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导师何华辉先生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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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华辉(1925.11.07~1996.1.17),湖南益阳人。我国杰出的宪法学家与政治学家。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1年毕业,同年被选派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研究生班,主要从事宪法学的研究。1953年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法律系从事宪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54年宪法颁布后,其与人合著的《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较早系统阐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专门著述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并恢复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曾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等职。在数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共发表论文、译文60余篇,主编、参编或独著、合著的教材、著作共13部,是新中国宪法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一、一生经历

   1925~1959 燕园青年才俊 珞珈讲坛初啼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湖南一地,人才辈出,法学领域更是颇多潇湘风流人物。作为中国宪法学的泰山北斗,何华辉也是湘籍法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大将。1925年11月7日,何华辉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个小作坊主家庭,楚地自古文教兴盛,何华辉自幼即聪慧过人,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早慧才子。 1946年,何华辉从湖南省省立第一中学毕业,高分考入当时青年才俊最为倾心的北京大学,就读于法律系攻读法科专业。彼时北大校长乃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胡校长雄心勃勃致力于北大全面复兴,要“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不遗余力的为北大延揽人才,这对于求学阶段的何华辉而言可谓是恰逢其会,其兴趣点不仅仅局限于法科一隅,而是旁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门类,为其日后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1年,何华辉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由于学业优异被选派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研究生班,从事宪法学专业的专门学习与研究,乃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最早的法科研究生之一。1953年何华辉年研究生班学业届满之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法律系任教,自此结下与珞珈山的不解之缘。

   初到武汉大学,何华辉年纪不过二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活力无限。由于何华辉的研究方向乃是宪法,因此主要负责讲授国家法、苏联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和资本主义国家法等课程。对于教学工作,尽管青年教师经验或许尚有不足,但是何华辉为学生授课生动活泼,加之对学生高度负责,赢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感。另一方面何华辉自身学术基础扎实,自己更是勤勉上进,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人说三十而立,正值大有为年华的何华辉凭借自身才华与努力得到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的赏识,承担起校长法律秘书的重要工作。1954年,新中国首部宪法颁布后,在李达先生的主持下,何华辉作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一书的写作,其后又与人合作撰写了《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该书系统阐述了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问题,上述这些研究对新中国宪法学的创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何华辉还有娇妻在侧,并先后为他诞下一双儿女,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可以说,初到珞珈山的头几年,大概是何华辉一生中最幸福最充实的一段光阴。然而,个人命运永远无法逃脱国家命运的摆弄,1957年起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带给何华辉的是长达二十余载的下放改造,并且无情摧毁了他之前珍惜的一切美好事物。

   1957~1979 廿二载乱世蹉跎 残破身虽在堪惊

   1957年,何华辉由于“反党言论”被打成“右派”,尽管曾有人找上何华辉试图以“揭发”某位前辈学人来换取不被戴上“右派”帽子,但是出于对前辈学人的敬重更出于对自身底线原则的坚守,何华辉拒绝了出卖师长,于是这位年仅32岁的青年教师不得不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教研舞台而黯然接受下放劳动的命运。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何华辉一开始被发送八里湖农场劳改,1961年“反右”形势有所和缓,他虽未摘帽但蒙开恩得以回哲学系受监管,但是1970年又以右派分子身份被发配武汉大学的湖北沙洋分校。尽管名为分校,但是其实质还是沙洋改造农场,在沙洋的近十年时间里,这位科班出身的青年法学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喂猪跟填饱自己的肚子。

   如果说对何华辉而言离开武汉大学只是失去了施展才华的舞台需要承受身体上的巨大折磨,那么妻子携带一双子女的不告而别更是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无边痛苦。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在那段人生最黑暗的岁月里,甚至曾经有过一死了之的灰暗念头在何华辉心中一闪而过。也正是在层层块垒难消的抑郁中,何华辉烟不离手,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这也为其年老之后的贫弱多病埋下祸根。

   如果说是国家动荡将何华辉抛离了原本顺利的人生轨迹,那么也同样是国家安定让他的人生慢慢进入迟来的正轨。1976年,全国政治气候转暖,何华辉从沙洋劳改农场回到了武大哲学系资料室监督劳动,距离重回自己魂牵梦绕的讲台终于只差一步之遥。

   1978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胡耀邦同志艰苦卓绝的努力下,何华辉与全国五十几万“右派”一样得以被摘掉帽子从而重新拥有正常的人生。从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从此进入噩梦般的人生到1979年平反恢复工作,昔年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不可避免的年华老去两鬓斑白,不经历乱世坎坷不能明白盛世人权的可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华辉的人生历程是那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抱持,更有着历经苦难而不悔的坚韧。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悲情色彩,是时代烙印的提炼升华,也是后来人不能理解也难以模仿的独特气质。

   正因为这种命运的坎坷与悲情,使那些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更加凸显,何华辉毕生坚持法治,主张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恐怕正是这二十余年巨大不幸经历的苦难财富。只是二十余年如一梦,话到沧桑句便工,身躯残破却更要因此仗义执言,这恐怕是那一代宪政学人亦或法学学人的宿命吧。

