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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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邓小平同志否定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观,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重提“共同富裕”概念,更将之理论化、体系化。在1979年11月会见外宾时,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的观点。根据他的表述,“集体富裕”概念包括“富裕”和“集体”两个维度。其中,“富裕”维度将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设定在解放生产力上,以奠定集体富裕的物质基础;“集体”维度则要求社会主义实现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而是全体人民共享的“集体的”富裕,它不能也不应导致两极分化,甚至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集体富裕”的提法逐渐被“共同富裕”所替代,而其内涵也在“富裕”与“共同”的二分中得到了更为体系化的论述:其一,关于“富裕”的维度,邓小平同志认为,共同富裕首先意味着“全民共同致富”,也就是在动态意义上,承认全体中国人民都有追求富裕的权利,鼓励人民创造财富,以提升社会生产力。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调动一切有利资源,我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市场经济、改革分配制度、引入自由竞争、扩大对外开放,并同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激励、带动、帮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个人实现富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其二,关于“共同”的维度,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不搞两极分化”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从结果意义上,共同富裕意味着没有阶级差异的、全社会所有人的整体富裕。共同富裕最终应呈现为“国民的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与之相对,“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邪路了”,到时“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为了避免这一结果,一方面应当对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征税等方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另一方面则应鼓励他们自愿投身慈善,以帮助社会弱者与贫困地区。综合以上两方面,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围绕社会主义本质,将共同富裕体系化地归纳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四个方面。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代表“富裕”维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两个方面则代表“共同”维度。两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富裕”理念,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平衡理念而言,其并不单纯强调限制经济强者、扶助社会弱者等要求,而是同时突出了实现社会平衡之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反对将社会平衡与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挂钩,代表了一种高水平的共富观。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之间矛盾的判断,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均衡问题作为未来国家的工作重心。显然,对于社会平衡的追求被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的平衡、均衡的侧面受到了高度重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党对实现共同富裕列出明确的时间表,要求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开篇重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在《意见》的“总体要求部分”,强调“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所体现的仍然是社会平衡的理念。

   四、共同富裕的宪法基础及其变迁

   从共同富裕理念在我国的发展不难看出,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们对于“共同”与“富裕”二维度的关注度各有不同。总体来说,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综合国力相对落后的早期,中国语境下的共同富裕理念更为侧重“富裕”维度,突出“先富”战略,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列为判断“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标准。与之相对,在社会生产力相对发达以后,则更为关注“共同”维度,强调“先富带后富”,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可以大体以2018年《宪法》修改为节点,梳理共同富裕理念在宪法规范上的基础及其变化。

   (一)2018年前的历次修宪与共同富裕理念

   自1982年《宪法》全面修改至2004年《宪法》部分修改,现行《宪法》所呈现的共同富裕理念更为侧重于“富裕”维度的内涵。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宪法变迁中。1982年《宪法》全面修改,在吸取文革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通过《宪法》第6条至第18条的规定,从五个方面确立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其一,从实际出发。确认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其二,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其三,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和途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其四,正确认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计划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公有制基础上,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障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其五,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政权与企业的关系,坚持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权和实行民主管理。”1982年《宪法》在经济制度方面主要突出了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上的主体地位,以及按劳分配在分配方式中的唯一地位和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个体经济与市场调节虽受承认,却只居于补充与辅助地位。因此,仅就规范表述层面来看,1982年《宪法》在“共同富裕”理念的体现上,仍然以“共同”为侧重。不过,随着1988年《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通过,我国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首先突破:在承认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于《宪法》第11条中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由此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扩大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范围。在此基础上,1999年通过的《宪法》第16条修正案与2004年通过的《宪法》第21条修正案分别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以及国家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态度进行修改,明确了它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与作用,并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以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而带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大幅变动,宪法在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上也做出了相应调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做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经典论断。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据此提出修宪建议。1993年修宪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基本经济体制,使市场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机制与方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以至决定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深化,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更多关注经济自由的保障;赋予国有企业以经营自主权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以平等地位,以推动市场功能的发挥。在所有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宪法》修改,使得“富裕”维度在《宪法》中得到了更突出的体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也导致了按劳分配作为宪法规定的惟一分配方式格局被打破。早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会报告即提出:“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由此,按劳分配之外分配方式的存在及其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并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原则。不过,到1988年《宪法》修改时,虽然国务院提出的修宪意见中包含关于分配方式的修改,但因争论激烈而未被接受。而在1993年修宪时,虽然也有不少观点提出应将《宪法》第6条修改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但中共中央研究认为可以通过宪法解释而非宪法修改的方式来解决,因此该主张仍未被接纳为修宪建议。然而,在同年11月举行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度将分配制度进行调整,改变了其他分配方式的“补充地位”,而代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仅如此,在分配取向上,一改过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表述,要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变动虽表明“按劳分配为主体”在规范意义上得到维持,但其相对地位已经在“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地位上升的过程中弱化。于是,1993年修宪时,中共中央不再考虑对分配制度进行宪法解释的方案,而是明确提出修宪建议。1999年通过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合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于一体,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1982年至2004年的历次《宪法》修改中,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逐渐从低水平的共同富裕转向了对于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追求,为此,快速致富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发展历程反映了我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逻辑,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逻辑十分相近。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将“市场与竞争看作是实现社会福祉的根本”,并在此基础上否定国家对于经济的高度管制,而是要求在“经济实践中引入竞争机制、鼓励企业家精神和促进市场自由化”,从而为社会责任的实现奠定物质前提。历史实践表明,在“自由竞争的形式下,现代社会的社会责任能够比过去更好地履行”。

   (二)2018年修宪与共同富裕理念的新发展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综合国力有了巨大飞跃,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日益成熟。但与此同时,贫富分化甚至阶层固化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富二代”“穷二代”“房奴”“内卷”“鸡娃”等热词的出现与传播,也反映出了社会公众对于财富等资源不平衡状况的不满,以及对于阶层滑落甚至重新陷入贫困的焦虑。在此背景下,社会平衡、共同富裕的理念又有了新的政治理论表达,执政者对“共同”与“富裕”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调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发展理念,提出“共享发展”的主张:“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共享发展理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与渐进共享。围绕上述四方面的内涵,现行宪法所指向的“共同富裕”在内涵上也迎来了四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根据全民共享理念,共同富裕所指向的结果意义上的“共同”要求实现人民的全覆盖,即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第二,根据全面共享理念,共同富裕所指向的结果意义上的“富裕”,从单纯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转向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要求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在各方面分享建设成果。第三,根据共建共享理念,共同富裕所追求之过程意义上的“共同”,即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求充分发扬民主,以最广泛地汇聚民智,最大程度地激发民力。第四,根据渐进共享理念,共同富裕实现的整体过程,将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并且,即使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共享上也会有差别。根据上述的“共享”理念,可以认为共同富裕的目标有逐渐从“富裕”维度向“共同”维度部分回调的趋势,公平、包容、责任、扶助弱者将被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2018通过的《宪法》第32条修正案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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