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华:田野政治学: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21-12-29 23: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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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较早引入田野调查方法,田野政治学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在田野政治学的构建初期,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仍然处于“不自觉”的状态。随着田野调查方法日益广泛的运用,田野政治学者开始对田野调查方法进行反思,并有目的地改进和优化田野调查过程,逐步形成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自觉意识。“如果说我们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村政治研究尚带有一些不自觉色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后,我们的研究便步入自觉状态……10多年的田野调查,使我们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我们认为,这一研究思路或许会上升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看,田野调查方法自觉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化田野调查方法的价值。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田野政治学者不再简单地将田野调查作为获取研究资料的手段和工具,而是开始思考田野调查的内在价值,从而为研究提供方法指导。在这一时期,田野政治学者着重强调了田野调查的两个基本取向。其一,强调实际先于理论,即“不轻视理论,但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剪裁实际生活,特别强调实际调查。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田野调查是先于理论的,理论必须建基于田野调查之上,遵循“事实第一”的原则。其二,强调事实先于价值,即“不否定价值取向,但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是一门具有很强价值偏向的学科,要做到价值中立难度很大。田野政治学尝试将价值中立作为基本的研究取向,从而确立其主体性。总体上看,无论是实际先于理论还是事实先于价值,都体现了田野调查方法的内在价值,避免了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工具性使用,从而形成“以方法引导研究”的基本路径。

   二是构建多层次的田野调查体系。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来看,早期政治学者对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以个案调查为主。这类调查普遍以村庄为对象,以研究者个人为主体展开。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田野政治学者不再满足于个案式的村庄调查,而是有目的地设计和优化田野调查过程,形成多类型、系统化的田野调查项目。一方面,组织开展“百村观察”计划,实现从个案式调查到大规模抽样调查的转型。此项调查自2006年开始启动,在全国选择了300余个村庄5000余个农户进行长期定点跟踪调查,“目标是如建立气象观测点一样,能够及时有效长期观测农村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走向,以此积累学术资源,为后来者奠定基础”。与以往的田野调查不同,“百村观察”是一个长期坚持并有众多人员参与的大型调查工程,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调查培训流程,调查的专业化程度大为提升。另一方面,组织开展“深度中国调查”,涵盖了口述调查、家户调查、村庄调查等不同类型。其中,口述调查“主要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20世纪上半期以来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当事人命运的影响……关注的是大历史下的个人行为”;家户调查“主要是以家户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家户制度的基本特性及其变迁”;村庄调查“主要是以村庄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不同类型的村庄形态及其变迁实态”。在此,不同类型的调查对应不同的研究主题,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系统化的田野调查体系,体现了田野政治学者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自觉运用。

   三是引入田野实验方法。田野实验是实验者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人为干预的某种处理而进行的实验调查活动,是在观察对象的生活环境中进行的。田野实验结合了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两种研究传统,体现了田野政治学者在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上的高度自觉。对此,田野政治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实验先于方案”的学术主张,并围绕改革开放之后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先后进行了以农民参与为目标的“水月庵实验”、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岳东实验”、以农民能力为目标的“南农实验”和以乡镇选举为目标的“杨集实验”等一系列田野实验。通过四次前后相继的实验及理论反思,田野政治学者认识到村庄治理的制度文本与制度在乡村社会运行存在巨大差异,以及制度环境对制度运行的制约,进而将后续研究置于乡村社会历史深处,走向乡村社会的根基,最终在实验试错的过程中深化田野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建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信。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田野政治学者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更加自主和自如,也形成了日益清晰的方法自觉。这种调查自觉意识的形成是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有机融合的关键。正是由于田野调查的方法自觉,田野政治学者不再只是机械、被动地运用方法,而是不断挖掘田野调查方法的内在价值,并拓展和优化方法本身。在这一过程中,田野调查方法不再“外在”于政治学研究,而是真正融入政治学研究过程之中,二者的融合趋于紧密,并形成了方法与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

   田野政治学的成型:基于调查的理论建构

   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研究取向,不仅在于政治学者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更重要的在于将田野调查方法融入理论建构之中,即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自觉的萌生。田野调查与理论建构的内在一致性和高度关联性是田野政治学区别于其他政治学研究取向的本质要求,也是田野政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对此,田野政治学的倡导者徐勇教授认为,田野政治学的基本特性便是“有理论关怀的田野调查,基于调查的原创性理论”,其基本路径是基于田野事实概括和提炼理论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实践创造了丰富经验,却缺乏相应的概念对其加以概括和解释,存在‘概念赤字’现象。中国之治与中国之理之间严重不对称。大量的研究只是一种叙事表达,而不是由独创性概念构成的学理表达,造成‘有理说不出’的困境。”这一现实困境对田野政治学提出了挑战,也为其向更高阶段发展提供了契机。

