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先中:民国时期围绕中医存废问题的论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9 次 更新时间:2007-01-25 21: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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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先中  

  

  【摘要】民国时期中医存废之争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存废两派的文字论战确是双方一种重要而又尖锐的斗争方式。这场论战围绕阴阳五行、医学教育、取消中医、“国医问题”等内容展开,持续数年,范围由医学界扩展到舆论界乃至政界。论战的性质也不断升级,逐渐由原先的学理之争演变为思想文化范畴乃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关键词】中医;废存之争;余云岫;杜亚泉;陆渊雷;傅斯年;

  

  中医的生存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始终困扰着中医的发展。中医界因此拼力抗争,中西医双方的斗争形式是多样的,而双方的文字论战精彩激烈,引人注目。这些论战围绕阴阳五行、医学教育、取消中医、“国医问题”等内容展开,持续数年,范围由医学界扩展到舆论界乃至政界。论争的性质也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范畴的丰富内涵。

  

  一、有关阴阳、五行、运气的存废之争

  

  赵洪钧认为,近代中国关于阴阳、五行、运气的存废之争,主要不是发生在废止中医派和中医之间,而是表现在中医界内部。最早提出废五行的应该算袁桂生,大约在1915年。袁桂生是神州医药总会的评议员,他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议交该会讨论。不过对于袁氏的废五行观点,医界未有强烈反应。医学界真正挑起阴阳五行之争的始于余云岫。余氏被认为是废止中医派的总代表,其1916年撰写的《灵素商兑》被认为是批判与否定中医的开山之作。对于阴阳五行,余云岫认为:“阴阳之说与其纲纪万物之法至谬误疏陋”[1]。1920年,余云岫又说:“阴阳、五行、十二经络等话都是说谎,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2]

  余云岫的观点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的中医理论之争。余文在《学艺》刊发不久,即被杜亚泉读出了“鄙薄蔑弃”之意,当即予以回应:“鄙人 相信余 先生的医学,但他批评中国医的理论,说他欺伪,要一定推翻他,这一点鄙人却不以为然。”杜亚泉认为“庸俗的医生,把中国医学的理论,弃其精华,取了糟粕,满口阴阳五行,一切都用他来附会,真是可恶。”[3]

  在余杜之争中,杜是辩方,也是守方,他没有余云岫那样走极端,对中西医学还是很通融的:“现在学西医的,或是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以内。”[3]

  1920年的余杜之争,相对来说还局限于学理式的探讨。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是“非科学的”,但他至少认可中医是有实际疗效的,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归入药物的范围。

  1922年,恽铁樵又一次扛起批驳《灵素商兑》的大旗。他在《群经见智录》中提出的关于《内经》基本理论的创见,对构成中医学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等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西方医学不是学术惟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4]恽、余双方论战的主题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运气等,此间余云岫曾三度公开致函恽铁樵反驳。1924年,中医陆锦燧在《国医杂志》发表“校中西医论”,对西医颇有责难。余云岫通过《国医杂志》主编章太炎,在该杂志载文《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以示反攻。

  另一位与余云岫激烈论战的要数陆士谔。陆氏认为“中医之学术重实验,不重理论;中医之教育现代都有两途:一是各别教育,一是集团教育。中医学校是集团教育,师徒授受是各别教育。各别教育重在实验,集团教育重在理论。”[5]时人评论陆氏“与西医余云岫讨论医道,以所见不同,互相辨析,几如洙泗之,发挥数万言始已。”[6]

  以上论争尚在学术之争的层面,论战范围也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余云岫虽然将阴阳五行、六气等统统视为玄虚之学,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上,但他也认可中医具有实际疗效,故20年代初中西医之争始终是学理之争。这一点,余云岫自己也十分明晓:“余之攻旧医,专就学理方面言之,如《灵素商兑》,如《六气论》,如《驳学校系统案》,如《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等,纯乎学术之争也。”[7]

  

  二、围绕中医能否加入学系的辩驳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同年7月,政府举行教育会议,拟仿照日本学系体例制订《壬子癸丑学制》,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学类又分为医学和药学两门,医学的科目共计有解剖学等51科,药学分为有机无机化学等52科,二者均没有把中医药学列入,这就是著名的中医教育遗漏案,中医教育被排斥在学校系统之外。

  此后,中医界一直力图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并为此不懈努力。1925年,中医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力争中医加入学系以求教育合法化。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横加干扰。余氏一面组织西医界致电各省加以阻挠,一面先后发表了《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请明令停止旧医学校》等文。不久,中西医双方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医加入学校系统问题的辩论,西医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余云岫、朱恒壁、郭琦元等,中医为秦伯未、杨百城、王一仁、陆士谔等。

  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中,余云岫认为中医一无可取,“所谓‘效如桴鼓’。所谓‘历著明效’,所谓‘成效已著’者,无他,多言幸中也,贪天功以为己也,以言乎实验,渺乎远矣。”[8]

  余云岫的言论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击,秦伯未愤然为中医张目:“吾中医界虽非因彼一言而消灭,国人亦不因彼而失其信仰。”[9]杨百城等人声称:“欲振兴中医,非办学校不可,欲办学校,非加入学校系统不可。”[10]

  这次关于中医加入学校系统的论争,涉及到中医的命运和前程,余云岫等极力扼杀中医的教育权利,而广大中医奋力抗争,旨在赢得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机遇,显然,这场论争已经超出了中医优劣的单纯的学术之争,而上升到对中医教育取舍的政治斗争了。

