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律教育与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

　　 在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同时，何华辉倾注了大量精力用于研究生的培养。针对当时宪法学研究人才匮乏的现实，何华辉将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宪法学新生力量作为头等大事。他自1982年起招收硕士生，1991年起招收博士生，何华辉先后共培养了 20多位博、硕士研究生，并且门下研究生大多活跃在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第一线，并已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先生在指导和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一直强调做人重于做学问。他认为，学者当然应当有学问，但做学者首先要做人，做人与做学问相比，做人更重要。做人不过关，学问越大对社会越没好处。在先生看来，做人不是一句空话，是有特定内容的。大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作为其中的一员，少不得爱民族、爱国家的感情，少不得起码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这一点做不好，就无法将学问做好，因为这是学问生根的基础。小而言之，人是复杂社会关系的集合，同行、同事、同乡都是各种需要付出精力的人际关系，为学为人就必须处理好与这些人的利益关系。

　　 尽管何华辉对学生要求严厉，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于学生生活方面却也关怀备至。何华辉知道学生大多生活条件不佳，因此每逢佳节便会设家宴款待学生，让诸多学子在自己家美食一顿，有的学生有事不能赴宴，他还会嘱咐师母将菜亲自送至宿舍，凡遇上学生生活困难，何华辉也每每慷慨解囊，在学生出国深造考博等大事上何先生更是全力提携。

　　 2、中外法学交流

　　 1985年，何华辉应邀赴美国、加拿大讲学，在耶鲁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和渥太华大学讲授中国宪法。1986年他作为中荷学术交流计划的中方学者，在荷兰鹿特丹大学、莱顿大学等6所大学法学院讲演中国宪法专题。回国后，何华辉即撰写了《访美杂感》、《访荷杂感》等系列文章介绍西方法学教育的现状，并相应提出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看法与认识。1988年，何华辉又应日本早稻田大学比较宪法研究所的邀请，为纪念该所成立30周年撰写了《中国宪法之特色》。这些学术活动，扩大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法学界特别是宪法学界的了解，增进了中外法学交流和学术合作。

　　 何华辉主要论著：

　　 《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

　　 《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分权学说》，人民出版社，1986年。

　　 《宪法与民主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谈谈人民民主专政》，载于1982年《长江日报》，具体日期无法明确，与邓波合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载于1982年《长江日报》，具体日期无法明确，与邓波合著。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于1982年《长江日报》，具体日期无法明确，与邓波合著。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发展》，《政治与法律》1982年第1期，与许崇德合著。

　　 《略论我国一九七五年宪法》，《法学论集》1981年版，与许崇德合著。

　　 《我国新宪法同前三部宪法的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与许崇德合著。

　　 《建立新的比较宪法学刍议》，《中国法学》1985年第2期。

　　 《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的比较研究》，《法学评论》1987年第3期，与许崇德合著。

　　 《简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学评论》1991年第1期。

　　 《社会主义民主旗帜的伟大胜利》，《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6期。

　　 主要参考文献

　　 《何华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