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

——2021年12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21-12-20 17: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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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该决定指出,香港实行民主选举的时间不长,香港社会各界对两个产生办法如何修改又存在较大分歧。在此情况下,实现“双普选”的条件还不具备。鉴此,2007年第三任行政长官和2008年第四届立法会选举,不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此前提下可按照基本法有关规定对两个产生办法作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4·26决定”既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又为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留下空间。这是中央政府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第一次重大努力。

   2005年10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4·26决定”,提出了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该方案扩大了民主成分,得到多数居民的支持。但是,2005年12月21日,立法会中自称“民主派”的议员在表决时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的相关议案投下反对票,致使该方案未能在立法会获得法定的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2007年第三任行政长官和2008年第四届立法会只能沿用原有办法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年后面临的民主向前发展的第一次机遇就此丧失。这完全是反中乱港势力蓄意对抗、漫天要价、竭力阻挠的结果。

   (二)第二次努力:为实现普选目标定下时间表

   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产生后,香港社会希望尽早明确普选的时间表以及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产生办法。2007年12月12日,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政制发展咨询情况及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12·29决定”)。根据该决定,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的具体产生办法和第五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可以作出适当修改;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此之后,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对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适当修改,特别是明确实现“双普选”的时间表,把实行普选的时间节点确定在2017年这个“五十年不变”中期的前半段,充分彰显了中央政府落实基本法关于最终达至“双普选”目标的诚意。这是中央政府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展的第二次重大努力。

   根据该决定,2010年4月1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了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并在6月7日以议案的方式提交立法会。其重点是将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人增至1200人,立法会议席由60席增至70席。2010年6月24日及25日,立法会分别通过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2010年7月28日,行政长官同意这两个修订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备案。2010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予以批准和备案。2012年3月和9月,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按照新的办法选举产生。这次对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进一步增加了民主成分,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问题上的积极态度。

   (三)第三次努力:为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绘制路线图

   随着2017年临近,香港社会希望尽快明确第五任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2014年7月1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该决定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香港多数居民的意愿,重申从2017年开始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明确了行政长官普选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在行政长官普选以后,立法会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中央政府依法履行宪制责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拟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原则。这是中央政府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展的第三次重大努力。

   但是,香港所谓的“民主派”继续顽固坚持对抗思维,罔顾基本法有关规定,极力攻击“8·31决定”,拒绝接受特别行政区政府据此提出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反而提出公然违反基本法的所谓“公民提名”方案。2014年9月28日,他们发动蓄谋已久的非法“占领中环”运动,持续长达79天,企图以所谓“公民抗命”方式逼迫中央政府收回“8·31决定”,进而实施港版“颜色革命”。在依法处置“占领中环”事件后,2015年6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有关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提交立法会表决。自称“民主派”的那些议员集体投下反对票,致使201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不得不沿用上一任的选举办法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再次遭遇挫折,仍然是反中乱港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极力阻挠的结果。

   尽管一再遇到干扰和阻挠,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立场从未动摇,努力从未停止。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至2017年,依法举行了四次行政长官选举和六次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民主成分持续增加。香港全体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充分保障,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不仅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还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大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选出36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香港现有5600多位人士担任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其中超过200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有许多香港人士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团体担任领导或顾问等职务。中央政府还支持和协助香港专业人士和优秀青年在国际组织任职,参与国际治理。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看到,香港回归后,全体居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和空间大大拓展,享有的民主权利前所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取得了全方位的重大成就。

   四、反中乱港势力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

   近年来,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敌对势力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行径愈演愈烈,“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围绕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斗争更加激烈。反中乱港势力不断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以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实施“颜色革命”为目的,通过特别行政区选举平台和立法会、区议会等议事平台,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冲击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破坏香港法治,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各种活动,企图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引入歧途,严重破坏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进一步发展民主的社会环境。

