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现代自由社会的集体认同感很弱，欧洲后现代精英尤其觉得他们已经超越了宗教和民族确定的身份认同。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确定积极的、自由价值，就肯定会遭到身份意识强烈的移民的挑战。
现代身份政治产生于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理论的漏洞。这个漏洞是自由主义对区域和群体意义的沉默。从马基雅维里开始经过霍布斯、洛克、卢梭、到美国缔造者的现代政治理论把政治自由理解为国家与个人而不是群体斗争的问题。如霍布斯和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拥有自然的权利，这些权利只有通过防止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妨害别人的社会契约而获得。
现代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宗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之后在欧洲发生的宗教战争做出的反应。自由主义建立了宗教宽容的原则，也就是追求宗教目标不能在公共领域，不能限制其他宗教或者同一宗教其他派别的自由。（正如我们下文将看到的，教会和国家实际上的分离在许多现代欧洲民主国家中从来没有完全达到）。但是尽管现代自由主义清楚建立了国家权力不能被用来对个人施加宗教信仰的强制，但是它并没有回答个人自由能否和人们维持某个宗教传统发生冲突的问题。个人自由之外，宗教或文化或种族群体为保护集体的身份认同的自由在美国的缔造者看来不是核心问题，可能因为新定居者相对来说是单一性的。用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第二部分）的话说，“一个来自同样的祖先，所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遵循同样的原则的人民”。
在西方，身份政治开始于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认为救赎只有通过内在的信仰才能获得，攻击天主教强调仪式，也就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一系列社会规则。宗教改革因而确认真正的宗教虔诚是个人的主观状态，把个人身份和外在行为分离开来。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写了关于身份政治后来的历史发展的有益的著作。卢梭在《第二论》和（the Promenades）中说我们从前人继承的社会风俗和习惯的外在自我和真实的内在自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幸福就在于重新找到内在的真实性。这个观点被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进一步阐释，内在真实性不仅存在于个人而且存在于群体，存在于我们当今称作民间文化的复兴。用泰勒的话说“这是传到我们身上的强大的理想。它给予接触自我的道德重要性，通过承受和社会保持一致的压力，找到面临丧失的危险的内在自我。”
人的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分离不仅来自思想领域，而且来自现代市场民主的社会现实。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后，这种重才干轻出身的理想越来越多地开始实施，因为社会流动性的传统障碍被消除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争取来的，而不是继承来的，它是个人才干，工作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偶然性的出身。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寻找内在计划实现的过程，而不是竭力达到父母，亲友，社区或者牧师的期待。
泰勒指出现代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它要求承认。现代政治建立在普遍承认的原则基础上的观点来自黑格尔。但是越来越多地显示建立在共同的个人本性基础上的普遍承认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历史上受到歧视和压迫的群体。因此现代身份政治围绕着对群体身份认同的承认，也就是说，要公众确认从前被边缘化的群体从魁北克到美国黑人，到女性，到土著人，到同性恋者的平等尊严。
查尔斯•泰勒是加拿大人决非偶然，因为当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和身份政治在很多方面诞生于具有操法语的群体要求承认自身权力的需要的加拿大。1977年的法律（Law 101）违反了人权平等的自由原则：说法语者享受说英语者不能享受的语言权力。1995年魁北克被当作“特别的社区”，2006年被看作一个“国家”。
被理解为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而且是承认种族、宗教、文化群体的合法权利的要求的多元文化主义现在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公认的观念。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政治一直被黑人，双语者和同性恋婚姻的赞助性行动的争议所困扰。这些运动由从前被边缘化的群体要求不仅承认他们作为个人而且作为群体的权利。因为美国的个人权利的洛克式传统意味着这些确认他们群体权利的努力比在现代欧洲引起的争议更大。