   1979~1996 老骥奋蹄治学 传世道德文章

   1979年,尽管何华辉已经五十有四,但是他依然满腔热情的投入到武汉大学法律系的重建与恢复工作当中。1980年,法律系恢复招收本科生,何华辉为本科生主讲“宪法学”等课程。由于历史原因,何华辉在1980年时职称还只是助教,恐怕是当时武汉大学最年长的助教老师,但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他晋升为讲师,同年晋升为副教授,1982年晋升为教授,一跃成为同辈的佼佼者。

   1982年何华辉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之后,又为研究生开设了“比较宪法学”、“外国宪法学”、“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韶华易逝,何华辉只能用更为勤奋的治学来弥补在牛棚猪圈间蹉跎的时光。何华辉在为本、硕学生授课之余,笔耕不缀,先后发表50余篇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独著或与人合著学术著作14部,诸多观点对于中国宪法学学科发展乃至于中国民主法制社会建设都起到了深远影响。也正是基于何华辉在宪法学界的影响力,1984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时,何华辉即被推举为学会首届副理事长,1989年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将他选入《世界名人传》,1991年何华辉作为宪法学家被载入《中国法学家词典》和《中国当代名人传》,1993年武汉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何华辉也位列59名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对于何华辉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活动,何华辉的挚友,中国宪法学界另一位泰山北斗级的人物许崇德教授曾经慨叹过:“他一生中生命最旺盛的宝贵岁月已浪掷殆尽,不可再得了,八十年代,他以接近花甲之年,重整书囊,意气风发地大干起来,他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著述连续问世,硕果累累大观。”除了学术成果斐然得享大名外,何华辉在晚年终于拥有了幸福的个人生活。1982年,在同事的热情介绍与何华辉的诚心执着下,同样作为教师的赵宗荃女士与何华辉喜结连理。赵女士对何先生照顾备至,加之赵女士烧得一手好菜,当时法学院的师生都极爱登门蹭饭,何老师与赵女士从来都是热情款待,饭后师生或是共赏体育竞技或是棋盘上捉对厮杀,济济一堂,其乐融融。

   何华辉烟瘾极大,乃是下放农场改造期间养成的恶习,每天几乎烟不离手,因此染上了严重的哮喘病。据何华辉的学生回忆称,八十年代末,何华辉已不怎么能自如活动,到了九十年代,何华辉出门就只能坐轮椅。由于何华辉哮喘病加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年冬天都要离开武汉到海南过冬,病重时上下飞机都得用轮椅抬,洗澡不能自理,呼吸要借助氧气,发展到后期晚上睡觉甚至无法躺下。

   1995年冬,由于何先生考虑往返武汉海南之间兴师动众,决意在武汉过冬,孰料就此一病不起,于1996年元月17日不幸辞世。在先生弥留之际,何先生还惦记博士点的建设和在校博士生的继续培养问题,并留下遗言,将他名下的学生托付给马克昌和许崇德先生照顾。

   回顾何华辉一生,尽管历经磨难却最终成就非凡,为学为人皆堪为师表。武大老校长曾评价何先生称“华辉同志惟学术是从,惟真理是从,在宪法学领域中探幽发微四十余年,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又博采众长,卓然成家。在他的指导与带领下,武汉大学的宪法学走在国内本学科的前列,这是华辉同志以心血凝成的硕果。”

   二、学术研究和重要贡献

   (一)主要研究领域及学术贡献

   何华辉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宪法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以国家政权形式、公民基本权利、政党制度、宪政历史延革作为学术关切的重点。何华辉的研究始终立足于发掘宪政制度的中国化路径,努力廓清宪法研究中的非法学因素,坚持民主、法治、人权等核心价值。

   何华辉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里围绕宪政基本理论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与思考,在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其研究始终以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与保障人民权利作为出发点,特别是其撰写的《比较宪法学》一书文字洗练、陈义高远,立论扎实,体系和内容方面创新开拓而卓然一家,该书对我国比较宪法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及研究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于建立新的比较宪法学体系作了开创性的尝试,被学界誉为我国比较宪法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成果。何华辉教授在宪法学科之外研究还旁及法制史、司法制度、经济制度与跨文化领域的比较研究。

   1、宪法学基本概念研究

   (1)合理的宪法概念

   何华辉认为,合理的宪法概念应该是:宪法是集中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根本法。但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在解释宪法的概念时,普遍强调宪法的阶级性,虽然这有助于理解宪法的实质内容,但却忽视了其形式上的特征。而且即便在实质方面的界定,也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诸如宪法是特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宪法概念就不太恰当,因为其他法律,乃至政治、文学、艺术和宗教等,都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2)宪法类型的研究

何华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一直以未能揭示出宪法的本质为由去指责西方传统的宪法形式分类方法是一种较为轻率且过于片面的认识。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学者认为这种宪法形式的分类方法是一种虚伪的分类,因为其无法揭示宪法的本质。但何华辉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同一本质的资本主义各国宪法的特点,进而探索这一特点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以及帮助人们理解不同本质的宪法特点也有帮助。何先生认为,对于宪法是否虚伪要做审慎的判断,因为资本主义宪法并非完全是虚假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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