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新媒介能否让我们遭遇世界?——从阿伦特的政治社会理论出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21-12-17 22: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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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  
受限的内容推送结构加上用户的选择性接触使得多元差异性只是一场表面的信息盛宴(Park&Kaye,2017)。我们看到,对于第二种意见来说,空间的“同质化”是民主失去结构性支撑的关键点(Sunstein,2002),它给社交网络空间打上了明确无误的“去公共性”的标签。而对于第一种意见来说,即便这种多元化信息接触在实证研究中被反复确证(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纯粹假设),它也不能和复数性划上等号。首先,SNS中有大量的娱乐性主题,或者说很多用户是以娱乐休闲的目的去使用社交网络的,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对信息的差异性接触持乐观态度的立场也包括了娱乐休闲类的“正向”使用数据。但很清楚的是,如前文所述,这类使用在根本上就已经以“私人性”的指征被排除在公共性的领域之外了,因此我们在这里仅对SNS中“最接近”的公共性的政治类主题做讨论。在阿伦特那里,“复数性”不仅是“人们坐在不同座位上”,还是“人们围坐在一张桌面上讨论问题”:即人们在言说着同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通过这种多角度的言说和一致行动的联结而变得澄明,从而使得世界具有“开端启新”的可能。然而像推特这样的SNS平台来说,用户的表达篇幅仅限定在140个字符之内,如此碎片化的表达形式本身对于阿伦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当大量的图片、emoji语言和表情包充斥于转发和评论的文本当中,“理性的言说”遂成为极其艰难的考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开端启新”的可能更是渺茫。另外,对于未被大量转发而成为焦点的推文来说,表达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单向”进行的,人们只是在戈夫曼式的“台前”做自我展示,而并非“彰显”,因为后者意味着“被听见”和“被看见”。

   在阿伦特的视角下,SNS的“公共性”确受到严重质询。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彻底否定:差异性内容接触有争议对某些类型、某些人群、某些区域的用户起到一定的作用,虚拟网络空间不是某个“单打独斗”的东西,它总是在与现实的社会结构的互动中发挥功能。因此,对于信息流动较好、民主化程度较成熟的社会结构来说,有“异质性”因素的媒介空间成为有意义的推动力量,在信息的传播方面起到正向作用;另外,在言行受到较多限制的社会现实中,虚拟空间所具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信息流动也可能为闭塞的现实结构打开一个通道,从而对于公共性建构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忽略具体的社会条件,只单纯的对虚拟交往空间“寄予厚望”或持悲观态度都是不合适的,因为网络技术本身所带来的虚拟空间的不确定性、短暂性特征使得“权力”可能快速勃发又迅速消散:“权力”在阿伦特那里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交往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它不是某个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被物化的实体,阿伦特反复强调,它只可能存在于行动的公共性空间中,它不属于某个统治者而是属于整个行动群体;对此,我们在前文中谈到过,阿伦特把行动区分为两个内在环节,即单个人造成的“开端启新”以及许多人加入后“完成”事业而达成的某个结果,以此强调行动是不能被割裂的,它是人群的权力运动,而非简单的领导和追随。而流动性强的虚拟空间无法给予交往权力的持久性以保证。总而言之,我们对虚拟空间之公共性的讨论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在我们熟悉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和“科尼2012”(KONY 2012)的事件中,虚拟网络空间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一目了然,突尼斯的革命之火可以发端于网络,但若失去现实结构性的支撑,它只是短暂的流星;同样,在网络空间中如火如荼转发的美国纪录片也不能就此拯救北乌干达。

