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柱:评民族主义与全球正义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0: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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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柱  
新加坡和毛里求斯这样的案例表明,地理上的劣势是能够被那些拥有合适的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克服的。”[23]可见,米勒基本上持有一种“纯粹国内因素致贫论”,并不同意博格所说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对贫困国家的影响,认为那些仍然贫困的国家不能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国际秩序以及维护该秩序的富裕国家。米勒强调辛格和博格等人的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所开出的药方仅仅关注那些遭受贫困之苦的人们的需要以及谁能够提供相应的援助,这漠视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而应当进行的制度改革。因此,辛格和博格等人的建议是值得怀疑的,认为在考虑针对世界穷人要承担何种责任时,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否则难以明晰后果责任和补救责任的具体的承担者。虽然米勒强调了保护世界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但是鉴于米勒认为国家应当对自己的经济发展等政策承担责任,援助穷人的义务还是应当首先由穷人所在的国家及其民族共同体承担。在米勒那里,倘若依照贝兹和博格的等人的全球分配正义理论,我们不问贫困国家贫困的原因,而直接主张富裕国家及其公民直接承担补救责任的话,那么一些贫困国家可能就没有承担本身应当承担的民族责任,而将这种责任转嫁到其他国家或公民身上。

   其三,全球正义理论削弱了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者不仅认为全球正义理论削弱了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民族责任,还削弱了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通常是指个体将自身视为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以及个体对其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依附感,比如某个人强调自己是“中国人”或“法国人”等。个体通过认同某个民族,可以理解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是什么。民族认同所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其中“民族文化”和“民族义务”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为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了某种共同的身份感。传统的民族主义理论往往强调个人充分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方式在于对民族的方方面面(比如民族文化)有一种认同感,尊重民族的各组成部分,并且不加反思地高度赞扬民族的伟大成就和光荣历史。然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的辩护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塔米尔认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它在巩固民族理想的同时并不无视其他的人类价值观念——民族的理想应该依据这种人类价值来衡量。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对于合法的民族目标以及追求整个目标的手段的重新界定。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因而珍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人权的普遍性,珍视个体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以及人的自治。”[24]虽然如此,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仍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个体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历史继承性和传承性。

   民族主义者在民族义务问题上,认为由于人们对其所属的家庭、社区和教会等共同体有认同感,因此,人们对其所属的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也负有一种义务,这种义务异于人们对“陌生人”的义务,换句话说,人们应当偏袒“本民族成员”的利益,而不是陌生人的利益,即使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也赞同这一观点。例如,米勒认为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义务的共同体,“因为我们的祖先为了建立和保卫民族呕心沥血,生于其中的我们继承着继续其事业的义务,部分是对同时代人履行义务,部分是对我们的后代履行义务。这个历史共同体也向未来延伸。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把民族视为一个伦理共同体,我们就不只是在谈论一个存在于一群相互帮助的人之间的共同体,帮助一旦停止,这种共同体也随之瓦解,而是在谈论一个当代人无法断绝关系的共同体,因为它在世代之间从过去绵延到未来。”[25]当本民族成员的需要与陌生人的需要产生冲突时,人们应该首先关照本民族成员的需要,对本民族成员比对陌生人有着更多的民族义务。民族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是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而且一个国家往往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各个国家之间并不存在能够获得各个民族或国家接受的民族文化,然而,全球正义理论的支持者对个人的文化认同持一种中立的甚至怀疑的态度,试图倡导一种能够超越各民族之民族文化的文化。实际上,在民族主义理论的支持者那里,这种立场是值得怀疑的:“在缺乏共同民族认同的国家,例如小于将两个或三个民族或种族群体联合起来的保护性组织的尼日利亚,政治最多采取群体商谈和妥协的形式,最坏的情况是堕落为统治之争。信任可能存在于群体内部,却不存在于群体之间。”[26]在民族义务问题上,全球正义理论的支持者主张应当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视角,当民族成员的利益与陌生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不能因为仅仅是同一民族成员的利益就进行区别对待,而应该采取一种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

   在民族主义者那里,全球正义理论的支持者漠视了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正如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曾言,“历史表明,人们愿意为其亲属和那些与其同样宗教信仰的人作出牺牲,但是,却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履行更多的义务。尤其是,必须有某种意义上的共同认同和共同归属把赠与者与接受者统一起来,以致于在某种意义上,为那些不认识的人所作出的牺牲仍可被认为是为‘我们中的一员’而作出的牺牲。”[27]民族认同恰恰就属于金里卡所言的共同认同和共同归属之所在。在某些民族主义者那里,在一个共同体的内部,人们相信,当人们为他人作出牺牲——比如帮助穷人——时,当自己以后陷入贫困的境地时,也会获得相应的帮助,因而,人们应该互相帮助。然而,在全球层面上并不存在类似的共同认同和共同归属(即民族认同):当人们为世界上某个国家的某个穷人的悲惨处境慷慨解囊以后,倘若自己以后变得一贫如洗,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相应的帮助。总之,民族主义者认为全球正义理论削弱了人们的民族认同。

   三、全球正义理论能否容纳民族主义的诘难?

   可见,民族主义对全球正义理论的批判主要在于全球正义理论削弱了民族自决、民族责任和民族认同。那么,全球正义理论能否容纳源自民族主义的批判?与民族主义,全球正义理论是否应当具有优先性,能否为民族主义提供一种约束边界?

