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 赵睿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及其时代拓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22-01-03 12: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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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庆治   赵睿夫  

  

   〔摘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具体地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认知层面上的价值共识或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和谐演进的前提性要求;公平与正义是制度构建与运行层面上的价值规约或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秩序法则;民主与自由是目标目的层面上的价值共识或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趋向进步的终极性要求。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新时代外交理念与战略,既是对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原则的守正弘扬,也为这些理念原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背景语境下的意涵扩展重塑提供了现实舞台。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全球治理;中国方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ZDA003);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21LLMLA046)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明确阐述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核心内容的政治与政策理解,以及它对于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与战略的基础性意义。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文本与场合中对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做了更为详细系统的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方面或维度,彰显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创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气度。〔2〕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对“全人类共同价值”概念界定的中国观察视角及其基本内容做出分析,然后讨论全人类共同价值何以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与战略的价值观念基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实践又何以丰富拓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涵。

   一、 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视角与立场

   在讨论人类共同价值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价值概念的基本意涵。在最普遍意义上,价值可以概括为客体的属性和功能与主体需要之间的效用、效益或效应关系。因而,价值概念既具有极高的思辨抽象性,也可以具象化为实体或量的范畴。同样重要的是,对某一事物价值量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或在许多情况下取决于价值主体的认知与态度,也就是“价值观”。因此,无论是哲学界近年来持续关注与讨论的“价值论转向”〔3〕议题,还是由于社会秩序发生巨变而提出的“价值重建”〔4〕吁求,都是一个与社会主体的主流价值观及其变革密切相关的复杂问题。价值观关乎社会主体的观念认同与行动选择,不仅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还是关涉到社会普通公众的基本需要满足与全面发展的问题,当然也是社会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基础性问题。

   1.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视域中的“价值”与“共同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立场来看,既要承认价值的客观物质属性,也要承认价值的社会历史属性。就前者而言,价值关系或价值物的形成与存在,离不开一定形式的物质实体或载体,包括像审美精神娱乐之类的“虚拟性”价值;就后者而言,价值主体一般会呈现为社会历史性的主体,而不是孤立的、感性的个人,尽管并不能否认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出价值判断。作为唯物主义“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与人相分离或无关的自然界,而是以实践为基础,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于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之中,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语境中,实践是人类根据自身价值理想而对现有状态(包括外物与自身)的自觉改造,人的价值目标不断在自然世界中得以显现、实现〔5〕。因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把抽象的价值问题带回到“现实实践”〔6〕的具体场域,并将其与人类自然探索、人类社会进步、人类社群解放的宏大使命紧密相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也包含着清晰的政治经济学向度,其劳动价值论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关系实质就是异化的人类劳动本身的历史事实,揭示出经济价值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在不同人类发展阶段的多样态呈现形式,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创造与分配问题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7〕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关系(事实)不是孤立、封闭的存在,而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凝结在人的具体生产与生活现实之中,是人的类本质及其外化活动的结果,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个人只有在社会中、在集体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个人。所以,考察人的需要、人的尺度,考察价值的生成和发展,就不能仅仅只从个人的角度去进行,而必须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和历史的眼光。”〔8〕由此可以推论,本质上存在(发生)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价值,必然具有公共性的质性或形式,或者说,人类社会历史中既存在个体本位的价值,也存在共同性的价值。这些共同性的价值会激发不同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为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与生成提供认知前提与利益基础,从而维系社会生活的稳定与秩序。总之,所谓“共同价值”,是基于人的类本质与社会生存发展诉求而产生的,并受到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党派等在现实社会中具体需要状况的影响,是针对或涵盖共同主体而非单一主体的价值。

   2.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意涵与客观基础

   现实中的价值主体虽然是多元而差异化的,但由于作为类本质存在的人始终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生活与生产活动,总会产生各种共性与共同诉求,而这就决定了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所谓“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基于人类主体视角的对于价值关系类型、价值重要性等级、价值数量衡量等问题的共识性认知、态度和行为。

