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体制内部的公职人员能否起诉监委的质疑，有论者回应“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内部行政关系的松动和我国过往行政诉讼的实践给予了对监委提出行政诉讼的空间。而针对起诉监委的监察行为的范围，有论者指出，由于监委的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免职、开除公职等政务处分行为拥有行政处分的性质，所以应当纳入行政诉讼范畴。还有论者指出，对于监察机关具有广义行政行为的措施，如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留置)、对财产的部分强制措施(如查封、冻结、扣押、搜查等)，应赋予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可见，上述学者的讨论集中在以行政诉讼方式救济公民基本权利。在当前政治实践下，一味地追求西式司法审查不仅可能有“水土不服”的龃龉，而且还会堵塞权利救济的空间，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主观权利”性质的发挥空间。监察权的具体职能绝非单一的刑事侦查权或行政调查权所能涵盖，针对监察权的救济亦应有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主观权利”理论下的司法审查途径以及申诉、申辩、复审复核、复议复查、国家赔偿等发挥监察对象“主观性”的非司法救济途径。

　　 在纪监互融的背景下，假设未来存在司法救济的空间，那么当纪检监察机关作出了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时，公民该就监委还是纪委提起诉讼呢？按照“依法行政”的理念，党政合署(并)后党政机构作出的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当要求以其中“政”的名义来实施。循此推之，在“依法监察”的逻辑下，纪检监察机关作出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行为时，应以监委名义作出。但如果纪委逾越了“政治与法律”的界限，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行为，那么其实质就是监察行为，此时就该行为提出诉讼似乎在理论上也是行得通的，而至于这种诉讼的性质是何种诉讼，具体程序如何进行，有待后续商榷和实践检验。而在“主观性”的非司法救济层面，党内法规也对受纪律处分的党员提供了规范途径，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党员对所受党纪处分不服的，可以依照党章及有关规定提出申诉。”

　　 作为“客观法”的基本权利则构成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即基本权利作为超越一切的客观存在对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各种国家权力都有直接的效力。这种“客观价值秩序”反映到纪监互融的过程中，则要求党和国家在的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上，将基本权利作为考量因素，避免因机构和职权的配置，导致损害基本权利的后果。随着纪监互融进程的持续推进，无论互融的程度如何加强或发生某种嬗变，或者纪委和监委的权限发生何种改变，其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