过去十年里孕育恐怖袭击的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肯定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现代身份政治而非传统的穆斯林文化的表现。对更早期的政治运动的了解能让我们更熟悉它。身份政治是现代思潮的事实并不让其危险性就少些，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弄清楚问题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
当代极端伊斯兰主义是身份政治的表现的这个观点是法国学者奥利维埃•罗伊（Olivier Roy）在其2004年的著作《全球化的伊斯兰》（Globalised Islam）中最明确提出来的。按照罗伊的说法，极端伊斯兰的根源不是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伊斯兰内在本质或者该宗教产生出来的文化的副产品。相反，他认为极端伊斯兰思想是因为伊斯兰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sed）威胁到穆斯林身份认同的根本问题。
身份认同问题在传统的穆斯林社会中根本就不会出现，就像在传统的基督教社会里不会出现一样。在传统的穆斯林社会，个人的身份是被他的父母和社会环境给予的，从他所在的部落和亲友到当地的伊玛目到国家的政治结构的一切确定了个人在某个特定伊斯兰教派的身份，那是根本无法选择的。像犹太教一样，伊斯兰教是高度信奉律法条文的宗教，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包含了要严格遵守的一整套外在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是与当地的传统，习惯，先贤或者特定地方的约定俗成密切相关的。传统的宗教虔诚不是普遍性的，虽然伊斯兰有教义普遍性（doctrinal universalism）的主张。
罗伊说，身份认同恰恰是在穆斯林离开了传统的穆斯林社区移民西欧后出现的。一个人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不再被外来的社会所支持，实际上还有强大的压力要融入西方的主流文化形态。传统社会中从来没有的真实性问题出现了，因为现在出现了作为穆斯林的内在身份认同和作为社会人的外在行为之间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斯兰网站上不断询问伊玛目的问题如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被允许的。但是在沙特阿拉伯，与女性教授握手是否被允许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因为这样的社会范畴几乎就不存在。
极端伊斯兰分子和圣战者出现就是对这种身份认同追求的回应。这些意识形态可以回答生活在荷兰或者法国的年轻穆斯林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你是通过坚持全球性的伊斯兰教义确定的全球化的乌玛（umma）共同体的成员，这个教义已经被地方风俗习惯，先贤，传统等腐蚀殆尽。因此穆斯林身份成为内在信仰问题而不是遵循外来的社会规范。罗伊指出这构成了穆斯林信仰的“新教教义化”（Protestantisation），救赎在于与外在行为冲突的主观状态。因此，据说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和其他几个9-11事件密谋者都在前一天晚上喝酒、逛脱衣舞俱乐部。
把极端伊斯兰主义作为身份政治的形式来理解还能解释为什么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欧洲穆斯林信奉这个思想。第一代移民一般来说没有切断与出生地文化的心理上的联系，在新家里还保存着从前的传统习惯。但是，他们的孩子常常瞧不起父母的宗教信仰，但是还没有融入新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夹在都无法认同的两个文化间的他们就发现当今圣战者的全球性意识形态有强大的吸引力。
罗伊过分强调了把极端伊斯兰主义作为主要是欧洲现象的案例，极端意识形态来自中东还有许多别的源泉。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都出口极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伊拉克将来也会如此。但是，即便在穆斯林国家，罗伊的分析仍然是有效的，因为正是这些国家对现代化的输入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和极端思想的产生。由技术和经济开放推动的全球化让发达国家和传统的穆斯林社会的界限模糊了。最近的恐怖袭击阴谋和事件的策划者实施者要么是住在欧洲的穆斯林，要么是住在穆斯林社会特权阶层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的人士就不是偶然的了。穆罕默德埃塔和9-11袭击的其他组织者属于这个类型，谋杀荷兰电影导演凡高（Theo van Gogh）的凶手穆罕默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也是，3月11日马德里车站爆炸事件，7月7日伦敦爆炸事件，被控策划去年夏天飞机爆炸案的英国穆斯林等都是如此。还要指出的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阿伊曼•阿尔-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现代世界有丰富的知识，能够方便地了解西方。