   最后,对于第三类专业性较强/分类较细化的虚拟社区来说,以明确的主题或分类为特征,吸引较专业的用户进入平台讨论。10以文学、学术思想、电影和音乐等文化文本为主要讨论对象的豆瓣为例,如果我们以阿伦特对社会性和公共性的严格边界来看,仅在内容的层面,社会性的主题就已然被拒之“公共性”的门外。而文学、电影、音乐等文化文本仅就内容上看,与政治/公共性有着较远的距离;但我们知道,阿伦特对公私界限近乎严苛的划分是为了守护真正的“公共性”,即捍卫人们以言行投身于其中、与世界遭遇并为之带来开端启新之可能的公共空间。因此,阿伦特对社会性的限定更多是在“指征”的层面,如果我们拘泥于内容并以此做简单排除,则是对阿伦特理论的浅尝辄止。以豆瓣来说,它不同于其它商业气息浓厚的网络社区运营平台,甚至社区的页面形式都是少有配图的素朴的小五号字宋体,这在“图片表情高居文字之上”的网络中难得一见。深度的交流和理性讨论得到技术层面的结构性支撑,这里吸引了“大量青年学者和学生群体,用户所在地也随着留学生的足迹遍布全球,这个庞大的泛学术群体对豆瓣的使用使其成了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最好的学术社交平台”(陈琰娇,2017)。我们看到,人们出于各自对文学、学术、艺术的热爱而投身于公共平台,人们有着宽泛的文化爱好,但对具体的文化思想产品有着又有不同意见,虚拟空间结构允许他们进行深度的表达和讨论。豆瓣在社区指导原则中明确提到“宽容和理性地对待不同的看法、喜好和意见”,并在豆瓣“不欢迎的行为”中清晰指出,“禁止滥用产品功能,破坏产品生态及氛围,不限于表现为:发布与条目讨论区或小组主题无关的内容;诱导点赞、回复、投票、刷屏;恶意攻击小组组长或管理员的正常管理行为”。在严格的规范条件下,我们看到豆瓣的“话题广场”所发起的议题和互动有着与碎片化阅读时代迥然不同的“深度”与理性,观点清晰、专业的长文讨论随处可见,“去/少情绪化”的理性沟通使得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得以交融,“他人”被看见、听见和尊重,复数的他人在公共空间中显现。

   另外,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交往中,讨论的内容是总体上是关于艺术产品的品质评判,它与阿伦特所谈及的“趣味”相关,“趣味评判的不仅仅是品质,品质无需争辩……不需要判断来决定,也不需要说服和争取他人的同意……”,而“趣味决定了谁在世界内相互归属……一个人通过他的判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自身”(阿伦特,1961/2011:206-207)。因此,出于对一个共同世界(这里隐喻的是“文化世界”)的热爱,不同观点的人们通过在思想的深度交往中“彰显”自身,在这个公共的平台上活跃的人们跳出了“手段—目的”的工具范畴,思想的交流本身以及交流所带来的对文化的新见地,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意义。因此,对于这样的公共平台,它具有不可否认的公共维度;尽管共同的“文化世界”与阿伦特所谈的“同一个世界”有一定差别,因此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公共空间,但“公共性”背后的行动结构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得到支撑。除豆瓣之外,此类的公共平台当然有很多,但豆瓣可谓虚拟社区中“去商业化运营”程度相对较高的典范,也拉开与SNS技术结构的距离,公共性的讨论由此成为可能。

  

   三、结语

  

   新媒介技术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发展着,它不仅成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改写了生活本身。当由技术所联结的交往空间成为现代人逃不开的生存境遇,对技术空间的讨论就自然而然变得极为重要。新媒介技术所允许的即时互动性在丰富的技术应用中极大地扩充了交往实践的边界,虚拟与现实加速糅合,个体或主动或被动地、最大程度地向他人和世界敞开,自我表达也成为一种卷涉进世界的必要手段。那么,这个几乎所有人凭靠媒介技术都可以轻松进入其中的公共空间,是否就理所当然地具有“公共性”?现有的学术回应中有一种声音无法忽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成为物理性的公共网络空间的哲学表达,它们之间的亲和性被草率地一笔带过甚至作为理论前提,略过论证而直接进入经验性分析。

