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新媒介能否让我们遭遇世界?——从阿伦特的政治社会理论出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21-12-17 22:39:26

进入专题: 阿伦特   新媒介   公共性   世界性  

李敬  
所生产之物不同于劳动,后者以消耗殆尽为必然结局,而前者总是保卫和对抗着生产之物被消耗的过程。换句话说,持存性(durability)是它的特征。正是在这种持存性之上建立了人造的“世界”,即通过制作耐久之物,我们得以拥有一个人类的家园,它可以抵御自然的侵蚀。世界就是这样处于人与自然之间,使得人在服从自然空洞循环的无情规律之余,也可以拥有一个能够“停留下来的”、超越有限个体生命的、被保存并持续维护下去的属人的世界。制作的过程限定于纯粹的“手段—目的”的范畴,即以一个明确的开端与一个可预见的确切的终结作为标志,技艺人在此种意义上是自身行为的完全的主体,无论技艺人是生产、重复、调整还是破坏,都是主体对无可置疑的目的的实现手段。毫无疑问,制作与“世界性”紧密关联,但制作所成就的是“手段—目的”层次的世界,目的一旦实现,制作的阶段就彻底结束,至于制作之物在人类生活的应用会带来什么,或改变什么,这一切都完全超出了“手段—目的”范畴而进入新的“意义”范畴,制作对之彻底无解并毫无兴致。

   理解这两类活动的性质,我们才可能去谈论何谓“私人领域”,以及阿伦特为何坚决阻止“社会的”进入“公共的空间”。

   阿伦特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对私人领域的界定,这为她的理论奠定基础的同时也埋下了招致非议的种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很明确地指出,私人领域限定于家庭。家庭是围绕生命必然性的原则展开的个体的持存,劳动是家庭生活的内容:劳动的人不需要被“公开显现”,因为它在根本上是与世界的彻底疏离。“无需公开显现”是私人领域的本质,它意味着“被遮蔽”的孤独——遮蔽在生命的必然性或他人的外在强力之下,遮蔽在没有言说的寂静无言之中,遮蔽在没有他人的“无人”之地。这样的私人领域无疑是晦暗不明的,当它作为一种运行结构被延伸至整个国家时,6暴力、强制、专制或野蛮就只会发生在那里,因为它“不被他人所见”;同时,在私人家庭组织内部发生的暴力和强制也被认作是正当的,因为它们只是征服必然性的手段,阿伦特对于奴隶制在理论层面的理解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的。

   以制作为内容的活动,尽管与劳动动物不同,但在严格的意义上也无法进入真正的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虽然作品成就了我们的世界,但作为世界之建造者的技艺人在根本上所拥有的是沉浸于“理念”(idea)的生活,它意味着对于材料对象的管控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对于人的管控则是相当次要的,这是内在于制作的技艺人的“庄严的孤立”。因此,同行业间的交流可以真实发生,技艺人也完全可以在这个层面拥有他们自己的公共领域,但这是无政治、非协力行动的(act in concert)、以交换市场为基本方式的公共空间。技艺人活动的条件完全不同于政治活动的条件,艺术家对政治公共性的特殊的不信任就像城邦对技艺人心态的怀疑一样(阿伦特,1961/2011:217)。因此,古希腊对雕刻与建筑有这样的贬损——艺术与技艺的领域是“市侩的”——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几乎不可思议,但它正是出于古典社会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守护与捍卫。“制作”很大程度上也被笼罩于私人领域的晦暗所笼罩,“它仍然是一个人们在其中彼此孤立的世界,一个体验不到任何意义的世界”(约翰逊,2014:58)。