如果当代极端伊斯兰思想被理解成身份政治的产物，因而是现代现象，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推断：第一，我们在20世纪的极端主义政治中已经遭遇过这样的问题了，那些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分子或者德国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the Baader-Meinhof gang）成员的年轻人。正如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等人所显示的，现代化和从互惠共同体（Gemeinschaft）到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转变构成了异常强烈的疏远过程，不同社会数不清的人都遭受了这个让人难受的经历。现在轮到年轻的穆斯林来品尝个中滋味了。穆斯林宗教是否有鼓励这种极端化的具体特点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从9-11以后出现了一个小型的产业试图表明暴力甚至自杀炸弹具有古兰经或者历史根源。但是，请别忘记穆斯林社会的许多历史阶段都是比基督教社会更加宽容的，这点非常重要。犹太人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出生在作为多元化的文化和学术中心的穆斯林科尔多瓦（Córdoba）。很多年来巴格达都拥有世界最大的犹太人社区。把今天的极端伊斯兰思想看作伊斯兰过分增长的必然结果就像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欧洲基督教几个世纪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样荒唐。
第二，圣战者恐怖主义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在中东实现现代化或者民主来解决。布什政府的恐怖主义是由于缺少民主造成的观点忽略了这么多的恐怖分子都是在欧洲民主国家培养出来的这个事实。现代化和民主本身当然是好事，但是在短期内，它们会使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主义问题不是越来越弱小，而是越来越严重。
欧洲和北美的现代自由社会倾向于微弱的身份认同。许多人宣扬自己的多元主义或者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实际上他们的身份认同就是没有身份认同。但事实上国家认同仍然存在于所有当代自由民主国家里。但是北美的国家认同和欧洲的情况还不一样，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的融合在荷兰，法国，德国这些国家这么困难。
根据已经去世的塞莫尔•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说法，美国身份在本质上总是政治性的，受到美国诞生于反对国家权威的革命这个事实。美国人的信条建立在下面5个基本价值基础上：平等（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自由（或者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个人主义（个人决定自身社会地位），多元主义和自由放任。因为这些品质既是政治的又是公民的，在理论上所有美国人都可以享受（在废除奴隶制后），而且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曾经把美国描述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但它又是对新来者开放的教堂。
除了政治文化的这些方面外，美国身份还扎根于独特的种族传统，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李普塞特赞同来美国的英国定居者的新教传统对美国文化的形成非常重要。著名的清教徒工作狂，美国人喜爱自愿者协会和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主义等癖性都是盎格鲁新教文化遗产的副产品。
不过，虽然美国文化的主要方面扎根于欧洲文化传统，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文化已经与种族来源分离了，正在推行一种新的美国人。美国人工作比欧洲人勤奋，像韦伯（Weber）早期新教徒一样倾向于相信尊严在于努力工作的道德救赎而不是福利国家的团结一致。
当然，当代美国文化中有许多方面并非这么让人喜欢。美国又重新出口到中美洲的政府津贴文化，消费主义，好莱坞对性和暴力的强调，低层帮派文化都是一些移民逐渐具有的典型的美国特征。李普塞特认为美国例外主义是把双刃剑，让美国人繁荣的反国家个人主义同样让他们比欧洲人更加不遵守法律。
二战后在欧洲有创造“后国家的”欧洲身份认同的强烈渴望。但是尽管在建立强大的欧盟上取得很多进展，欧洲身份认同仍然是理智多于情感。虽然有薄薄的一层流动性的，世界主义思想的欧洲人，但很少人认为他们是没有国家的欧洲人，或者在听到演奏欧洲国歌的时候心中充满自豪感。由于欧盟宪法2005年在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中失败，普通公民再次告诉高层精英他们还没有做好放弃民族国家和主权的思想准备。
但是许多欧洲人也对国家认同感到模棱两可，非常矛盾。当代欧洲政治意识的形成经历是欧洲人归咎于民族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但是欧洲从前的国家认同仍然存在。人们仍然强烈认识到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意大利人意味着什么，虽然过分强调国家身份认同并不是政治正确的事情。欧洲的国家认同和美国的相比仍然更多是出于种族基础。所以尽管所有欧洲国家有和美国一样的对形式上，政治上公民平等的承诺，但是要把承诺付诸实践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平等比美国要困难得多，因为种族忠诚的持续力量。