   就民族主义的第一点批评意见而言,塔米尔和米勒等民族主义者主要强调各民族对自己的资源和财富拥有一种绝对的所有权,并反对贝兹和博格等人所推崇的全球分配正义理论,即反对全球平等主义。实际上,依照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本质来说,上述批评意见并不成立。一方面,虽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各民族确实对自己的资源和财富拥有一种绝对的所有权,但是在理论上这是一个非常负有争议性的问题。民族主义者在为“将资源和财富分配给同一民族的成员是被允许的,分配给陌生人是不被允许的”这一观念进行辩护时,必须考虑到各民族对资源和财富的所有权是否是正当的。倘若我们承认正义理论应该在思考“各民族是否对自己拥有的资源和财富拥有一种绝对所有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扮演一种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正义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正义观,给各民族践行其民族自决权的方式提出了一种约束边界。倘若我们坚持认为那些拥有较多资源和财富的民族对其资源和财富拥有一种绝对的所有权,这就使得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为各民族行使自决权提供的约束边界已经荡然无存。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必须重视其中的自由主义这一要素对民族主义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提供的约束,否则,其就不应该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倘若某些资源能够被某些民族合法地使用,这些民族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这些资源分配给其成员,然而,只有当我们首先明晰了全球正义对所有人民和民族提出的要求、明晰了资源的公平所有权的内容,我们才能决定那些民族是否可以把那些资源分配给自己的成员。”[28]我们并不能假定目前各民族所控制的资源和财富就是一种正当的分配,塔米尔和米勒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并不否认目前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是不正当的。事实上,虽然很多富裕民族的资源和财富的获得在某些方面是因其合理的政策和努力而获得的,但是其在很大程度上要么是由于其运气较好(比如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等),要么是长期对其他民族的长期殖民所带来的。

   另一方面,民族自决权应该是所有国家都应当享有的权利,不仅富国拥有民族自决权,穷国也应该拥有民族自决权,易言之,民族自决权具有普遍性。正如科克-肖·谭曾言,“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来说更为根本的理念——事实上,这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必要的、尽管不是全部要素——是,民族主义自决原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这意味着,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自决是一种所有民族(在恰当条件下)都有资格享有的权利。这种可普遍性前提的一个明显意含是,一个民族对其民族自决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其他民族的类似权利。”[29]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否认民族自决权的普遍性,它既可能主张本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又否认其他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换言之,是否尊重民族自决权的普遍性是区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非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族自决的前提条件在于平等,这种平等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秩序的平等,二是资源和财富的大体平等。因为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与不平等的资源和财富会削弱某些民族的自决权,这样的话,米勒对全球平等主义的抛弃之合理性就是令人怀疑的。米勒可能忽视了各民族间资源和财富的差异会使得那些拥有丰裕资源和财富的民族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那些资源和财富贫乏的民族的自决权往往难以得到实现。虽然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及的那样,贝兹和博格等人的全球分配正义理论并不一定完全恰当,[30]并不一定是一种能够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可行方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米勒对所有的全球平等主义理论的拒斥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民族主义的第二点批评意见主要强调各民族要对自己的经济发展或资源的利用等领域中的政策负责,同时,由于米勒等人强调国内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因素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米勒等人将援助全球穷人的责任主要赋予了那些对贫困负有责任的人,即贫穷的国家及其政府。倘若第二点批评意见是可行的,它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在确保全球背景制度是正义的情况下,各民族才能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以及国家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等国内因素。然而,目前的国际秩序远远是不公正的,离公正还有不少距离。我们可以借用博格在回应罗尔斯的“纯粹国内因素致贫论”时的观点来回应民族主义者的第二点批评意见,博格认为罗尔斯的“纯粹国内因素致贫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国内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全球的贸易规则严重影响了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国际分配,同时,罗尔斯忽视了“那些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国家,不得不与那些过度保护国内市场的富裕国家进行竞争。这些保护(包括关税制度、配额制度、反倾销税、出口信贷、对国内生产者和所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条约的公司的巨大补贴)是如此地虚伪和不公平,以至于它们受到了大量的批判,并开始削弱民族主义者的解释。”[31]博格所批判的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国际资源特权”和“国际借贷特权”就是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在以前,还是在当下,不公正的国际秩序都对一些贫困国家的国内因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历史上的殖民统治以及不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等因素恰恰一些贫困国家贫困的重要根源。我们在上文曾提及米勒的如下观点:种族灭绝和奴隶制确实是道德悲剧,但是人们并没有理由可以假定,它们的长期影响导致了贫困国家中的贫困。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种族灭绝和奴隶制恰恰导致了某些贫困国家中的贫困,比如那些处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中的某些贫困就是如此。

即使我们承认米勒的“纯粹国内因素致贫论”,这也并不意味着贫困国家的人民应该对自己的较差处境以及政府的决策承担责任,因为不少贫困的国家恰恰是非民主的国家,人民对本国的各种政策缺乏发言权,倘若让人民为自己并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承担责任,这显而易见是不恰当的,也不符合米勒对后果责任的界定。当然,我们在探讨如何化解全球贫困问题时,必须如米勒所反复申述的那样,要关注全球贫困的责任归属问题。这在能够明确到底谁是对贫困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制造贫困者当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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