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新:论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探寻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历史源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 次 更新时间:2021-12-15 00: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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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新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现有的治理观念、治理机制、治理方法等很多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隐约可见。中国古代社会有丰富的国家治理的智慧,滋养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秉持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深刻地影响并沉淀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中。读懂今日之中国,唯有了解古代之中国。

   关键词:国家治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念;政治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1]经历了5000多年风雨的洗礼沉淀,疆域、人口、民族、历史等基本的国家要素,形成中华民族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历久弥新。这里,我们从思想理念、制度安排和方法运用三个方面,对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系统结构进行分析。

   一、古代中国治理的思想理念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最基本的哲学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母题,也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高理念。“天人合一”是宇宙本体论,是世界观。对此,古代先哲提出若干思想,如天人同构、天人同根、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等等。同时,“天人合一”还是一种伦理观、道德观、生态观、治理观。人要顺应天道,天道与人道合一,天道之规律性与人事之目的性和合统一,人便能“参天地”“赞化育”,达到“中和”的至高境界。皇帝诏书开头便讲“奉天承运”,这四个字寓意深远,揭示了皇权的来源——君权神授,皇权的合法性——朕即法律,皇帝的责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宣告了皇帝意志的不可抗拒性。

   古代中国治理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礼记·礼运·大同》描述了这个理想社会:财产公有,天下一家,有衣同穿,有饭同食,合理分工,选贤与能,安详和谐。这个美丽的憧憬,发端于商朝和西周时期,至春秋战国,儒道墨等各家对此多有论述,奠定了中国人大同理想的基本内涵。秦汉以降,大同思想绵延不断,历次农民战争立为纲领旗帜,如陈胜、吴广的“太平”思想,李自成“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太平天国“天下一家”的新世界。知识分子在愤世嫉俗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东晋诗人陶渊明刻画了一幅与世隔绝的人间乐土——桃花源。清末思想家康有为著《大同书》,系统设计了一个大同世界。大同世界的理念穿风越雨,成为中国人心中不灭的追求,直至今天。

   “民惟邦本”。《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民神关系上,强调民是神的主宰,神也要听民的意见,“夫民,神之主也。”(《左传·季梁谏追楚师》)在民君关系上,强调民是国君的根本,失去民国君也就不存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在民官关系上,强调官要忧民,为民,“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贾谊《新书·大政》)在经济上要宽以养民,轻徭薄赋,“制民之产”(《孟子》)。政治上要顺民,得民,“民勇者战胜,民不勇战败。”(《商君书·画策》)文化上要教民,养民,“慎独”“自行”“改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法上要慎刑、恤民,等等。历朝历代草菅人命、残害百姓之事屡有发生,但是在治理者的观念中,人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在“家天下”的制度安排里,皇帝把人民称为子民,人民宛若皇权大家庭的子孙后代。

   “以仁治国”。仁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人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把“仁”的原则运用于国家治理就形成“仁政”主张。仁政以人性善为哲学依据,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的道德表现是四德,即仁、义、礼、智。因此社会的治理只靠法律与刑政是远远不够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重要的是施以仁德之治,把人内在的善性、“四心”激发出来,使“四德”充沛于社会活动和人群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亲善和睦,相互克制谅解,相互扶助友爱,从而形成和谐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

   “尚贤使能”。西周分封制下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这种血亲贵族政治,不可避免地形成社会板结和腐败现象。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提出“政在选贤”,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思想主张像一股清风吹入政坛,为各派思想家及政治家所推崇。不拘出身,唯贤是举,打破世袭,拔擢下者,以德定次,量能授官,外不避仇,内不避亲。齐国设稷下学宫,广览天下英才;秦王嬴政重用李斯、王翦等能臣干将,最终一统六国。贤能政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逐渐通过制度建设将其固定下来,并不断完善丰富。

   “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要顺自然之道,顺天地之道,不改变事物自然而然的本性,不悖逆人类本性,顺其自然而治理。“无为”,不以私心办理公事、假公济私,而是以公心面对公事,以天下为公之心治理天下。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最为推崇“无为而治”,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庄子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庄子·外篇·天道》)周武王伐纣之后,放马南山,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汉初轻徭薄赋,出现“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无为而治,强调了顺应自然的客观性,同时亦带有自胜者强的意味,并非贬低人的主体能动性,相反倒是给了普罗大众以顺应天性自由发展的一定空间。

