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促使政治学者关注和引入田野调查方法，并推动了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融合。与此同时，在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过程中，田野政治学者不仅实现了从“规范”到“田野”的转换，也借助田野调查这一方法“媒介”实现了规范的政治学知识与鲜活的中国实践的结合。这是因为，政治学者是以中国作为场域开展田野调查的，其所关注的问题和对象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政治学者越是深入中国社会内部，其所掌握的政治学知识就会愈加导向于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从而形成基于中国场景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而且，越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越能够吸引政治学者的关注，并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其中，从而形成研究者、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三位一体”式的结合。从这个角度看，1980年代以来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结合是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也是由中国政治实践的内生逻辑所决定的。从长远来看，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也必将涌现更多有待研究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田野政治学的发展空间依旧广阔。

　　 二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互动过程。田野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40余年发展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田野调查方法与政治学学科的深度融合。从二者的融合过程来看，一种新的特色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的形成至少受到两大约束条件的制约。一方面是长期性。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来看，田野调查方法与政治学的融合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演化，聚合了从张厚安、徐勇再到中青年学者数代学人的长期努力。只有经历长期的学脉传承，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才能够形成和稳定发展，并成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认可的研究取向。另一方面是互动性。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不仅具有长期性，而且有赖于方法与学科的良性互动。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能够持续产出有影响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政治学研究也能为田野调查方法提供充分的施展空间，并为检验、反思和优化田野调查方法提供可能。只有达到方法与学科的良性互动，才能为新的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的产生提供持久动力，从而最终形成田野政治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路径。

　　 三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要义在于理论建构。田野调查有其特有的方法价值，但田野政治学的核心价值并非只是简单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引入，而是能够产出更具解释力的“中国理论”。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学者习惯于引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范式解释分析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但西方的政治知识体系是在西方国家历史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其与中国实践之间存在着潜在张力，特别是“当中国经过不断探索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实现快速发展后，基于西方历史和经验而形成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与中国现实之间的不洽，或无法对中国现实和问题做出有效解释的问题，便日渐突出”。由此也形成政治学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田野政治学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产出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政治概念，建构了更加契合中国场景的政治学理论。事实上，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40年，重要成果之一便是从概念引进、学习、接受和运用，到建构概念的自主、自为和自觉。这是政治学中国学派自觉的重要标志。总之，不能产生创新理论的研究取向是空洞的，也是缺乏生命力的。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看，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的形成，必然是以产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为标识的，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核心要义。

　　 总体上看，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是与新时代中国政治的实践样态相适应的，其以不断涌现的新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为牵引，以方法与学科之间的持续互动为动力，并最终以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建构为旨归。田野政治学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但并非唯一路径。田野政治学在长期演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有益经验，可以为中国政治学者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特色研究路径提供启示和借鉴。从长远来看，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远未完成，未来也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但只要立足于中国大地，始终坚持以破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那么就必将赋予中国政治学愈加鲜明的实践品格，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黄振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2020年）高校青年教师基金。

　　 来源：《探索》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