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球:《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法定位与保护功能——基于新法体系形成及其展开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 次 更新时间:2021-12-30 16: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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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卫球 (进入专栏)  
推进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增加了第5项“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投诉举报工作机制”,这项职权对于网信部门及时发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途径,属于信息监管的前提机制。当然也要注意投诉举报的滥用,尤其要避免基于恶意竞争和报复的投诉举报问题。

  

   三是赋予一定范围的调查权和处置权,相当于准司法权或执法权。法律在一些专业性很强、存在重要利益需要保护的领域,为了增强管理或监管的效率和权威,最大程度保证保护的可能性和及时性,往往会给管理部门配置必要调查和处置权,使其在特定范围内可以采取一些类似司法机关才可以采取的措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不例外。第63条规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在履行职责时可采取的措施有四项:询问和调查情况;查阅、复制资料;实施现场检查;检查、查封或扣押设备物品。而且当事人应当协助,不得拒绝阻挠。第64条还规定了约谈和合规审计以及移送犯罪嫌疑人等特殊处置的权力,但限于履行职责中发现存在较大风险或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形。

  

   其次,确立严厉的特殊法律责任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从保护治理的角度,针对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了严格的特殊法律责任。其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出现许多新的行政处罚形式;二是高昂的罚款数额前所未有,这也是国际趋势,但相比之下,仍低于欧美的数额规定;三是对违法进行信息处理的有关负责人员也施加了责任。

  

   其中,《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最为重要,规定了违反本法的特殊行政责任。即只要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按照规定采取必要安全措施的,就可能产生特殊行政责任。这是一种新型治理式的行政责任,体现出与传统行政责任不同的特点,突破了传统责任原理,具有严厉性或加重惩罚性。第66条区分一般情况和严重情况,一般情况,由履行保护责任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次审议稿)针对性地增加了“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严重情况是指情节严重的情形,由省级以上履行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7条建立违法信用档案记录制度。第68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特殊行政责任,包括责令改正和予以行政处分。此外,还规定了与刑法相关责任的关系。第69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信息造成损害的,以过错推定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并明确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即按照个人所受损失或个人信息处理者获得利益确定,难以确定的则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第70条规定公益诉讼。第71条规定与治安管理责任和刑事责任对接。

  

   五、结论:把握《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理解和适用的双重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领域新法体现了立法上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的必要性在于勇敢地迎接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挑战,满足了当下“数字人格”安身立命的需求。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新时代的产物,个人信息本身并非当然是个人利益,只有当网络信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当个人信息收集、利用和各种处理活动的发展和蔓延导致个人卷入其中,个人信息逐渐成为个人利益的牵引抑或载体,此时才产生了与个人信息处理相关的个人利益保护要求。然而这种保护要求,与以往相比,呈现了不同的问题,与现今法律体系既有的保护要求相比,可谓差异显著。个人信息保护,体现了个人利益保护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因而保护制度的设计也需要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创新。这种创新极为不易,对此需要努力认识、发现、把握和形塑,才可能收入法律行囊。

  

   新时代的新法里藏着独特的密码,《个人信息保护法》当然不会例外。初始打量,我们可能感觉其体系似乎有点凌乱,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任何单一部门法的体系都极为不同。但是只要用心体会,便能发现这些貌似凌乱的规范部落之间其实存在某种紧密联系。本文所做的正是这种体系解码的努力。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注意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在双重基础之上。一个是其作为基本法的定位,它作为领域基本法及与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并立的法律,对法律体系做出了重要的扩展。在新时代的法律系统中,居于新发展的体系位置,与传统法律体系形成互为补充、守护相望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它的功能预设,它立足于个人信息保护利益的复杂性,同时基于超越自我管理局限的需要,以个人信息保护为基本功能设定,追求一种更加有效而全面的保护策略,构建了一套自主管理和外部治理互为配合的综合保护规范体系。这两大基础构成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全部体系和内容建构的双核,成为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前提。总之,只有认识了双重基础,才能够真正领略《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领域新法的基本价值和体系特点,其未来实施也必定会在这两个方面的融合中获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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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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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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