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柱:评民族主义与全球正义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0: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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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柱  
以贝兹等人为代表的全球正义的契约主义分析进路与以亨利·舒伊(Henry Shue)和博格等人为代表的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辛格建构了一种从不偏不倚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强调虽然追逐私利是人之本性,但是人们在进行伦理思考时必须将对自身利益的关照推广到他人的利益身上,即主张一种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在伦理慎思中,我们要对受我们行为影响的所有对象的类似利益予以同等程度的考虑。……被平等考虑的利益不因是谁的利益而有所不同。”[13]辛格将功利主义伦理观用于分析全球正义问题,认为国家的边界并不像某些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所申述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道德重要性。辛格曾用了一个著名的有关“拯救落水儿童”的思想实验来反驳“偏爱同胞”的观点。[14]假如A在经过一个非常浅的池塘旁时,发现一个小孩掉进去了,并意识到这个小孩有被淹死的危险。倘若A伸出援手去拉那个小孩,小孩不会被淹死,即使这会弄湿A的衣服;倘若A不去救那个小孩,小孩将会被淹死。辛格认为A应该去救那个小孩,并强调倘若预防一些非常坏的事情的发生是人们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事情,且不会因而牺牲掉其他任何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从道德上而言,人们不应该避而远之。实际上,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的关键论证正是从“拯救落水儿童”这一思想实验推导出“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所负有的援助义务”,援助义务也是其全球正义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当然,这种类比论证方式也是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极具争议性的地方,因为从道德直觉上而言,很多人会同意拯救落水儿童,但是并不一定认可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负有一种援助义务。

   契约主义是全球正义理论的另一种重要的分析进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罗尔斯在《正义论》和《万民法》等著作中分别建构国内正义理论和国际正义理论的过程中对契约主义方法的不懈运用。然而,贝兹等世界主义者秉承罗尔斯式的契约主义方法的基本精神,得出了迥异于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的、罗尔斯曾明确加以拒斥的诸多全球分配正义原则。虽然贝兹采取了罗尔斯式的契约主义方法分析全球贫困问题,但是贝兹并不像罗尔斯那样将契约主义方法的适用范围限于封闭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之中,而是认为可以超越国家的界限,认为我们可以对罗尔斯的国内正义理论进行适当地重新解释,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适用:“如果全球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的证据表明存在一个全球社会合作系统,我们就不应认为国家边界具有根本的道德重要性。既然边界与社会合作的范围并不是同延的,它们就没有为社会义务标出界限。因此不能假定原初状态中的各方知道他们是特定国家社会的成员,从而主要是为那个社会选择正义原则。无知之幕必须延伸到国家公民身份的所有问题,并且所选择的原则将会在全球适用。”[15]对贝兹来说,国际社会的制度与国内制度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倘若人们承认在罗尔斯设定的国内原初状态中,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一种较为可行的选择,在国际原初状态中,人们并没有理由抛弃全球差别原则,人们需要通过全球差别原则来确保全球基本结构能够公平地运作。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贝兹等人的全球差别原则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全球差别原则在实践方面的可行性问题,即如何落实全球差别原则?由谁来实施全球差别原则?

   虽然人权以及与其相关的权利观念源远流长,然而在全球层面上讨论人权问题,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才开始出现的。在舒伊和博格等人的推动下,人权逐渐成为全球正义理论的重要分析进路之一。然而,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的内部也是纷争不同,不同的学者分别强调了不同的权利。舒伊认为生存权和安全权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基本权利是所有人对其他人提出的最低限度的合乎情理的要求,为什么基本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舒伊强调原因在于“权利在如下意义上是基本的:持有某种权利对享有所有其他权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基本权利的独特性所在。当一种权利是基本的时,通过牺牲基本权利而享受其他任何权利的尝试,将是自我挫败的,削弱了自身存在的根基。因此,如果某种权利是基本的,那么为了保护基本权利,非基本权利可以被牺牲——如果是必须的话。然而,为了享有非基本权利,不应该牺牲基本权利。”[16]在舒伊那里,基本权利具有优先性,在保护其他权利之前,应该优先保护基本权利。哪些权利属于舒伊所说的基本权利呢?舒伊认为安全权和生存权是基本权利,安全权包括人不受到谋杀、折磨、故意伤害、强奸和攻击等,最低限度的经济安全或生存权包括没有受到污染的空气和水、充足的食物、衣服、住房和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等。博格在其全球正义理论中将人权分为“互动性的人权”(the interaction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 rights)和“制度性的人权”(the institution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 rights),前者意味着假如某人拥有人权X等于断言一些人或所有人以及集体性的组织有一种不否认其的X或者剥夺其的X的义务,后者意味着在某前合乎情理的情况下,任何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应当被设计得使那些受其影响的人都能获得人权,人权是针对任何强制性的社会制度的道德主张,因而也是反对针对任何人的强迫的道德主张。[17]也就是说,按照对人权的互动性理解而言,政府和个人有义务不侵犯人权,而按照对人权的制度性理解而言,政府和个人有义务建立一种能够确保所有社会成员的都能获得实现人权的手段的制度,博格主要认可制度性人权观。

   与全球正义理论的功利主义分析路径和契约主义分析路径相较而言,全球正义理论的人权分析路径有不少优越性,譬如,它强调维护每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并没有像全球正义的功利主义分析路径那样对人们提出了一种过高的要求,同时,它有着更多实践方面的可行性,并没有像全球正义的契约主义分析路径那样侧重于理论层面的论证。然而,全球正义的人权分析路径的代表性理论主要强调了“生存权”的重要性,较少强调“发展权”的重要性,这是它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二、民族主义对全球正义理论的批判

