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连斌 陈曦: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实践分歧与协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2-01-02 15: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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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连斌   陈曦  
(3)只有在能够证明损害赔偿判决金额“极度”(grossly)超出判决来源国法律规定的标准时,执行地国法院方可减免部分承认与执行义务。1999年《公约草案》倾向于以判决来源国法律认定判决是否“极度”超出损害赔偿标准,举证责任由被请求执行人承担。(4)执行地国家对于减免后的执行力度,不得低于相同情况下依执行地国家的惩罚性实体规则所应判决的赔偿金额。[20]

   可以看出,1999年《公约草案》试图对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确立一种原则承认模式,以此统一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该模式要求执行地国法院对惩罚性赔偿判决予以原则性承认,谈判立场明显向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倾斜,没有妥善协调各国惩罚性赔偿实体制度与司法实践的诸多差异,最终致使“判决项目”搁浅。

   (二)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分割承认与执行模式

   当统一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综合性公约陷入僵局之时,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决定将其范围缩小至争议不多的“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并重新设计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模式。关于损害赔偿判决问题,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下简称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最终决定摈弃“补偿性赔偿”与“非补偿性赔偿”的概念区分,而是在其第11条中以“损害赔偿判决”的概念统一涵盖,并采用简洁的分割承认模式。

   根据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解释性报告,该公约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1)以“损害赔偿判决”的上位概念进行制度设计,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对“惩罚性”与“补偿性”赔偿进行划分,以此作为分割承认与执行的依据。(2)允许执行国法院以受害人“实际损失”为界限,对损害赔偿判决进行分割,对超出部分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此处的实际损失,既包括当事方所遭受的实际损害,也涵盖将来可能遭受的损失。(3)对惩罚性赔偿判决与公共政策条款进行区分,明确该公约第11条可作为单独的拒绝承认与执行理由加以援引。此举的目的在于明确该条款仅能就超出实际损失部分加以部分拒绝,从而避免执行国法院以违背本国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全部判决。(4)当事人约定的违约赔偿金与法定赔偿金原则上不属于惩罚性赔偿范畴,除非该赔偿金旨在惩罚加害人而非在合理限度内补偿受害人损失。(5)执行国法院不得对判决进行实质审查,仅可在判决“明显”超出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时,或判决明确提及惩罚性赔偿判决时方可启动审查程序。[21]

   然而,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在以下方面规定得较为模糊。

   首先,该公约项下应予承认的“实际损害赔偿”与可以拒绝的“惩罚性赔偿”的边界不明,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识别的准据法两个层面。在概念的界定上,该公约并未沿用1999年《公约草案》中的“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概念,也不再试图对诸如“精神损害赔偿”、“加重赔偿”、“多重损害赔偿”等不同法律制度下的术语进行原则性分类,而是仅倾向于以损害赔偿金是否以惩罚或威慑为目的进行划分。在识别上,该公约放弃了1999年《公约草案》中确立的“依判决来源国法律”原则,而是提出“实际损失”和“惩罚性赔偿”的认定应为“自治性”(autonomous)的概念。所谓“自治性”类似于独立性原则,即损害赔偿的认定与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无关,交由执行国法院自由裁量,不再强制要求以执行地国法律或判决来源国法律作为准据法。但同时该公约反对执行地国法律的简单适用,倾向于同时结合执行地国法律与判决来源国法律。

   其次,该公约禁止执行国法院以任何形式对判决进行实质审查,但损害赔偿判决在分割承认方法的具体适用中,将不可避免地牵涉惩罚性赔偿的识别及其认定,这可能与该公约确立的“禁止实质性审查原则”相悖。[22]对此,该公约倾向于将整个判决的实质审查与实际损失的赔偿审查问题相区分,仅允许执行国法院对“损害赔偿判决是否超出实际损失”这一问题进行最为简单的判断,同时免除了被执行人的举证责任要求。而实际损失的判断标准仍然取决于执行地国家的法律。

   再次,尽管该公约试图将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拒绝承认和执行与公共政策条款相区分,但缔约国并未就惩罚性赔偿是否应当属于公共政策范围达成明确共识。在该公约框架下,损害赔偿判决是一个宏观概念,惩罚性赔偿仅是其中一种超出实际损失的赔偿类型。因此,对于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判决,该公约预留了两个选项:一是直接适用第11条的规定,二是援引第9条公共政策条款予以拒绝。在具体实践中,执行国可以自行选择不同理由。但无论援引哪一条,均应进行限缩解释与适用。此外,该公约并未对缔约国施加强制执行或拒绝执行的绝对义务,也并不限制执行地国家根据其内国法或缔结的其他公约来承认和执行外国损害赔偿判决。

