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新媒介能否让我们遭遇世界?——从阿伦特的政治社会理论出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21-12-17 22: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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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  
赋予原本空洞的它以意义。从阿伦特的视角看过去,政治全然是另一幅图景,它不再是什么高远莫测、远离人群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通达至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该如何去界定公共领域的实质性内容?或者说,支撑起公共领域的言说行动的对象范畴是什么?网络空间中所活跃的人的行为是公共性的吗?

   阿伦特“古希腊式”的政治观使得“公共性/政治”得以从被异化的社会现实中回归它最原初的内涵,公共领域绝对不允许私人的内容渗入,阿伦特正是看到社会在根本上是私人领域向公共的泛滥,才判定现代公共领域走向衰落。但阿伦特对公私界限的严格划分也为其理论招致了质疑。哈贝马斯认为,阿伦特的政治概念要变得有用,就必须要扩展到把社会经济问题纳入考虑范围,这是现代世界的政治的不可缺少的维度(达娜,2016:172-173)。在今天的网络空间中,社会性问题是推特、脸书、微博、网络论坛等各种社交平台的主题,即使政治倾向明确的网站,用户的具体讨论也与社会问题紧密关联。如果阿伦特坚决守护公共领域的“纯粹性”,阻止社会的内容侵入公共,那么这是否过于严苛?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言,这样的区分不适用于现代,也即现代的公共交往不能离开社会性内容,是这样吗?指责阿伦特以切断公私之间的关联的方式来守护公共性,是不准确的。阿伦特对于公共性的守护之根本目的在于呼吁人们回到真正的政治本身,她所守护的是公共领域的健康本身,是人们对于公共世界的爱。达娜·维拉(Villa,2016:172)指出,“相对于政治行动的精神和形式结构,内容的问题是次级的或从属性的。”但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回避内容的问题,它是今天网络公共性研究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在阿伦特那里,社会性内容向公共领域流动意味着强烈侵犯。如果从内容的差异性来理解,那么,在公共空间内谈论社会的、9经济的话题显然就败坏了其成为公共领域的可能。如此一来,就可以对网络技术的公共性问题给出明白无误的否定性回答了。这样的判定显然是武断的,这是对阿伦特论理论简单粗暴的理解,也是对研究对象不负责任的处理。社会性是私人领域的扩张,而私人领域是对立于明亮的公共领域的“被遮蔽”的晦暗不明,“劳动”和“制作”当然是私人领域的内容,但通过对它们自身的特点以及“行动”与它们之重要差异的理解,我们可以说,在内容的层面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指征”(presentation)的意义,它们由“劳动”的消费性、无世界性、“制作”的目的性、内在的孤立性,以及缺乏“行动”的“复数性”特征延伸而来:(1)消费性的单调、周而复始的自我吞噬和空洞;(2)仅在“使用—满足”的层面做工具性的使用;(3)在公共的交流中“被看见”和“被听见”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而只是“我”的碎片甚至假象。换句话说,“我”并不能或不愿通过我的言行去“表达”和“成就”自身。(4)在公共的交流中,“我”也不能真正“看见”和“听见”他人,他人要么是无意义的他者,要么是可能达成“我”的目的的手段。(5)主体间的交流只凭兴趣和偏好选择在立场相似的人之间展开。它们构成了“社会性”的内在规定性,远远超出了对内容层面的简单限定。这些规定性特征弥散在我们的日常媒介实践中:比如以购物消费等为明确目的的社交讨论;不表明任何观点和立场的“娱乐式”信息转发,即便转发的是政治新闻,也无关于“公共”,内容层面的“政治性”并不必然指向“行动”;朋友圈里“自我表演”式的“喋喋不休”,无意于接收他人的意见,仅满足于在“前台”的碎片化表演中拼凑出关于社会身份的想象;选择性忽略异己观点和信息,信息交往严重同质化……