   正如我们在上文曾提及的那样,民族主义的类型多种多样。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都对全球正义理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及某些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如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全球正义理论进行了批判。

   其一,全球正义理论削弱了民族自决。民族自决是诸多民族主义理论反复强调的重要原则,它意为各民族有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的自由和权利,它既可以体现为一种政治上的诉求,也可以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诉求。一般而言,民族自决主要包括“国内层面的民族自决”和“国际层面的民族自决”,本文言说的主要是后一种类型的民族自决。塔米尔认为“民族自决包含个人寻求赋予他们的民族身份以公共表达的过程。这样,它常常被描述为个人进入公共领域的权利,并因而意味着个人有权利通过反映他们的公共价值、传统、历史的方式——简言之,他们的文化——建立机构并管理自己的公共生活。”[18]当然,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民族自决权要受到自由主义的限制,在追求自己的民族自决权的过程中不能侵犯或者伤害其他民族的自决权,这与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等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塔米尔和米勒等人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以民族自决原则为理据,批判了博格等人的全球分配正义理论。博格主张以全球资源红利方案来解决目前的全球贫困问题,全球资源红利方案挑战了民族主义者推崇的对本国的资源和财富的无限所有权这一观点,可能被认为对资源和财富丰富的国家提出了一种过高的要求,博格曾进行了回应:“是的,平等主义制度对那些偶然受益于自然和历史的社会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为它们在无限所有权的制度中将会拥有更加有利的处境。然而,对称地讲,无限所有权的制度对那些受害于自然和历史的社会至少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为在一个更加平等的全球基本结构中,这些社会及其人民的处境将更好。”[19]可见,在博格那里,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多寡,恰恰是道德上的任意因素,应当受到全球正义理论的调节。米勒阐发了一种不同于博格等全球分配正义理论的支持者的观点,他认为各个民族之间彼此负有如下五种义务:“克制在物质上伤害另一个国家的义务”、“不剥削单方面受你行为影响的国家的义务”、“遵守签订的国际协议的义务”、“互惠义务”和“更成问题的义务是保证自然资源之公平分配的义务”。米勒认为前四种义务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只是第五种义务有着很大的争议,米勒认为实施该原则会面临两种困难:“一个困难是缺乏用来估计不同资源价值的共同度量。……第二个困难是资源并不是在那儿就可以用:它们需要被发现和被开采并使之能为人类所用,而这些都有一定的成本。”[20]可见,米勒并不认可全球资源平等的主张,不仅如此,米勒还反对全球平等主义,认为在其描画的国际正义图景中,民族国家拥有通过不干涉义务和援助义务等原则来体现的民族自决权,贝兹等人所倡导的全球差别原则等全球分配正义理论并不是必需的,因为“为了保持平等,我们将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将资源从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转移到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而这破坏了政治责任,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破坏了自决。”[21]易言之,在米勒那里,博格等全球分配正义论者所推崇的资源再分配原则和全球差别原则等全球平等主义方案恰恰侵犯了民族的自决权以及我们接下来将要论及的民族责任,全球平等主义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可行的,在解决全球贫困等问题上,人道主义的援助义务已经足够。

   其二,全球正义理论削弱了民族责任。民族主义者还认为全球正义削弱了民族责任,认为各民族应当对自己的经济发展或资源的利用等领域中的政策承担责任。米勒反对全球平等主义,为一种以人的基本需要为基础的全球基本人权观念进行辩护,就如何解决全球贫困问题而言,他并不认可辛格和博格等人所推崇的理念。从总体上而言,在米勒那里,辛格在忽视全球贫困的根源的情况下,就开始探讨如何化解全球贫困问题,同时,博格即使注意到了全球贫困的根源,但是错误地把握了这种根源,简单地认为富裕国家的公民对全球穷人的处境应当负有后果责任和补救责任。

就辛格的观点而言,米勒认为辛格并没有探讨全球贫困的后果责任问题,而只是把全球贫困看成像地震那样的自然现象,比如他既没有思考全球穷人的悲惨处境是怎么造成的?贫困的责任应当由富裕国家来承担还是应当由贫困国家的政府来承担?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解决全球贫困问题,那我们显然不仅要在经验上而且还要在道德上追问贫困发生的原因。我们必须至少要假设,我们能够找到那些对贫困负有后果责任的行动者,我们还能要求他们承担起消除贫困的补救责任。”[22]虽然与辛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相比,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既关注了后果责任,又更加明确地探讨了补救责任,但是米勒认为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的处理全球贫困问题的方式仍然是值得商榷的。米勒认为,博格并没有否认全球贫困的直接原因在于穷人所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但是这些国家的不恰当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可以由其所处的国际背景来解释,也就是说,博格认为不平等的国家经济和政治秩序是造成穷国贫困的主要根源,米勒挑战了这一观点,认为种族灭绝和奴隶制确实是道德悲剧,但是人们并没有理由可以假定,它们的长期影响导致了贫困国家中的贫困,相反,殖民主义对那些殖民地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总是消极的。米勒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大体上包括三种:物理因素(诸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国内因素(如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和外部因素(如国际秩序)。米勒强调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在解释为何某些社会变得富裕而其他社会变得贫穷之前,国内因素起着明显的作用,否则,关于民族对其富裕和贫困负有直接责任的主张就是没有依据的。在上述三种因素中,米勒比较强调国内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他经济史学家已经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国内因素在解释发展的不同速度方面的重要性。地理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说很重要——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处于温带而不是热带——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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