   最后,该公约以实际损失为界限进行分割,但诉讼费用是否属于实际损失的范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该公约项下的诉讼费用(costs and expense of proceedings)亦是宏观概念,至少包含了诉讼费与律师费。在诸多普通法系国家,诉讼费用十分高昂。以美国为例,各方当事人应当支付各自的诉讼费与律师费,通常情况下胜诉方仅能从败诉方索回诉讼费,而不包括律师费。[23]正因如此,美国惩罚性赔偿判决中的部分金额亦是对原告诉讼支出的补偿。[24]尽管诉讼费用作为损害赔偿判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公约并未明确其属于补偿性还是惩罚性赔偿,仅要求执行地国法院在损害赔偿的认定时予以考虑,仍属执行地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

   (三)2019年海牙《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延续分割承认与执行模式

   出于提升外国民商事判决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的良好初衷,2010年4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再次启动“判决项目”,并于2019年7月2日通过《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以下简称2019年《判决执行公约》)。在公约起草过程中,各方一致同意在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规定的损害赔偿条款的基础上进行谈判,部分代表试图将损害赔偿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侵权领域。[25]但最终2019年《判决执行公约》第10条完全复制了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第11条的规定,继续采用分割承认与执行模式。

   针对损害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款,2019年《判决执行公约》解释性报告指出:(1)该公约项下分割执行的意义在于,确保外国损害赔偿判决中弥补受害人实际损失的部分判决能够得到强制执行,执行国法院仅能拒绝执行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判决。(2)该公约倾向于以损害赔偿目的作为区分补偿性与惩罚性赔偿的标准,认为尽管补偿性赔偿可能存在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其主要目的仍为修复实际损害。与之对应,惩罚性赔偿具有明确的惩罚性,旨在对加害人恶劣行为的强烈谴责。以损害赔偿目的进行区分,使判决类型的划分更加简明。(3)该公约与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的损害赔偿条款设置完全一样,后者的解释性报告完全适用于该公约。[26]

   关于损害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尽管2019年《判决执行公约》在条款设计上与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完全相同,但若将视域置于整个公约框架下,损害赔偿判决在2019年《判决执行公约》项下的适用范围更广。对执行国而言,损害赔偿判决金额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首先,与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不同,2019年《判决执行公约》本身适用范围更广,并且适用于雇佣合同、消费者合同、人身损害、对有形财产造成损害的侵权或不当行为的索赔等。这些则是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明确排除的事项。上述事项不乏惩罚性赔偿的高频领域。其次,在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框架下,由于排他性管辖协议的存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对受案法院的管辖权一般不会存在太多异议,并且当事人在选择某一国法院时,通常对该国的司法环境、诉讼费用、法律实体规则等问题具备初步合理预期。然而,在2019年《判决执行公约》框架下,公约并未对统一管辖权问题达成一致,仅规定间接管辖权条款(或称管辖过滤器,jurisdictional filters)作为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前提。因此,在2019年《判决执行公约》项下,侵权人可能将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法律制度下面临诉讼,可能获得一个远超其所在法域合理预期的巨额损害赔偿判决。而赔偿存在较高不可预测性,正是实践中某些国家拒绝承认与执行惩罚性赔偿判决的主要理由之一。

   综上,为推动全球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的司法合作,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承认与执行问题逐渐摒弃原则承认模式,转而选择更为现实的分割承认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批准2005年《选择法院公约》以及评估2019年《判决执行公约》可能产生影响的关键阶段。构建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完善我国涉外民事诉讼制度的当务之急。

   三、海牙公约框架下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因应之策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无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案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官方数据库中检索,目前仅有1例被人民法院驳回执行申请的案件。④从立法来看,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的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282条,即“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主要是依据条约和互惠原则进行。在国际条约方面,我国目前共缔结117个双边或多边条约,与36个国家存在民商事司法互助协定。⑤但上述缔约国大多数为大陆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判决的主要来源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均不在此列。在互惠原则方面,我国法院曾经恪守“事实互惠”认定标准。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对域外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态度逐渐由保守转为开放。[27]但关于域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的发展十分缓慢。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更加开放政策的推行,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应尽快构建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机制。

   (一)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国内法基础

惩罚性赔偿实体规则的趋同是惩罚性赔偿判决跨境流通的基础。近年来,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尝试在损害赔偿制度引入惩罚性因素,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331条针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28],以及2016年《法国民法典修正案》中引入非合同之债的故意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针对侵权人“故意或严重过失”导致的侵权损害准许十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29]在损害赔偿制度实体法上的突破,使该国法律制度中存在一定的惩罚性赔偿因素,有助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近的国家间开展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实践。[30]我国《民法典》对惩罚性赔偿实体规则进行整合,其侵权责任编第1185条、1207条和1232条在知识产权、产品责任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分别作出一般规定。上述条款与《商标法》第63条、《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反不当竞争法》第17条和《旅游法》第70条等,共同构成我国惩罚性赔偿实体规则。此次《民法典》的主要变化在于,惩罚性赔偿范围由商标领域扩张到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专利和著作权,并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亦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31]我国惩罚性赔偿的实质是,在公、私法二分体制下,以私法机制执行公法担当的惩罚与威慑功能。作为一种特殊惩罚制度,其适用应以公法上惩罚制度所秉承的理念与原则为指导,遵循过罚相当的比例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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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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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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