   阿伦特对“社会性”内容入侵“公共性”领域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但哈贝马斯的质疑推促我们做进一步思考,即如果简单地把这种“拒斥”从内容层面挪用、移植到现代社会,那么我们抬眼所见的几乎所有的公共交往平台都将与“公共性”相去甚远,非辩证的全盘否定在所难免。我们也看到,哈贝马斯一方面质疑阿伦特的区分“不再合时宜”,另一方面,作为行动者的人真正嵌入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只能诉诸语言交往行为机制,在此之外的行为模式都是“交往行为的临界状态”而已(哈贝马斯,1981/2018:126),具体有目的行为、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三类,分别只揭示语言的一种功能,即表意目的、人际关系或自我表现。哈贝马斯显然是在阿伦特的言语/行动理论基础上的语用学推进,与此同时,语言交往模式也有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色彩,“理想言谈”的理论规范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强张力是对哈贝马斯建构理论的挑战和质询。但如果我们能跳出单纯的语用学视野,借力阿伦特,即把阿伦特对“社会性”的批判理解为一种超越了内容层面的“指征”,以此来理解哈贝马斯,就会发现目的行为、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正与上述我们谈到的“社会性”的内在规定性不谋而合,例如在戏剧行为中,热衷于“自我表演”的行为者根本看不到“他人”,完全不关心其它的想法和观点,他们眼中只有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孤独的自己。不能与世界真正遭遇的行动,必定是“社会性的”“私人的”与晦暗的。同样,在这样的视野下对媒介公共性发问,即以内在规定性去关照和考量不同的媒介空间,问题也将变得明朗起来。

   为了方便研究的具体展开,我们可以依据虚拟空间的主要性质来做类型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以交友、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的网络空间、多主题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专业性较强/分类较细化的虚拟社区。第一类平台有非常明确的交往目的,即用户围绕美食、购物、娱乐休闲、交友等主题展开目的性明确的交流,比如淘宝、小红书、大众点评等这一类虚拟空间中,“社会性”所“隐喻”的“消费性/消耗性”空虚成为明显特征,阿伦特的消费性概念是“劳动”的关键词,它意味对于生命的必然性要求的服从,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看到的是作为“劳动动物”的与所有有机体之间无任何差别的“身体—生命”本身,沉浸于“生命过程的消耗”使得富足的表象下是一种“不能在劳动过后把自身确定和实现为永恒主体”的空虚(阿伦特,1958/2009:135)。尽管休闲活动对于现代人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无论在生产还是再生产的层次),但以消费性/消耗性为根本特征的交往不可能是公共性的,它无法生成真正的言行。在一些娱乐性空间如游戏贴吧中,有时也会出现主题延伸导致的政治表达的“歪楼”,或者某个主题帖直接关涉到游戏主题之外的话题讨论,比如在魔兽争霸的贴吧中,有主题帖为“国人为什么总喜欢把能力和品质联系在一起”,在清一色的游戏话题讨论中显得颇为“格格不入”,讨论区冷清,只有7人参与话题,回复也多为一两句话,并被玩家的“只讨论游戏比赛就好了”及时“纠正”。在“社会性”的“指征”中,工具性使用是娱乐消费空间的内在规定性,人们聚集在一起是出于明确的目的和相似的兴趣。消费性的“周而复始”是“先在的”空间性质,进入其中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自身行为的目的,这类公共平台只是私人空间的公开形式,是明确的社会性虚拟空间,人们不期待在这里遭遇世界。

   第二类平台是多主题的社交媒体平台(social networking site,SNS),诸如推特、脸书、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虚拟社交空间,人们在其间发言、关注、转发、评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人们之间的互动由共同兴趣的主题中介或原本就是熟人/朋友的关系。尤其当虚拟社交平台在4G技术的推促下从PC端转向移动端,深入现代人的生活而成为很重要的交往方式,那么它在阿伦特的理论关照下是怎样的图景?前文谈到过,阿伦特承认技艺人通过工作产品为世界增添了有用之物,但世界远不止于此,英国学者卡诺文(Margaret Canovan)指出,阿伦特“眼中的、她所理解的世界……与其说是人造的家园不如说是由多样的文化对象和文化背景所构成的世界”(Canovan,1994:109),人通过行动与世界遭遇,才真正赋予其以意义。而阿伦特对于行动的主体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复数性,也正是卡诺文所言的“多样的文化对象和文化背景”。那么虚拟社交空间中的言说主体是复数的吗?何谓复数?