比如，荷兰以多元主义和宽容而闻名。但是在自己家里的私人环境中，荷兰人仍然是非常保守的。荷兰社会在没有同化的情况下多元杂处，一种非常适合传统上组织成为分离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支持者”的组合式社会。类似的，欧洲许多其他国家倾向于把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不同文化和平共处的框架，而不是让新来者融入主流社会的过渡性机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谓的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 monoculturalism）许多欧洲人怀疑穆斯林移民是否愿意融入主流社会，但是那些获得了这个社会的语言和文化知识，而且确实愿意如此的人未必受到热烈欢迎。
在这方面不要过分强调美国欧洲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欧洲人会反驳说，他们在同化主要是穆斯林构成的移民方面比美国面对的问题更加困难，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很可能来自非常传统的社会，而来到美国的大量移民是墨西哥人，和主流文化分享基督教遗产。（移民数量也很重要：在人口将近三亿的美国，穆斯林人口有两、三百万；如果穆斯林人口比例在法国，那就要达到两千万）
不管确切原因是什么，欧洲没能同化穆斯林移民是个已经造成恐怖主义的定时炸弹。可以肯定激起民粹团体更激烈的抵制，甚至可能威胁到欧洲的民主本身。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双向的途径，不仅要求移民少数民族及其后裔在行为上的改变，也要求主流社会成员行为上的改变。
解决办法的第一个途径是承认从前的多元文化模式在荷兰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并不是很成功，承认需要被更加精力充沛的努力同化非西方人口进入共同的自由文化的模式替换掉。从前的多元文化模式建立在团体承认和团体权利上。出于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的错位的意识，有些情况下可能出于对从前殖民行为的良心上的歉疚，欧洲把过多的权威退让交给了文化社区来确定约束自己成员行为的规则，因为不是所有的团体都遵循自由的价值观。作为当代自由民主根源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教化过程从文化上来说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自由社会拥有自身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个人的同等权利和尊严。那些不接受这些前提的文化在自由民主社会就不配得到平等的保护。移民社区的成员和他们的子女应该被作为平等的个人来对待，但是不是作为文化群体的成员来对待。没有理由让穆斯林女孩在基督教法律或者犹太教法律下受到区别对待，不管她的亲属的感受如何不同。
最初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形成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终结的游戏”。也就是说，文化多元性被看作是为社会提供种族食品，多彩服装，独特历史传统的自由多元性的装饰，常常被看作让人麻木的墨守成规或者同质的。文化多样性主要是在私人领域推行的东西，不会导致任何违反个人权利的任何严重侵犯，否则就挑战基本上自由的社会秩序。如果它确实闯入公众领域，就像魁北克的语言政策，主流社会把自由原则的偏离看作刺激物而不是对自由民主本身的根本威胁。
相反，当今有些穆斯林社区提出的群体权利要求明目张胆和个人平等的自由原则唱对台戏。这些要求包括适用于社会每一个人的家庭法律的特殊减免，排除非穆斯林参与某些公开活动的权利，或者以宗教冒犯的名义挑战言论自由的权利（正如丹麦漫画风波）。在有些更极端的例子里，穆斯林社区甚至表达了挑战作为整体的政治秩序的世俗性。这些类别的群体权利显然侵犯了社会中其他人的权利，把文化自主性远远超出了私人领域。
但是，欧洲让穆斯林放弃群体权利要比美国困难多了，因为许多欧洲国家拥有组合主义传统，继续尊重团体权利，不能果断区分教堂和国家。欧洲许多国家存在的国家资助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学校使它们很难从理论上反驳穆斯林要求国家支持的宗教教育要求。在德国，国家以新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的名义征税，然后分配给与教堂有关的学校。（这是俾斯麦对抗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遗产）即使有强大共和国传统的法国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前后一致的。在法国大革命的反宗教运动后，拿破仑重新恢复了宗教在教育上的作用，采用了组合主义的途径处理教堂和国家的关系。比如国家与法国犹太人社区的关系就是由文化部（Ministre des Cultes）通过犹太人协会（Consistoire Israélite）来管理的。这是尼古拉斯•萨尔科齐（Nicolas Sarkozy）最近努力要创立的权威性的为法国穆斯林代言和控制穆斯林的对话者模式的东西。即使崇尚政教分离（laïcité）原则的1905年法律也有例外，正如在阿尔萨斯，国家仍然支持与教会有关的学校。