   从田野政治学的建构过程来看,田野政治学首先表现为“走向田野”的政治学,即政治学者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并自觉和广泛地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过程。这是田野政治学构建的基础,但并不构成田野政治学的本质属性。田野政治学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田野”的政治学,即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建构中国理论。“从知识生产的逻辑看,田野政治学是一种本土化倾向很强的研究取向,其并不排斥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但更强调对中国事实的挖掘,并以此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由于以建构中国理论为目标,田野政治学不仅要“走向田野”,更要“超越田野”,而这又反过来对田野调查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只有获得具有足够深度和厚度的经验事实,才有可能打破既有理论的遮蔽,从而为产生更具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和概念提供事实依据和支撑。

   从历史演变的过程来看,早期的田野政治学者更加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实际运用,尚未形成充分的理论自觉。尽管如此,早期的田野政治学者仍提出了若干重要理论概念。其中,以“乡政村治”概念的影响最为广泛。“乡政村治”由张厚安先生提出,他认为:“‘乡政村治’,乡政指乡一级政权(包括乡镇政府),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村治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就形成了当代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在他看来,“乡政村治乃是在治理乡村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格局,它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活动并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则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就村治对乡政的作用而言,村治是乡政的基石”。“乡政村治”概念的提出大大提升了田野政治学者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影响,也为构建田野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田野调查的日益深入,田野政治学者愈加认识到理论建构特别是核心概念建构的重要性。2015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推动开展了以“深度中国调查”为主题的传统社会形态调查,其基本出发点便是通过深度调查产出中国理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田野政治学者基于丰富的经验事实进行理论提炼,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概念,如农民理性、家户制、韧性小农、祖赋人权等。以“家户制”概念为例,徐勇教授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提出:“以强大的习俗为支撑的完整的家庭制度和以强大的国家行政为支撑的完整的户籍制度共同构成的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或本源型传统。”在此之后,田野政治学者围绕“家户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例如,有学者进一步界定了“家户制”的概念内涵,认为“家户制”是一种以家户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制度,具体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以户籍为标识的国家责任等多重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户制国家”“家户自主性”等概念。除此以外,学界围绕“家户制”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并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学术影响。

   田野政治学理论自觉的萌生,体现了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深度融合。田野政治学者不仅自主自觉地使用田野调查方法,而且建立了田野调查方法与理论建构的逻辑通道,从而将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取向区分开来。基于田野调查理论自觉的萌生是田野政治学成长发展的里程碑,预示着田野政治学的日益成型和成熟。但需要看到尽管田野政治学者提出了一些理论概念,但这些概念是否能够经得起检验,是否具有足够的解释力,是否能够为政治学界所接受和认可仍然有待观察。这也意味着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仍然任重而道远,未来还有一个更加漫长的构建和发展过程。

   田野政治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

   经过30余年的发展,田野政治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就,并日益崛起为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对此,有学者认为:“田野政治学研究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学学术转型的要求和机遇;对过往农村研究和田野调查进行反思,提出了政治学走向田野的课题和方向,实现了对政治学研究走向田野的自觉。这种学术自觉,不仅体现出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远见,而且找到了农村问题研究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实现了农村问题研究的升级换代,对构建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做出了恰当而有效的回应。”还有学者评价:“田野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张,符合时代的要求,与当下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发展趋势相契合,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田野政治学的崛起,也让一些政治学者看到了中国政治学在基本理论研究上的重大转型和变化,并认为中国政治学已处于“范式革命”的重要时点上。田野政治学不仅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的重要标识,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是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域。通过引入田野调查方法,中国政治学实现了从“殿堂”到“田野”的视角转换,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等研究主题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中国政治学的议题范围大为拓展。另一方面是提高了中国政治学的专业化程度。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调查方法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学研究取向,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共同旨趣的学术共同体,其专业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对于政治学研究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一方面是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实践和主体性塑造。田野政治学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本土化倾向的研究路径。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理论建构,田野政治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大地,“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在走向本土化的同时,田野政治学获得了极大的学术主体性,也无形中推动了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田野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了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融合之道,其背后所蕴含的互动机制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示和借鉴。

一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需以特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为基础。方法服从于研究对象,对于方法的选择也有赖于研究问题的驱动。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看,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特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的牵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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