   私人领域的界限是明确的,古代城市国家的生活在这样的二分中有序地展开。

   但阿伦特发现一种介于公私之间的新的形式在近现代社会兴起了——社会。阿伦特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理论格格不入,它是一种诉诸于古典的、侵入式的批判社会理论,并试图以此拯救现代政治。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要追溯到古希腊,“经济”的原初含义是“家政/家务”(oikia),它是家庭内部的经济组织方式的管理学。换句话说,它讨论都是私人领域的、以劳动为内容的、对生命必然性之强制的满足。但被限定在私人领域的事务溢出了它的家庭之界限,蔓延扩张至公共领域/政治生活,我们所见的组织和政治共同体都是依照家庭形象建立的,一种巨型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管照着人们的每件事情,“集体家政”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阿伦特,1958/2009:18)。伴随着“社会”一并生成的是对于规律的顺从与臣服:私人领域中的人的活动只有劳动,劳动的性质意味着每个生命有机体都受到必然性的强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是“不自由”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是“同质”和“平等”的。它不需要同时也排斥任何可以证明某个个体是“卓越的”行动,后者只可能属于与私人领域相对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仅能允许的是行为,它不可能追求卓越,而只有规范和一致。当私人领域侵入式扩张为“社会”,社会所期待的是其成员的规范与顺从,它排除任何行动和特立独行的成就,并把所有的“异质行为”处理为偏差或波动。由此“在政治或历史中寻求意义就成了无望的事业”(阿伦特,1958/2009:27),我们也许可以把阿伦特的社会理论理解为是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思想家对于欧洲文明的危机之振聋发聩的提问所做出的历史呼应。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严格界限使得阿伦特对于“社会”的侵入忧心忡忡。社会强势入侵了政治公共领域,带来了现代政治的衰落与危机。这样的界限是阿伦特终其一生热烈守护的原则,也是我们从阿伦特视角去看网络之公共性问题的关键之处。那么,在阿伦特那里,对立于“私人”的“公共”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劳动和制作而言,它们让生命更长久,让世界更有用和美观,但诉诸古典的阿伦特一再强调,这两种活动是处于遮蔽或半遮蔽中的晦暗不明,“人”倘若被困在此种私人的晦暗之中,而不被允许或者没有勇气走进“公开显现”自身的公共领域的光亮中,那么“人”则是被剥夺的和不完整的。所谓“公共显现”,即他人的在场所保证的最大程度的公开,事物走出了被遮蔽的晦暗进入而一展其貌,我们只有“被听见”和“被看见”,才可能确证自身的实在性,从而确证世界的真实。那么人又该怎样被“公开显现”?是否只要让耀眼的光直接照进私人领域,人就可以从遮蔽走向明亮了吗?当然不是。公共领域的内容只有“行动”,它是区别于劳动和制作的最为重要的人类活动,也是阿伦特对于现代政治/公共性的区别于自由主义理论的独特规定。

   人进入公共领域去彰显自身——这个自身是在“差异性”(distinctness)的意义上展开的:不同于哲学上的他者性(otherness),“他者”与“主体”(subject)是一对概念,他者处于被(主体)指认和规定的从属性地位;而人的“差异性”则必须诉诸公开的自我表达,即人必须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主动去表达属于自我独特性(uniqueness)的东西。如何表达?必须通过“言说”和“行动”;而言说和行动在根本上是一类活动,它们同时发生同等重要,只有在晦暗的、“无人”的、充斥暴力可能性的私人领域才是沉默的,公共的彰显必然依赖于言说,没有言说,行动就失去了它的揭示性质,而且“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阿伦特,1958/2009:26)。因此,阿伦特一再强调真正的“言说”绝不是符号信息的传达、策略性劝说或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等工具性层面进行的手段(阿伦特,1958/2009:181),而是一种在“差异性”所奠定的“复数的”人之间的、公共展开的语言行动(speech action)。