在欧洲国家继续在官方承认集体权利的这些组合主义岛屿在大量穆斯林社区出现以前是没有争议性的。许多欧洲社会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所以这些宗教残余好像没有多大危害。但是它们给穆斯林社区提供了先例，成为维持宗教和国家区分开来的墙壁的障碍。如果欧洲要建立根据个人而不是群体基础上的多元主义的自由原则，那就必须对付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组合主义团体。解决同化穆斯林问题的另外一个途径是欧洲主流社会多数人的期待和行为。国家认同继续被不是同一种族或者宗教背景的新来者理解成或感受到是妨碍他们融入社会的壁垒。国家认同总是社会形成的，围绕一个共同体谈论自身的历史，象征，英雄和故事。这种对区域和历史的依赖意识不应该被抹杀，而应该尽可能对新来者开放。在有些国家，尤其是德国，20世纪的历史让他们谈论国家认同时非常尴尬，考虑到欧洲的新的多样性，这个话题需要重新探讨，因为如果现存的公民不能充分尊重自己的公民身份，欧洲国家很难期待新来者尊重公民身份。
这个对话已经在重新开启。几年前，德国基督教民主党非常谨慎地提出了领头文化（Leitkultur）的概念，也就是德国公民包含着宽容和平等尊重的某种义务。“领头文化”（Leitkultur）这个词可以被翻译成“领头”或者“参考文化”，是叙利亚裔德国学者巴斯姆•蒂比（Bassam Tibi）1998年创造的，恰恰是非种族的，普遍主义的公民概念能够向非种族上的德国人开放国家身份认同。尽管有这些来源，这个主张马上遭到左派攻击，说它是种族主义，是回到德国灾难性过去的大倒退，基督教民主党赶紧与这个观点保持距离。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即使德国人自己也进行了更加热烈的国家身份认同和大规模移民的大辩论。在去年成功的世界杯期间，比较克制的国家情感的广泛流露成为完全正常的，甚至受到德国邻国的欢迎。
虽然起点完全不同，美国可以为欧洲在试图创造后种族形式的国家公民身份和认同感的时候提供一些指导。美国人的生活充满了半宗教形式的庆祝活动和仪式，用来纪念国家的民主政治机构：升旗仪式，加入美国籍时宣誓，感恩节，7月4日国庆节。相反，欧洲人的政治生活基本上都非仪式化了。他们倾向于玩世不恭，或者嘲弄美国人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但是这样的仪式对于新移民的同化非常重要。
欧洲确实有在种族或者宗教基础之外创造国家认同的先例。最值得赞赏的是法国共和主义，其最经典的形式拒绝承认分裂的团体认同，使用国家力量同化法国社会。由于恐怖主义的加剧和都市骚乱，法国正在开展深入的辩论为什么这种融合没有成功。部分的原因可能是法国人自己放弃了公民身份的旧观念，赞同多元文化主义的新思想。2004年禁止戴头巾的法令就是共和主义旧观念的重新确认。
英国最近从美国和法国传统中吸收营养，它试图提升国家公民身份的能见度。工党政府已经引进新公民入籍的仪式，以及必须参加并通过的公民知识和语言考试。它还在学校为所有年轻公民开设公民课程。英国最近一些年移民人口迅速增长，大量来自欧盟新成员国如波兰，像美国一样，英国政府把移民看作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力量。移民只要是工作的而不是吸收福利的就是受欢迎的，多亏了美国风格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多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可以干。但是在欧洲的其他许多地方，灵活的工作规定和慷慨的福利的结合意味着移民不是来找工作的，而是要寻求福利好处的。许多欧洲人声称美国不够慷慨的福利制度剥夺了穷人的尊严。但是相反的情况才是正确的：尊严来自工作和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在欧洲的许多穆斯林社区和依靠福利生活的一半人口直接构成了疏离感和绝望意识。
所以欧洲经验不是单一的。但在许多国家，移民与身份认同的辩论正在开展，虽然部分是因为恐怖袭击和民粹主义右派兴起而造成的。
移民与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与更大的问题后现代性的价值缺失结合起来。相对主义的兴起让后现代社会的人在确立积极的价值观，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方面更加困难。而这本来是移民要想成为公民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的。尤其是欧洲的后现代的精英觉得他们已经超越了宗教和国家确定的身份认同，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但是，除了他们对无休止的多样化和宽容的称赞外，后现代人发现很难就普遍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本质达成一致意见。
移民强迫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讨论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如果后现代社会要进行更加严肃的身份认同的讨论，就需要挖掘出确定自己成为大社会一成员的积极品德。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将被那些身份认同强烈的人所吞没。
译自：“Identity and Migration” Francis Fuku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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