   虽然我们在此强调强调民族主义要受到全球正义的约束,但是有两个方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应当在完全践行全球正义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贬低了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源自全球正义。因为这种观点过于激进,缺乏可信度,换言之,一种不能为民族主义提供一定存在空间的全球正义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那种不能为某种偏爱留下任何空间的全球正义理论明显背离了道德直觉,同时它也否定了民族主义具有的独立价值,而只有工具性的价值。实际上,民族主义有着内在的价值,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并不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第二,这也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全球正义理论是无懈可击的,目前全球正义理论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对各民族持有的“地方性正义观”并未给予充分的强调,这种缺陷倘若得不到解决的话,全球正义理论就有可能只会停留于某些知晓多种文化、能够在世界各地行走的全球精英人士(如某些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知识分子)的脑海中,它既难以获得普通人的认可,也很难被付诸实施。全球正义理论也要注意到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也要注意到各民族所提出不同的地方性正义观。全球正义和各个民族所持有的地方性正义观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因为目前的全球正义理论主要是以西方的正义理论为原型的,往往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正义理论向外拓展的结果,易言之,它起初并不具有“全球性”,只是一种“地方性”的正义观,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而非普遍主义的主张。倘若全球正义理论在被向外推广的过程中,并未顾及到各民族的看法,只是一厢情愿地倚重自己的强制力量向外推销自己的观点,既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强烈反抗,也有可能勾起一些国家回忆起由某些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痛苦过往。因此,为了化解全球正义理论与各民族持有的地方性正义观之间的紧张关系,全球正义理论必须平等地对待而不是歧视各种民族文化,并在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展开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在建构一种拥有深厚根基的、有可能获得普遍认同的全球正义理论的过程中,秉承各种民族文化的人民都应当积极参与其中,譬如,在构建全球正义理论的过程中,中国人就应该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应该贡献自己的独特智慧,正如有论者曾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至今尚未普遍化和全球化的地方正义学说,如中国的儒学,如何能提出自己的全球正义理论,在这方面中国人理应对全球正义做出贡献。当中国的商界人士踏遍全球努力开发全球市场时,他们遇到了种种阻碍,其中涉及不少国际正义问题。中国方面应该提出一种令其他国家和人民信服的全球正义理论和标准,这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33]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一个需要长时段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全球正义理论要想成为一种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正义理论,而不至于仅仅限于一时或一地,不至于蜕变成一种“地方性”的正义理论,全球正义论者必须认识到各民族持有的众多地方性正义观是全球正义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全球正义理论既要认真对待和吸纳各种地方性正义观,尽力获得地方性正义观的支持,而不是漠视各种地方性正义观,又要试图在各种地方性正义观中间形成一种“重叠共识”;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正义理论也必须接受地方性正义观的检视和修正,经过与各种地方性正义观的不断“碰撞”,全球正义理论最终才能不断臻于完善。

  

   【注释】

   [1] 参见Charles Beitz,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4, No.4, 1975, pp.360-389; Thomas W. Pogge, Realizing Rawl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陈肖生译:《万民法》,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57-161页。依照罗尔斯的基本立场,富裕国家对全球贫困者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援助义务”,而不负有全球正义论者非常推崇的“正义的义务”。这两种义务的侧重点是极为不同的,前者关注通过什么行动来缓解全球贫困,而后者聚焦于全球贫困的制度性根源,关注全球秩序本身的正当与否。人道主义的义务要求当其他国家的人民身处困境中时,那些相对而言处于较好境况中的国家及其人民要施以援手,然而,正义的义务除了要求富裕国家及其公民对全球贫困者提供援助以外,还要求真正消除世界上所存在的贫困和极端不平等的根源,譬如,改革目前一些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抵制一些国家对某些国家之主权的侵犯等霸权行径。

[3] 从总体上来说,全球正义理论面临着一些学者从现实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社群主义等立场出发进行的批判。除此之外,在平等主义内部,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可全球正义,虽然有些学者既不像自由至上主义者那样怀疑平等主义,也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贬低国际道德观念,但是他们对全球正义持怀疑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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