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中国史学引入社会科学方法的阶段性表现及其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22-01-09 18:00:00

进入专题: 中国史学   社会学化   逆现代化   人类学化   常识性阙失  

杨念群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研究在不同阶段所接受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背景进行梳理,概要分析了在"现代化论”支配与"逆现代化现象”影响之下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分析框架在中国历史研究本土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同时也论述了中国思想史日益边缘化的原因,以及正确吸收社会科学理论与克服中国史研究“常识化阙失”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中国史学 社会学化 逆现代化 人类学化 常识性阙失

  

   一、中国史学“社会学化”现象的演变轨迹及其得失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官方说法,中国历史研究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之下进行,“历史唯物论”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又被称为“唯物史观”,这更像是一个比较哲学化的抽象表述。实际上,中国史学方法大体遵从的是“社会学化”的叙述策略。因为在西方学界,马克思与韦伯、涂尔干并称社会学三大创始人,故不妨将“历史唯物论”当作社会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表达形式。比如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指导范式的“五种生产形态”理论就是一种社会学式的结构阐释框架。其优点是让每个研究者都能简明扼要地了解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走势,便于以点带面地清晰展示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缺点是由于过度强调各个历史时期在整体递进结构中与上下历史时段之间的相互衔接性,研究者只需要描写构成连续性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并把各个时期的历史特征加以强行定性,使之符合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需要。

   其实中国历史是否能硬性地划分为这几个时段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比如把秦朝以后至晚清的中国视为“封建社会”形态,这种看法完全不顾大规模的“封建”历史在西周以后即已消失的事实。秦代以后,即使存在某种个别的“封建”现象,也不足以构成所谓的“社会形态”,更不用说“社会”一词的合用完全是一种近代产物,这已为概念史的研究所证明。又如奴隶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存在,史学界已多持否定看法,因为某个特定阶层拥有奴隶并不意味着整个历史阶段就有足够的证据以“奴隶社会”来命名。在以往有关社会形态的叙述脉络里,往往看不见“人”的存在,“人”仅仅是依附在历史叙事结构上的一种空洞符号,完全触摸不到任何温度。最为致命的缺陷是,在这个社会学式的结构性框架之内,只能看到“人”在时代发生巨大变动时的集体行动轨迹,比如在出现农民起义和“革命”风潮的“变态”局势下,“农民”和一些带着“革命者”标签的人物才会突然登场亮相,而在“常态”世俗生活中,普通民众不但是缺席的,而且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发不出任何自主的声音。社会学方法入史的另一个问题是,容易把中国历史的判断限定在以近代性为标准的评价尺度之内,强行按照西方近代化的发展路径裁量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历史的演变实际上有自己内在发展演变的逻辑,比如中国历史讲究的是“回向三代”,基本上是以向后看作为判断历史得失的一个尺度,这种演化逻辑根本不可能依靠社会学式的结构分析方法加以理解和把握。

   在中国古人看来,历史演变是一种“文质互变”的过程。这种演化过程并非停滞和没有任何变化,更可能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样态。之所以被误解为静止和落后,乃是因为“文质互变”的理论不一定遵循现代西方进化论所遵循的单向直线发展的逻辑。可是社会学秉持的恰恰是西方单一进化这把唯一标尺,用它去评估任何一种历史演化道路的优劣,或者以此裁量其短长,而把“文质之辩”这种中国传统历史观统统简单粗暴地贬斥为“循环论”或“退化论”,这造成当代人在看待历史时极容易不知不觉地养成一种习惯,凡是不符合西方进化论标准的历史方法就一定是错误的,至少是落伍的。

   以清史研究为例,本来清朝历史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和演化特性,却在当代历史学专门化组织框架里,以1840年为界,被硬性切割成“清代史”和“近代史”两个不同时段,在此之前的历史被认为是封闭落后的,是遭遇西方入侵前的一段封闭落后的历史,在此之后的清朝历史则是在西方浪潮的反复刺激之下才被迫步入近代变革道路的历史。这样就使清史研究长期以来经常遭遇如何厘定评价尺度的困惑,例如在衡量清朝前期历史特征时往往受晚清历史评价标准的影响,因为晚清的许多变革是在西方影响下才得以展开的,因此是否更深地卷入现代化浪潮就成为评判其得失优劣的唯一标尺,而清朝自身内部如何调整其政策,这种政策的调整是否具有合理性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依靠晚清变革以后的历史对之加以衡量。

   清前期的许多政策因为不符合晚清变革的逻辑,于是就常常被斥为保守落后而遭到批判,对马戛尔尼使华到底是否延迟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争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马戛尔尼使华这一事件被聚焦于是否需要叩头的“礼仪之争”,并以此作为批评乾隆帝拒绝进入现代西方先进世界的一个借口,而完全没有顾及乾隆帝对待西方自有一套内在的运思逻辑,这套逻辑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不能仅仅从西方视角加以判断和把握。费正清曾经把中国历史分割成“旧社会”与“新世界”两个不同时段,并当作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史“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加以对待,秉承的就是与此相似的思维逻辑。

   现代高校历史系教研体系在划分专业时也以“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为界,可以看出明显是受到了西方进化史观的支配性影响。如果深究其根源,就在于社会学研究框架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有强烈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使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也基本延续了“五种生产形态”的导向性模式,比如把中国近代史按“大事件”的重要性划分为“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几个特殊形态,这就是以往人们所概括的“革命史”研究范式。当这种解释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开放后的形势时,“革命史”的逻辑又突然转向阐释“现代化”的必要性,只不过由于问题被翻转过来,历史现象又在颠倒的过程中被重述了一遍,原来属于负面评价的内容因为评价标准的变化而重新受到肯定,其核心论述仍遵循的是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框架。