  

  三、关于取消中医药的文字攻讦

  

  如果说20年代初余云岫与杜亚泉、恽铁樵等人的论争还停留在学术辩论层面上的话,那么1929年前后关于废止中医案的论争就超出了学理的范畴,演变成为中医生存而抗争、演变成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攻击,且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这次论战牵涉面最大,力度最深,影响亦最为广泛。

  首先是余云岫、汪企张与陆渊雷、陆士谔等人的论战。

  陆渊雷是中医界的代表性人物,时人以为唯陆氏与余云岫旗鼓相当。1928年陆渊雷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被称为抨击西医的重拳,文字辛辣,对余云岫等人大加攻击和讥讽:“现在有少数的西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医一口气吞得样子。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来的,日本的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是孙子罢了。……如今这些少数西医拼命地要消灭中医。他们自己是中国人,所用的武器又是中国文字,所要消灭的又是中国医学。”[11]

  此文被认为是中医界攻击文字中的最高峰,可见当时中西医论战的火药味十足,由学术而动义气,余云岫等被骂为“西医界中别有肺肠的几个奴隶派”,余云岫等当然不甘示弱,在此文发表后不足三个月,余氏在南京中央卫生会议上愤然提出废止中医案。中西医之争陡然激化,进入了政治层面的交锋。西医界面对陆渊雷等人的谩骂,也有不少反驳性文字出笼,他们更多地利用学术上的优势,反唇相讥,颇中中医之弊。余云岫说“讲到新医旧医,那一重门户能够限制我,他们喜欢谈气运,我就同他谈气运,他们喜欢谈易理,我就同他谈易理,穿房人户升堂入室,连旧医的厨房、亭子间、屋顶、地下室都走到,简直可以说没遮拦,还什么界限可分、门户可争呢?所以这部书是旧医的入室操戈、心腹大患,不是单单向着旧医骂山门的伎俩。”[12]

  另外,汪企张发表《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充满意气。文中写道:“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症(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13]

  从1928年起,陆士谔在《金刚钻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并以《金刚钻报》为阵地同西医针锋相对。陆氏抨击余云岫等“迩来西医,张牙舞爪,大肆簧鼓,讥吾中医不合科学”,[14]他建议政府“试行全国投标大抉选,逼发选票,令国民自由投票,信用中医中药者若干人,信用西医西药者若干人,政府监视开票,吾知信中医中药者,必得百分之九十五,信西医西药者不过无人也。”[15]

  1931年,陆士谔又在《金刚钻报》与余云岫交锋数月,各自发表文字数万。这次大战已近于攻击,双方均已为大胜收兵。当时争论之激烈,影响之广泛,已经超越医药界。

  其次是中医界群起而攻“废止中医案”。

  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中医界挥戈上阵,群起而攻,火力集中余云岫及其提案上。这次不再就中西医优劣等学理问题与余云岫等纠缠不清,而是逐条批驳余云岫等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

  3月11日,张赞臣等联合八个医学团体发表《医药团体对中卫会取缔案之通电》,指责余云岫等提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16],中医界高揭三民主义的旗帜,声称中医完全符合三民主义。将中医存废问题上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显然是为了争取民意和更多政治上的优势。

  废止中医案西医利用政府权力干预的产物,对此,中医界亦以牙还牙,同样注重运用政治力量。他们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17]3月17日,在全国医药界团体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高呼“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医药万岁”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口号。

  中医界斥责废止派倒行逆施,甘为帝国主义者张目,基于此,中医界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旗号,明确提出提倡中医药的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18]不可否认,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宣言和通电对政府和社会各界均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中医界强烈的批判着实激起了西医界的反感。上海西医界代表人物余云岫、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和反驳性文章,回应中医界的批判。此时,双方论战的焦点是中医存废问题了,已不再是一般的学理之争,对中医界来说,这场论战已经演变成为捍卫自身生存权的殊死抗争。

  率先发起反击的依然是废止派领袖余云岫。3月17日,《申报》刊发了他的《异哉旧医之举动》,以抑扬顿挫,气势磅礴的措辞,给了国粹派一个下马威,大有短兵相接之势。余云岫认为,中医界的行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他认为中医界的抗争是“逞一朝急气之忿,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19]

  期间,余云岫还两次致函《时事新报》,对该报3月14日和18日两篇社论提出反驳。指出中医界及舆论界在讨论中医存废时均没有注意存废之根本原则问题。他认为:“原则者何?学术之根本问题也,世界之潮流也。二者为解决新旧医纷争之先决问题。学术之真妄是非明,存废即不成问题。”[20]

  胡定安、汪企张也是西医阵营里的干将,胡定安坚决主张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一日不进步,即中国医药在国际上一日无地位。”[21]汪企张则质问中医界:“你们所办的学校,因为不合现代国家教育原则,不能加入系统,所以各自超然独立,我行我素了,现在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22]

  1929年围绕中医废存问题的论战,中西医双方皆使出浑身解数,竭尽攻讦讥讽、指责谩骂之能事,大有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之势,争论的性质演变成为生存权展开的拼死搏斗。

  

  四、所谓“国医”问题

  

  有关废止中医的争论一直持续到30年代。民国时期最后一次有关中医废存问题的激烈争论发生在1934年。是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所谓“国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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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医史杂志》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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