   行动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切入人类世界:它不是被劳动意义上的必然性所规定,也不受制作之有用性范畴的推促,它只是被他人的在场所激发却又不被他人所左右;因为行动的动力只来自于差异性的我们的诞生为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新的“开端”的可能性(阿伦特,1958/2009:177)。这里,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要点:(1)有差异性的复数的人。(2)有他人在场的公共的环境。(3)行动的意义在其过程而非结果,因为行动包括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即单个人造成的“开端启新”和许多人加入后“完成”事业而达成的某个结果;因此行动不是能割裂的、简单的领导和追随,它“没有某个先验的规定或一体化的意志”(uniform subject of volition)(Kreide,2016),而只能是“一致行动”,即行动者总是与其他行动者发生着联系和互动,他既是一个“作为者”又是一个“遭受者”,行动因而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不可预见性”是行动的特征。(4)行动是公共的,而公共的行动必须是被“一个事物世界”(a world of things)所牵引。阿伦特用了一个很漂亮的比喻,这一个世界“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中间,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阿伦特,1958/2009:53)。

   行动是对立于私人性的公共领域的内容,行动的本质是人们对自我“卓越”的勇敢追求,它代表了对“差异性”最热烈的表达,因为在私人领域那里由“同一性”(sameness)所运作的“规范化”在公共领域彻底无效,“行动只能以是否伟大的标尺来衡量”(阿伦特,1958/2009:206)。在这种意义上,行动必然是政治的,最严格的公共领域也定是政治的公共领域,而进入公共领域的人是自愿的、有勇气的,他们是不甘心停留于晦暗并敢于“牺牲私人偏好”而以言行投入到公共生活中的人7;相反,不进入公共领域的人除了被强权剥夺权利的人群之外,是在“自我排除”(self-exclusion)的意义上的,它在阿伦特那里没有任何贬损之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Arendt,1990:279)。阿伦特真正担心的不是“自我排除”的人,而是社会的侵入式扩张对公共领域造成的严重伤害:当私人领域的内容向公共领域泛滥,当“有趣”“细碎”的东西入侵公共性的界限,就破坏了公共领域的固有结构,带来了现代政治/公共性的隐退和衰落。阿伦特严肃地提醒我们,“公共领域可以是伟大的,但它却恰恰不能是迷人的,因为它不包括细枝末节”(阿伦特,1958/2009:53)。这种“伟大”,与“手段—目的”论彻底无关,不在于它的动机也不在于它的成就,只存在在人的行动本身的展开过程(performance)之中。8

   (二)社会与政治的边界:网络交往空间的晦暗与光亮

   网络技术更新迭代迅速,从最初web1.0时代的静态HTML网页文本,到web1.5技术支持下的即时生成的动态页面,再到今天早已成熟的web2.0技术,以交互性网络为特点,实现了对上一代网络技术的颠覆性发展。文本符号创作的低门槛化,即时的视频沟通技术,畅通的多人在线平台……web2.0的技术突破使得“网络民主化”的欢呼不绝于耳,同时也不乏对之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从阿伦特的侵入式社会理论出发去看这场技术的“盛宴”,我们会怎样理解活跃热烈的网络交往?言说和行动是否发生于其中?虚拟社交空间是对立于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吗?

网络政治研究学者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人们总是误把社交网络当做政治之地,而阿伦特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一点”(Morozov,2011:179)。阿伦特诉诸古典对公私的严格区分去讲述政治的真实含义,与现代政治的通常理解大相径庭:在韦伯那里,现代政治的基础是对权力的争取和分配,政治已发展为“经营”(韦伯,1919/2013:55、81);在自由主义那里,现代政治是一种“支配的形式”,它关涉的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科层制规定,政治资源的分配远比政治的参与要重要的多(Schwarz,2014)。而阿伦特却把政治最原初的本意揭示给我们,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且是真正的属人的生活方式,它是勇敢的人们冲破晦暗的私人生活,以言说和行动在明亮的公共领域中发生的活动,由此人们让自身彰显,也能够看见和听见他人,从而与这个人造的世界真正遭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阿伦特   新媒介   公共性   世界性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传播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398.html
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