   二、“逆现代化现象”与中国历史研究的“人类学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从“革命史叙事”向“现代化叙事”转型的趋向,以适应中国改革开放面向全球化的转变态势。有一段时间,历史的“现代化叙事”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所有领域,一度拥有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意义,但随着“现代化悖论”的出现,“现代化叙事”的有效性不断遭到质疑。

   所谓“现代化悖论”,指的是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并没有同时带来传统习俗和思维方式的消亡,即经济基础的变化并未连带促成传统世界的崩溃,没有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发生转变。对处于变革的中国社会而言,传统社会的崩解似乎仅仅发生在表层,在最深层的许多方面传统仍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往往深藏在现代化湍急浪潮的冲击之下。最突出的例子是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反而出现了高密度宗族组织的回归,出现了经济发展与传统复兴逆向而行的奇特现象。西方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完全无力解释此现象发生的确切原因。有鉴于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学方法”开始全面介入渗透进中国历史研究之中,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历史研究的“人类学化”蔚为大观,逐渐从边缘跃升至主流,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影响巨大。

   “人类学化”的历史研究特别强调“人”在历史现场的具体情境、人生际遇与日常状况,同时消解掉了过于强调历史线性变化与整体社会动员之决定性意义的“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策略,其回归生活“常态”的最著名口号就是“回到历史现场”。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引发了一系列的方法论变革,如对底层民众生活的细致入微研究和按照区域单位解剖历史现象都是历史学“人类学化”促成的直接结果。但历史的“人类学化”也遭到一些质疑,有些论者以为人类学方法过度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样态,而忽视国家层面的制度运作状况,极易使历史研究限于某种局部范围之内,从而造成整体性观察视野的缺失。为了避免区域分析或底层研究因为过度强调基层社会结构而导致“国家”缺席的批评,“历史人类学”试图以“缩影说”取代“整体结构论”,以使任何一个地区或单位呈现出的历史图景都不限于一种局部表现,而是国家制度在基层的转化形态。因此,我并不同意有人批评“区域研究”或眼光向下的方法缺乏整体视野或没有宏观意识。

   实际上,以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导意识的区域史研究一直强调国家的在场,并没有放弃对上层政治制度运行的关怀。关键问题是,在眼光向下的区域社会史大潮冲击下,上层政治史研究并没有取得问题意识的突破,进而为区域史研究提供足够有力的理论和方法支持。在一些表面已经被深耕细耘过的研究领域如清代政治史,随着大量多语种档案文献的发现,其研究往往因为过度关注和罗列制度运行方面的各类资料,反而日趋琐细而趋于专门化了,这些专门化的探索固然对我们理解清代局部的某些变化有所助益,然而对于清代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特性及其整体性运作仍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即如康雍乾统治特性这类重大问题居然长期没有更深入的推进,最近总有人批评区域史或文化史研究日益步入碎片化的泥沼,其实政治史研究也同样面临碎片化的危险。大量研究局限于某个局部专门琐细的领域,而缺乏“思想史”意义的内在解释力量。

   与之相关的是,上层研究的问题意识并未与底层研究实现有效衔接与沟通,以致造成了上下脱节无法实现有效对话的局面。即以清史研究而论,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具体成果,特别是多民族语言文字如满、蒙、藏等语种的史料开掘和利用有了明显进展,对于拓展清代历史的诸多层面具有积极作用,许多专题研究的质量不可谓不优秀,但我们对清代特性的整体理解仍然难以突破20世纪80年代的“汉化论”,这才导致美国“新清史”“长驱直入”。其提出的清代作为内亚“帝国”及其与以往王朝之差异的新命题对国内清史研究构成了巨大挑战,至今中国史学界尚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令人满意的成果出现。

   三、“思想史”研究日益边缘化的原因

   近40年来,“思想史”在中国历史学界越来越趋于边缘化,而普遍代以“学术史”研究取向,这大致可归结于两点原因。一是为了区别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分析,或者有意回避陷入以往过于刻板的历史阐释框架,大批史学论著日益强调研究的“实证化”,崇尚精细具体的专门治学风格,所以20世纪90年代学界才出现“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争论。历史研究不但强调“实证”,回避“虚证”,同时也避谈那些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非客观性”事件,或者把它们列为应该反思的“迷信”,如对历朝君主迷恋谶纬和“天命”授受等“怪力乱神”的言行,并没有视为君主活动的“正常”状态予以审视,而是把其当作历史发展的意外现象,或者仅仅视其为日益人文化的历史进程的对立面因素而加以对待。其实这部分“迷信”活动恰恰是君主建立“正统性”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君主的某些举措在宋代以后的儒者看来的确是一种“反人文”的非正常举动,所以才有了宋明理学的“去魅化”思想运动。这些“去魅化”的活动在近代又遭遇了西方“科学主义”的冲击和洗礼,遂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古代君主具有“怪力乱神”色彩的这部分历史活动记载的清算。

   最典型的例子是顾颉刚先生发起和参与的“古史辨”运动,这场运动基本建立在“科学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古史辨”运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辨析“史实”与“传说”之间的真伪问题上,而没有意识到,按照科学标准本应属于“伪”的这部分史实也许比属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更加重要。因为属于“怪力乱神”的“非客观性史实”的构造有可能是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建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更为强大的支配力。

只注重复原历史记载中的“客观”事实,使得学界对中国历史特性之理解经常陷于固化与刻板的境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杨念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史学   社会学化   逆现代化   人类学化   常识性阙失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799.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