   “行动”之所以被置于积极活动的最高等级,就在于它赋予了世界以意义——给予世界“开端启新”的可能。因为行动着的主体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人们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这种个体差异性是行动的前提和保证。行动领域的差异性所强调的不是人的天生特质差异,而是人们在同一世界中分别处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对象,它是文化和世界观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尽管人们的位置各不相同,个人眼中所见的世界也各有千秋,但经过言与行,人们可以确认大家所见的是同一个世界——比尽个体之力所能见的更为澄明的世界。因为世界是通过复数的人们的行动而获得更深的理解,这是在以“同一性”为特质的私人领域中所不可能完成的;同时,也正是由于受到有限的、单一的位置而限定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因此,“开端启新”在根本上具有一种对现存世界的质询和积极解决问题的实践向度,我们的世界从而获得了变得更好的可能;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它则意味着一种创新性的行动实践,使得人们的未来打开了新的可能,不只是对过去的简单延续和遵从(Day,2010:138)。

   因此,现代的政治投票、陪审员意见表决,或者由累积意见所形成的所谓“公意/舆论”等在阿伦特看来都不是复数的行动,它们都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因为阿伦特所强调的复数绝非机械式的个人兴趣之简单集合;诚然,由于每个个体所处世界的位置不同而看到关于世界的不同图景,但这并不意味所有视角直接相加的总和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复数的行动所带来的是“对这个共同世界的兴趣”,它超越了任何个体所能达到的私己兴趣,通过异质的、平等的主体间的言语行动而最终获得的、跃出个体之有限性的对世界的理解(Visker,2009)。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超越”在阿伦特看来,绝非简单的信息传达层次的交流就可以达到的,它意味着“一种自由的行动”:“在两种兴趣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即‘有限的个体的兴趣’和‘对人们所居住与其间的这个共同世界的兴趣’之间不同……为了认识和拥抱这个共同的世界,人们不是要点亮个体的兴趣,而是要牺牲掉一部分,尽管这种牺牲经常会遭遇到抵抗,因为对私人来说的必要性的东西通常比共同的善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Arendt,1977:105)。只有对私人性的克制和牺牲才可能达到公共性的善,才可能在与世界的真正遭遇中“开端启新”而带来更好的属人的生活。因此进入公共领域是勇敢的人的关于自由的行动,它不可能属于被规范化所统治的大众。需要提示的是,阿伦特从来不是什么政治精英主义者,她反而是要激发每个普通人投身于真正的公共生活。

那么,以推特、脸书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所活跃着的参与者是“复数”的吗?“复数”可以化约为“多样性”吗?此类信息交往平台颇受研究者关注,很多观点都把它视作为民主化进程中的潜在推进力量(Park,2013)。当然,也有很多反对意见。所谓SNS是否具有民主化的潜能,很多研究以社交媒体在“多元信息交叉接触(crosscutting exposure)”中的角色为重要考量指标,一般有两种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SNS扮演了多元差异性信息接触(diversity facilitation)的角色,另一种则认为它在根本上是观点意见的极化。对于前者来说,SNS为大量的异质性观点的发布提供了平台,这点是其它的虚拟空间所无法比拟的,用户在SNS上所接受的新观点远多于其它类型的媒体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弱关系的连接,尤其是相对于脸书等熟人社交而言,陌生人社交的推特更具有形成公共意见的潜能;而对于后者而言,尽管多元信息和观点流淌于SNS的虚拟空间之中,但是人们还是倾向于接受、关注、互动与自己立场兴趣相近的观点和信息,比如对于推特来说,尽管异质的信息充斥于其间,但人们可以自主的选择设定关注对象的列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异质的信息流;尤其对于轻度使用者来说大为减少;同时,同质化又在算法机制的过滤泡作用下被进一步加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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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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