   (一)冲击宪制秩序,危害国家安全

   ——反中乱港势力公然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他们拒不承认国家宪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效力,故意割裂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他们妄称《中英联合声明》是香港回归后新宪制的法律基础,刻意抬高英国撤离前匆忙制定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企图以此架空基本法。他们以各种名目推动非法“公投”,甚至以所谓“全民制宪”为参选纲领,图谋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

   他们不惜以制造社会动乱的方式抗拒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否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主导权和决定权,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解释的权威。

   他们公然倒挂、撕扯、踩踏、焚烧国旗,污损国徽,撕毁和焚烧基本法文本,阻挠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至今未能完成,《国歌条例》历时一年半才在立法会获得通过。

   ——反中乱港势力大肆从事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他们公然鼓吹“香港独立”“民族自决”,在香港社会各层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传播“港独”“反中”“反共”理念,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在香港进行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制造理论和舆论。

   他们成立名目繁多的“港独”和激进分离组织,打着“港独”等旗号参选立法会和区议会,并在当选后利用公职人员身份继续鼓吹“港独”,从事分裂、颠覆活动。2016年10月12日,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有候任议员公然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等“港独”横幅,以粗鄙话语和肢体语言疯狂侮辱国家和民族。他们在2019年“修例风波”中叫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暴力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2019年7月1日,他们暴力攻占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大楼,在主席台展示港英旗帜,大肆毁坏立法会设施设备,上演极其丑陋的一幕。

   他们无视2020年6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启动后,非法组织所谓“初选”,策划实施“真揽炒十步曲”计划(注2),妄图操控立法会选举,并在控制立法会后通过否决政府一切议案、法案的方式逼迫行政长官辞职,瘫痪政府,制造宪制危机,进而颠覆国家政权。

   ——他们与外部敌对势力勾结,甘当反华“急先锋”“马前卒”。其头面人物频频窜访外国,肆意抹黑、攻击国家,乞求外国对国家、对香港实施制裁。有人甘当外国政治代理人,宣称要“为美国而战”;有人公开发表文章,煽动要把“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变成植入中国的“屠城木马”,关键时刻打开暗门,促使中国“变天”。

   外部敌对势力充当“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对香港事务的干预日益加剧,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官方高规格接见反中乱港头面人物,为其撑腰打气;以立法、行政等方式并通过驻港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明目张胆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保护伞、输送资金、提供培训;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进行粗暴“制裁”,等等。这些,充分暴露出外部敌对势力把香港作为“棋子”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

   (二)破坏法治根基,制造社会仇恨

   ——反中乱港势力煽动、教唆、组织、实施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活动。他们到处鼓吹“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等谬论,煽动民众以“行为不正义”达成“目的正义”。在2014年非法“占领中环”、2016年“旺角暴乱”和2019年“修例风波”中,他们策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严重违法活动,一次又一次重创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他们美化和煽动暴力,宣称“暴力是解决香港政治问题的选项”“留案底令人生变得更精彩”。他们教唆、煽动、裹挟青年学生从事违法活动,致使青少年学生成为非法“占领中环”和“修例风波”的主要参与群体。反中乱港势力荼毒广大青少年,伤天害理,祸害深重。

   ——反中乱港势力大肆进行暴力和恐怖活动。在“修例风波”中,他们肆意设障堵路,损毁交通设施,瘫痪机场运作。严重时香港铁路公司有超过90%、共计147个车站遭到损坏,作为香港交通要道的红磡海底隧道被迫关闭,作为亚太航空枢纽的香港国际机场陷入瘫痪。多项政府公共服务受阻,大中小学和幼儿园被迫长时间停课,多所大学校园被非法“占领”,众多商业场所无法营业,逾1200间店铺和多家银行的服务设施被损毁。

   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无差别攻击,极尽卑鄙之能事。有记者在机场被非法禁锢围攻虐打数小时,有路人因劝阻示威者被泼油火烧,有清洁工被砖头砸中身亡,甚至有议员的祖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损毁。

——反中乱港势力挑动两地对立,毒化社会环境。他们煽动港人仇恨中国共产党、仇恨国家、仇恨内地民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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