   “重义轻利”。重义轻利,是古代中国为人的行为的正当性所设的一把标尺。人是趋利避害的欲望动物,人又是有精神道义追求的理性动物,利与义是人的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汉代董仲舒,到宋以降二程、朱熹等,儒家都主张把道义放在功利之上,并以此作为人的行为的最高价值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无论是君子个体,还是国家整体,均以义为上。明代陆九渊受朱熹之邀到白鹿洞做关于义利的演讲,他说,“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陆九渊集》)陆九渊的演讲令在座的人为之动容。以义为志,胸怀天下,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则可治国安民,为几千年来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共识。强调义,并非不要利,合乎道义的利,也是义。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要求利不背义。可见,古代中国的治理理念有着鲜明的伦理趋向,引导社会向着一个和谐安定的形态去塑造、去建构。在此价值导向下,如何使经济快速发展百姓富足,则难登庙堂,基本不在当朝者的视野之内。

   “修礼齐朝”。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品格、精神气质,维持国家的政治规范和人们的行为约束,发生了重要影响。“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乐礼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社会的安宁与秩序。礼乐渊源于天地,是自然法则的体现,“礼即理也”,守礼就是遵从天地大道。礼的核心是“亲亲”“尊尊”,即尊卑有分,亲疏有别,贵贱有等,长幼有序。因此礼仪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行为准则,正人心,定风俗,别亲疏,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尊卑上下与修养的高尚卑微关系都内化在日常生活中。同时,礼仪也成为一套等级分明的政治规范。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等级严格,不能逾越。如果说“重义轻利”还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修礼齐朝”则实现着形而上向形而下的过渡。礼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基本上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朝换代不避旧礼,但决非照搬,通常加以删改,如唐代《贞观礼》《大唐开元礼》,宋代《开宝通礼》《政和五礼新仪》等,至清代修订完成《大清通礼》,形成满汉合璧的清代礼制。礼制往往被视为王道、仁政的体现,礼制和刑政共同构成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两翼。然而,礼在法先,礼在法中,礼是法的根本,是法的灵魂,“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

   “协和万邦”。古代中国早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部落,呈现天下万邦的格局。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弘扬大德,以家族和睦推进社会和睦,进而各个邦国和睦相处。历代王朝追求安宁稳定的周边环境,以达四海皆平、天下大定,故“布恩信,怀远人”,以“协和”的理念和政策处理周边事务。“协和万邦”成为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所秉持的基本价值理念,成为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协和万邦”,要义在“和”。“和”是一种追求,一种境界,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所追求的一种良性互动状态的理想境界。“和”是一种生态,《道德经》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对立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融通,从而达成某种平衡和谐,这种生态包括自然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外交生态。“和”还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允许不同意见、不同个性的对立面存在,既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又要容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正是基于“协和万邦”的治国理念,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族群既能保持多元的特征,又团结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文化在多次民族融合中博采众长,从而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形态。

   “内圣外王”。中国历朝历代极为重视个体的修养,认为国家安定、社会和谐、天下太平,都与个人的道德修养密切相关。同时,更为重视君王的品行修养。统治者试图通过个人修养的提高来加强整个社会的团结,以弥补社会组织力的薄弱。“内圣外王”,便是个体修养的最高境界。“内圣”,即修身成为圣人,其理想人格定义为仁、义、礼、智、恭、宽、信、惠,核心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而言,指圣人的王道理想通过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体现出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为天下百姓造福。《大学》把“内圣外王”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大学》对“内圣外王”人格理想作了最完整的概括,提出“三纲领”与“八条目”。“三纲领”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即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方式,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效。古代中国对最高统治者有极高的期待,“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内圣外王”力图打通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强调每个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担当,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性以及中华文化的自信心,蕴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圣外王”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与修炼之中。

“人文化成”。如果说“内圣外王”是古代中国关于个体修养的人格追求,关注的是个体,“人文化成”则是关于人群和社会整体的普遍教化的国家意识。人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自然生物,追逐私利、扩张欲望是人的本性,如果对此不加节制,不予引导,则人人相攻,社会无以安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以文化人,化而为人,人类才能驱除野蛮冲动的原始野性。天文是自然运行之道,人依天文而创造人文,人文即人类社会群居中的伦常。人群中有了伦常,犹如天文中日月星辰各有其位,各有运行的轨迹,社会就不会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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