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晚年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3 次 更新时间:2007-01-27 1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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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蕴晖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此期间,虽然在何种条件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小农经济改造的速度有过不同意见,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基本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熟称的苏联模式。在这一点上,张闻天也不例外。1956年初,毛泽东等领导人鉴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暴露出的问题,以及随后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陷入了共产主义空想。此后,又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八十年代说,总结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就经济体制而言,主要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计划与市场关系;政治体制则主要涉及党政关系。历史地看,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自觉地对这些问题作理论反思,张闻天是党内少有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59年到1974年身处逆境期间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直到新世纪到来的今天仍是值得人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要破除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

  \"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1]。是1961年张闻天阅读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时写下的一个重要论断。

  革命的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这对共产党人来说近乎常识。但在实际生活中始终把它放在党的一切工作的首位,并不是简单能做到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接着是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又决定由重点组织互助组转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通过批判\"小脚女人走路\"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这场对农民个体私有制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所发生的一定程度的破坏和阻碍作用已逐渐显露。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更造成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但在党内占主导的认识并非如此。毛泽东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仍认为: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2],现在证明是正确的。首先社有化,然后国在化,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只是说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全部过渡\"。同时还总结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又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趁热打铁\",\"不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才能为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总结建国到1958年的经验,并断言是\"一般规律\"。

  就在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使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的各种必须物资严重短缺,而党内不少人仍在盲目追求小集体到大集体、集体向全民的所有制变革,实行\"趁穷过渡\",并鼓动人们束紧裤带继续 \"大跃进\"的背景下,张闻天明确提出:\"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3]

  这时的张闻天,虽然在理论上并未摆脱斯大林所设定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是由个体--集体--全民的公式。但他明确认为,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下来、稳定下来。\"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4]

  在大批机械唯物论和\"唯条件论\";主观唯心论和唯意志论猖獗的当时,张闻天强调:\"物质生产,决定一切,这是唯物史观。\"[5] 他认为,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于人对自然力的控制力量。因此,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水平。

  张闻天针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分析说,现在普遍的论点是,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唯生产关系论\"),正像离开了生产关系而谈生产力,必然陷于机械唯物论(\"唯生产力论\")一样。他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分为二类。一类是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阶级关系;另一类是劳动关系和上下左右的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地方,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这二类生产关系原则上有区别,但互相影响。对第一类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相当长时期内)不能不断改变(或叫\"调整\"),第二类关系比较可以更多地改变,但也不能过多。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不能任意变更的。过早改变生产关系(如\"共产风\")会破坏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6]

  在《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这篇专论中,他更从理论上分析了把生产关系简单地看成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错误。指出,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则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方面。前者的特点,一是具有继承性或连续性,二是易变性;后者的特点,一是暂时性(历史性),二是相对稳定性(保守性)。因此,把生产关系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观点,\"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7]。

  张闻天不只从理论上弄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破除所有制关系越大越公越好的错误观念。更关注农村再次出现的\"包产到户\"--这个党内又有很大争议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包产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张闻天认为,从产品和土地所有权看,包产到户还是\"集体经济\"。它\"是单干,但不是个体经济\"。他明确指出:\"这是一个经营管理问题,劳动组织问题,不是两条道路问题。\"他完全同意党内有人对包产到户的分析,即:这是\"个人责任制和产品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是\"从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出来的,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形式。\"他虽然也认为,从集体生产退到包产到户是对集体阵地的\"削弱\",但他指出:\"这是对过去\'左\'的错误的反动\"。\"可能比勉强的集体生产要好\"。他强调在如何组织生产的问题上,\"要根据群众多数意见办事\"。[8]

  要把产品和土地所有权同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分开,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只能采取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方式,在如何组织生产的问题上要根据群众多数的意见办事。这些意见,既是对那种把所有制关系看成越大越公越好,把\"不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作拜物教的错误观点的否定,更是张闻天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得出的结论。

  张闻天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思想,到七十年代更有进一步发展,他在1973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对此作了系统论证,其中明白无误地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如果不去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蹋成画饼充饥的魔术。\"[9]在那把\"革命\"叫得震天价响的\"文革\"年代,清醒地把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提到这种理论高度,不能不使后人为张闻天对当年这种切中时弊的高论所折服。

  认为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10] 这是张闻天针对当时的\"左\"倾思潮,把强调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指责为\"经济主义\"的错误宣传写下的一段话。

  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本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农业合作化时,党内就有把贫农的平均主义要求当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误解。1958年,党内更出现对农民群众不计报酬的革命热情大加赞扬,强调过去战争年代就是靠搞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进城以后搞薪金制,脱离了群众。并认为\"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提出要加以限制。进而把物质利益原则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强调\"穷是动力\",认为\"富了,事情就不妙了\"[11]。

  面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曲解,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他在《关于按劳分配提纲》这篇笔记中写道,各尽所能,就是为公;按劳分配,则是为私。计较物质利益,并不只是计较个人利益,也是计较国家、集体的利益。从农业合作社到工厂企业,所以要实行评工计分、三包一奖、劳动定额、计件工资、定额奖励以及经济核算等等,就是要斤斤计较物质利益。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集体、为了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12]

  关于按劳分配所带有的资产阶级法权,张闻天认为,这是必要的,必然的,正是适合于实际情况的。\"要消灭这种法权残余,就要经过按劳分配阶段。\"[13] 他指出,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宣传,一种是叫人们只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一种是叫人们不要关心个人利益,只关心集体利益,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认为强调按劳分配就是经济主义。张闻天批评说,这两种偏向都不对。他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谈长远利益,才算高尚。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吃不饱饭的人,他们对眼前利益特别重视,甚至\"斤斤计较\"。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计较,他们就要饿死、冻死。党的力量,就在于能够立即采取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由此,才能够取得群众的拥护。[14]

  他进一步分析说:既然劳动是光荣的,多劳多得是正当的,那么劳动好的人生活得好些,生活富裕些,就是应该的,正当的。这样生活好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积极拥护。说愈穷苦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的观点,应该有适当的修正。[15]为什么穷苦的人最革命?因为他们生活得最苦,迫切要求改善生活。改善生活的愿望无疑是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伟大动力。经济生活决定人们的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16]

  张闻天还就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物质剌激和精神剌激的关系作了论证,指出:不能一谈到眼前利益,就说是物质剌激,是经济主义,好像只有谈长远利益,才算合乎理想,才算高尚。不知道眼前利益中也有精神剌激,而长远利益中也有物质剌激!他认为,如果空谈长远利益,而不解决眼前利益,群众就会不相信我们。未来的利益所以能动员群众,因为这使他们相信,经过斗争和生产是会改善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的。不能否认,物质利益对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如果只给物质利益不进行思想教育,就不能提高人们的觉悟水平;反之,如果只进行思想教育,而不给物质利益,思想教育就没有具体内容,就成为\"买空卖空\"了。[17] 这就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物质剌激和精神剌激的辩证统一。

  在这里,张闻天明确向人们指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空谈理想也不是社会主义。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对物质利益就是要\"斤斤计较\",允许劳动好的人生活先富裕起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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