   人类共同价值并不是个别(杰出)主体的主观创造物,而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其形成主要包括如下两大路径:一是作为人类社会必须具有的生存发展与内部治理和外部交往需要所催生的共同性价值;二是人类社会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过程中聚合而成的共同性价值。这两大路径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本身的复杂性,既关涉到内部化的、从个体需要层面出发的价值诉求,也关涉到外部化的、受共同体认知与行为影响的价值诉求。具体地说,人类共同价值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元素,至少包括人类社会(家庭、民族、宗教、国家)、区(地)域性社会共同体、共同体间的交往活动及其形成的共同利益等。对此,马克思多次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由此可以认为,共同利益或关切是人类共同价值赖以形成或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共同价值主体能够维护价值共同体、增进彼此认同、合作追求共同价值目标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根基,如果未能建立起稳定的共同利益或关切基础,共同价值也就难以长期存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的不断扩展,世界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信仰、文化的价值主体拥有越来越丰富的共同资讯、共同议题、共同感知,由此带来了越来越多元化外表下的共同利益或关切。而这种多元化基础上的共同需要与利益也就意味着,不同社会、民族国家、区域共同体之间围绕“人类共同价值”认同和取舍上的关系将变得愈益复杂。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交往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使得“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了更为坚实的形成与展示条件,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地域和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可能会引致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冲突。

   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共同价值”是相应范围内的“共同体”得以生成与发展的前提基础。一方面,共同价值是生成或构建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是不同价值主体形成联系、联动乃至联合的观念性前提,没有共同的价值认知,也就没有成员间的彼此认同,共同体就会显得向心力不足、凝聚力不强,继而无法达到稳固坚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共同体的存在或构建也会反作用于共同价值,一个拥有丰富合作经验、稳定秩序规范、深厚文化传承的共同体,会通过内部交往的建构与整合,不断强化成员间共同价值的生成与深化,使得成员间相互理解信任,继而潜移默化地产生共同价值,形成新的默契与合作关系,甚至“造就按新的方式生活和交往的共同体”〔10〕。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就是这样一种辩证互动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充分认识、维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努力,又会丰富、深化、制度化我们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和感知。

   3.“共同价值”不等于“普世价值”

   尽管存在语词构成上的近似性,共同价值(common values)与“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普世价值”的提法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等。那时,随着世界各国、地区、民族之间政治文化宗教冲突的增多,一些欧美知识分子开始宣扬“一种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的时代,都共同操守的价值,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在行为中表现出来”〔11〕。可以说,西方“普世伦理”思潮构成了“普世价值”讨论的实际开端(1993年《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最初提议使用“全球价值”〔12〕而非“普世伦理”概念)。21世纪之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以“普世伦理”为主题词的国际会议,“普世价值”开始引发各国学界关注,并成为我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立场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学界的主导性看法是,主张在全球化时代通过不同国家、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主体或层面上的平等交往,来弘扬与形塑“人类共同价值”,但明确反对本质上是地域性认知与实践的所谓“普世价值”。因为,一方面,“普世价值”基于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以绝对的普遍性为方法的唯心主义价值观〔13〕,包括“普遍共享的客体”“普遍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普遍遵循的规则和规范”等三重具体所指〔14〕,其核心之点则是强调“适用主体上的普遍性”与“时空条件上的永恒性”。〔15〕另一方面,“普世价值”违背了价值论的一般规定,与“普遍真理”混为一谈,以“价值”之衣行“真理”之事,而忽视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性与价值主体的主客观差异性,把价值共识的交互性扭曲成为特定价值的先在独立性,是一种抽象、虚无的价值幻想。更为重要的是,“普世价值”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究其实质而言,它根植或依附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立场,预设了欧美国家模式的普世前景,因而其“学术外壳”〔16〕之下有着鲜明的政治属性或倾向,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欧美中心主义)价值观”〔17〕。

具体说来,人类共同价值与所谓“普世价值”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存在着本质区别。其一,价值公共性的范围划定。共同价值强调时空与主体条件的有限性,并不试图用某种特定的价值“涵盖”一切国家、地区、民族与主体;“普世价值”则强调价值公共性的无限性,并不为自身适用范围设定时空与主体边界,与普遍真理的关系暧昧不清,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其二,共同体生成的基础设定。具有稳定性的价值共同体是主体间由于价值共识与共同利益而生成的,绝非是先在的、天赋的、命定的,它由多元而丰富的社会历史实践产生,具有生成与存在的客观基础;“普世价值”则以一种天道的形式存在,仿佛人类社会历史中先天就存在着某种理所当然的“大价值”甚或“大主体”,其“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表象下潜藏着“我道即天道”的价值垄断野心,因而其共同体构想的基础是非主体间性的,不利于现实的稳固共同体的建构。其三,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实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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