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蕴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 次 更新时间:2022-01-03 12:25:19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世界历史   民族情结   能动原则  

何中华 (进入专栏)  

  

   摘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其原因和根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三个方面加以阐释。首先,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革命的重心由西欧转向了东方,从而赋予中国革命以合法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历史必然性所在。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外化为西方—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之后,无产阶级的角色因之转变为以民族为单位表征的形式。这是被压迫民族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契机,也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的历史语境。再次,中国作为东方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实际跨越,客观上格外要求中国革命的主体发挥能动性。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提供了丰厚资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界历史;民族情结;能动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第13页)这一重要论述,深入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逐步中国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实现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重新反思这个过程的历史意蕴,从中发现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东西,或者尝试作出某种新的阐释,无疑将会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实质的理解。

   一

   以赛亚·伯林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奇怪的是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的胜利并不属于德意志(虽然这些理论最初的确是为其所设计的),而是被用于原始得多的、从未进入过他脑中的一些国家:俄罗斯、中国”(伯林,第240页)。需要指出的是,伯林的这个说法存在着不准确之处:一是马克思从未把自己学说的适用范围局限在德国;二是俄国和中国也并不处在马克思学说视野的盲区。“东方社会”从来都不曾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块“飞地”。更本质的问题在于,伯林的问题表明他并未真正读懂马克思学说本身所内蕴的“世界历史”含义,包括其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但是,伯林的说法毕竟揭示了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在“先进的”西欧而是在“落后的”东方获得其“实践能力的明证”的,并且变成了一种实际的制度安排。这也是为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困惑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质疑的地方。譬如,海尔布隆纳就指出:“在任何已经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都没有发生过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海尔布隆纳,第92页)但这并不能成为怀疑马克思学说的理由,因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已经通过“世界历史”的崛起,逐步变成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了。因此,我们对于革命及其历史条件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狭隘的地域性范围,而是要着眼于“世界历史”基础上的全球视野。

   强调革命的经济基础和历史前提,乃是马克思主义区别并优越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者注)的典型地点是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在该书的一个脚注中,他又重申:作为“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代表”(同上,第268页)。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而这种先进性基于英国的经济发展这一事实。他写道:“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指罗伯特·欧文——引者注)。”(同上,第332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曾预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局限:虽然“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但“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8页)。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强调革命对于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这也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所在。1870年,马克思在批评巴枯宁时指出:“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同上,第472页)几年后,马克思在评论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时又说,对于巴枯宁来说,“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因为“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8、287页)正是针对这种无视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的非唯物史观立场,马克思格外重视经济条件对于社会革命的决定作用,认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同上,第287页)。但需要注意,马克思这些论述的特定语境是,它所涉及的仅仅是西欧范围内的革命问题,而且主要是针对巴枯宁忽视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的偏颇而言的。

   随着马克思所谓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随着西方殖民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革命的重心也由西欧转移到了东方。应该说,关于这种“转移”的历史可能性,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早已埋下了伏笔。

   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时就指出:“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指英国的工业——引者注),正像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像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普遍交往理论,认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7页);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这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横向借鉴和“移植”,提供了历史机会。

   尽管德国落后,但马克思看到了它的新的历史可能性,例如在给恩格斯的信(1870年2月12日)中,他写道:“我坚信,虽然第一次冲击将出自法国,但德国对于社会运动更成熟得多,并将远远超过法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7页)按照马克思的这种预期,在社会革命方面,德国有可能后来居上。1918年1月,列宁曾援引马克思的这个说法为俄国革命作辩护:“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列宁选集》第3卷,第416-417页)

   其实,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此就已作过提示:“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这个“重大的困难”是什么呢?“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同上);而德国当时尚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因为“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同上)。但“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当时的德国——引者注)看来恰好都不具备”。(参见同上)可是,德国在实践上的滞后,并未妨碍它在理论上先于实践。正因此,马克思说:“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对此,马克思作了一个类比,即把当时德国理论上的进步(哲学革命)同德国的宗教改革相提并论。他说:“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同上,第10页)基于这个判断,马克思认为:“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水平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水平。”(同上,第11页)这暗示了德国实现“超前”(相对于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而言)发展的可能性。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西方殖民统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因此外化为全球性的“中心—边缘”关系。如果说发达国家扮演“资本家”的角色,那么发展中国家则沦为“雇佣劳动者”。恩格斯甚至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2页)即使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欧洲再次出现工人运动高涨的状况,恩格斯也不抱乐观态度:“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同上,第648页)此后不久,他在给马克思的信(1881年8月11日)中又指出:“不列颠工人完全不想再继续前进,他们只有通过事变,通过工业垄断权的丧失,才能振作起来。而暂时也只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页)

   对于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解释,也应该有一种“世界历史”眼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无产阶级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我们只有从全球视野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其历史内涵和规定。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资关系的“溢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逐渐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及不平等关系的日益扩大和尖锐,正是这一趋势的历史表征。就其实质而言,“贫困化”不是消失了,它只是改变了形式。“世界历史”的崛起,使无产阶级贫困化主要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是表现为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日益边缘化。西方—非西方、发达—不发达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新的历史形式。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以全球性问题得以凸显。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没有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发生在非西方国家,这一历史事实不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证伪,而是对它的证实。

应该说,恩格斯当年就曾指出过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含义。他说:“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也说过:“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因此,“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273页)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有清醒认识。例如,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撰文(1920年11月7日)指出:“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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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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