   对此,我们从阿伦特的视野进入寻求答案。因为阿伦特比哈贝马斯更强调“行动”本身,即作为“过程”而非“目的”的人对世界的积极投身。宏大的研究问题逐步分解落实:“公共性”在阿伦特那里被明确为“人”以“行动”的方式进入“公共/政治”空间,即人与世界遭遇并赋予其意义,对立于“公共/政治”的是“私人”;那么何谓“行动”,何谓“公共/政治”空间?我们尝试对阿伦特理论做艰难爬梳后,整理出四个规范点:(1)主体:必须要有差异的、复数的“人”;(2)空间:必须有“他人”的在场,不是一个同质化的、静默无声的所在;(3)行动:是行动而非行为,它是由每个差异性个体所发出的、不可操纵的、是每个人与他人发生真实关联和互动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预期,并可能带来主体的“开端启新”;(4)对象:有一个公共的事物的对象(a world of things)把大家牵引在一起。

   在这四个方面的规范下,我们就可以对媒介技术交往空间的公共性具体发问,它是“光亮的”(政治的)还是“晦暗不明”(私人的)?我们从媒介使用的总体目的上再进一步将其细分为三大类,即购物、旅行、交友等娱乐休闲类的交往空间、SNS,以及小众的专业性交往平台。当然,它们之间也互有交叉,比如“社交+”在新媒体应用中的广泛嵌入,但这样的分类有着现实依据,也利于研究的展开。在对规范性与事实性做比较的同时,我们也引入最新的实证研究结论去考察不同空间类型的“公共性”。我们悲观地发现,在阿伦特的目光下,媒介技术交往空间暴露了它根本性的问题,它与“公共性”相距甚远:“多元”不代表差异和复数,“自我表达”也不意味“人”的“自我彰显”。人声鼎沸的SNS和娱乐空间实则可能是静默的,每个人自顾自地大声说话,并不必听见和看见他人。碎片化的字数限制和图片压过文字的情绪表达,个体只是在热闹人群中的孤独的“私人”,阿伦特把“私人的”视为“无世界的”,因为其中只有自我,没有他人,更没有与他人的真实关系,就更不可能投身“复数的”的世界并用自我的行动去参与和改变它。在阿伦特的视角下,宏大的问题得以细化和落实,但批判理论也不可避免暴露出它内在的悲观,11“不断地以自然、反思和个性作为批判技术的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芬伯格,2002/2005:38)。对于技术实践所提交的理论问题,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这种“悲观性”是“必要且适宜”的,它为我们逼迫出乐观的盲目性,为我们点明多元表象背后的单调与孤独。

   但在保持警醒的另一面,我们也不必矫枉过正、陷入彻底的否定,光亮的潜能仍是可见的:其一、在专业性的小众交往平台中,字数的包容、图片符号的限定、严格的规范等技术支撑使得差异化的个体成为可能,深度的阅读和理性的交往才使得“他人”可能被看见和听见。这一点渗透在阿伦特的阐述中,哈贝马斯做了更清晰的强调,如果公共领域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哈贝马斯,2011:445),那么“公共意见”就是综合过滤处理之后的交往之流的重要结果。而意见形成的过程本身才是公共性的要领所在,这个过程要求对议题和提议的同意,它依赖于“商谈水平和结果的质量”,以及对“建议、信息和理论所作的合理处理”(哈贝马斯,2011:448)。这些必然要求高质量的语言交往作为前提,反之,碎片化的、娱乐式的日常闲谈不可能带出世界中真正的行动者。另外,尽管把个体联结在一起的主题可能与政治无涉,但“政治的”本身并不必然就只能在狭义的政治主题内找寻,审美与艺术也是关于“世界的”文化趣味。

其二、尽管SNS等交往平台并不具备“公共性”的实质,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技术交往在生活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它都不可能完全替代和覆盖其它的交往方式而成为唯一的存在形式。或者说,虚拟的边界不断扩展和改写实践,以至于彼此模糊相互渗透,但虚拟空间都不可能等同于实体性的生活,在媒介技术交往空间中的每个人都真切地嵌入在生活实践之中,也嵌入在其它的交往形式里。因此,“公共性”在技术空间内不能实践,但它可能拖拽和裹挟着潜在的影响而延伸至虚拟空间之外的其它维度。它有一些吉登斯“结构自反性”理论的意味,从社会结构中释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其社会存在条件(贝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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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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