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安 杨富荣: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内在理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21-12-09 10: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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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安   杨富荣  
体现了儒家德法相济的政治智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虽然认为道德教化比政令刑罚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并不否定政令刑罚的作用。他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在孔子看来,只有在道德教化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可“用刑”。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礼主刑辅、礼刑兼用,提倡宽猛相济,进而实现政之“和”的目的。一言蔽之,儒家治国,主张德、刑、礼、法并举,但在价值选择方面则以德、礼为先,强调德主刑辅、先礼后法。

   (三)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

   儒家基于“民为邦本”的哲学思考,将民置于政治的重心地位。那么,民生问题自然就成了其政治治理的重点和关键。子贡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把“足食”放到政治的首位,强调了民众生存问题的重要性。《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到卫国去,冉求为他驾车。刚到卫国,孔子便说:“庶矣哉!”冉求说:“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求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又回答说:“教之。”这就是儒家“庶、富、教”即“富而后教”的重要思想理念。在儒家看来,富民是为政者的第一要务。

   尽管儒家对物质生产没有专门的系统论述,但是这不能成为否认儒家有“经济思想”的理由。儒家关于经济方面的思想,体现在其政治和伦理思想之中,只要进行总结和分析,是不难看出其经济思想不仅很明确,而且内容也很丰富。就其经济思想而言,可用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来简要表述,其核心内容可用“因民之利,富民强国”八个字进行高度概括。

   儒家并不排斥和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主张这种追求必须接受道义的制约,用合乎道义的方法取得物质利益。孔子坚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义然后取”(《论语·宪问》)、“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的经济原则。《大学》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一言以蔽之,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谋取不义之财,倡导富民强国的生财之道。

   (四)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

   儒家不仅强调富民强国,而且还有比使民众富裕起来更高层次的政治追求,这就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民众自觉遵守礼仪规范,实现天下和谐有序的政治目标。孔子主张的教化就是“道之以德”,是一种以“礼乐”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仁义)教育,而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即是说,儒家以六经为教材,注意力集中在仁义道德教化方面。儒家认为,礼乐是以人性为前提并因人情而设的,礼乐教化可以有效地节制人情,提升人们的德性修养,培养彬彬有礼的君子人格;不仅如此,礼乐教化也是政治治理和社会道德培育的重要手段,有着道德教化、规范秩序、化民成俗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推进天下大治,实现社会和谐有序。

   汉代在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和批判法家的同时,将道德教化视为为政之本。如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新书·大政下》)董仲舒也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路·精华》)宋代同样强调德教是为政之本。如朱熹说:“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其实,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社会治理都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正面引导以及化民成俗的作用。因而中华民族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被世人称之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三、主导地位与品德修养、忧患意识、道德操守

   孔子将天人哲学思考的重心从传统的“神本”转到“人本”上,把注意力从虚幻的“天道”转向现实的“人道”;同时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着重强调了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为此,儒家围绕为政在人的主导地位,阐述了为政者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

   (一)为政在人的主导地位

   孔子强调与肯定人在客观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但相对政治来说,特别重视人的主导地位与关键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为政者在儒家政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面对哀公问政,孔子明确指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并且提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的政治命题。可见,孔子在强调人居于政治主导地位的同时,把为政者的道德素养看成政治实践的关键与重要因素。所以,孔子强调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并且,他要人们“听天命”而“尽人事”,但其重心与着眼点还是“尽人事”,要为政者“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告诫为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些思想,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二)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

   儒家提倡贤人政治,主张选贤举能,不仅与其“为政以德”的政治纲领和“天下大同”社会理想有密切关系,而且还认为政治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为政者应具备相应的品德修养。在儒家那里,为政者的道德修养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而且还是解决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所以,为政者的“修身”问题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关系政治的得失成败、国家的兴衰治乱。如《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十分关注为政者的德行问题,认为政治治理的关键在于为政者的自身之“正”,即“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的问题。换句话说,孔子把为政之德的着眼点和重心放在了规范和约束为政者的德行上,希望为政者通过自身的美德和善行影响民众,提高民众的道德境界,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有序。一定意义上说,孔子政治思想的重心不是在“治民”,而是在“治官”。所以孔子强调为政者首先要“其身正”,即要求民众做好的首先自己要做好,要求民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要做;同时还要为政者做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尊五美,屏四恶”(《论语·尧曰》)等。

   (三)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

   在儒家看来,为政者光具备一定道德修养是不够的,还应具有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为政者不能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不能狂妄自大、要心存敬畏,时刻注意潜在的危机和祸患,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始终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清醒。

   忧患意识是对事物发展吉凶成败的理性思考和远见卓识,表现为一种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儒家这一思想意识,在孔孟等早期儒家那里发展成一种理性的思想自觉,一种对事业成败、人生得失,尤其是对兴衰成败的理性洞见和把握,是一种心存敬畏、居安思危的思想理念。但其侧重点是为政者对政治命运的把握和担忧,体现了儒家对为政者安不忘危的素养要求。

   儒家忧患意识有着忧道、忧民、忧己的鲜明特质,它直接指向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孔子明确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在这里,孔子不是在谈个人的得失,而是在强调如何修养自身、经世致用,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

   (四)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

   孔子不仅对平治天下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还对为政者提出了政治实践层面的道德要求,倡导为政者“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在其位,谋其政”,要为政者始终保持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首先,要克己。克己就是要克制个人的私欲,做到廉洁自律,克服懈怠懒惰。在儒家看来,廉洁是为政的必要条件,勤政是为政的核心内涵和根本要求。一个合格的为政者既要做到廉洁自律,又要做到勤政为民且不“扰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次,要奉公。奉公就是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奉行公事。孔子认为为政者要做到忠于职守,既要“居之不倦”(《论语·颜渊》),又要“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带着真挚的感情为民众办事。在这里,孔子所谓的忠于职守之“忠”与对君主个人的“忠”有着本质的区别。忠于职守之“忠”是一种兢兢业业的做事态度,一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其实,在早期儒家那里,忠是为政者的尽职、尽责、敬业,是为政者对自己所从事政务工作的热爱、珍惜和敬重,是一种全心全意、竭尽全力投入政务工作的忘我态度、敬业精神。总之,廉洁勤政、忠于职守体现的就是为政者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和精神境界。

   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考察了“天”与“人”的关系,并“把天人的哲学思考重心由‘天’转到‘人’,实现了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换”;同时又基于“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孔子家语·大婚解》)的认识与体悟,清醒认识到以君为首的为政者修德的极端重要性,洞察了道德对政治的巨大作用,提出了“为政以德”的命题,对社会国家治理进行深度思考。首先,立足于“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针对建构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如何良性发展以及未来理想社会等政治目标,提出了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其次,从“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出发,就落实其构想的政治目标,指明了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最后,儒家将政治问题归结为“人”即为政者的道德素养问题,提出了“为政在人”的政治思想。儒家认为,为政者的道德素养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因素,而“为政在人”之“人”的决定因素就是其道德素养,所以儒家围绕“为政在人”这一命题,论述了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总而言之,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从天与人、人道与政治、君主与民众、手段与目标、职责与素养等关系层面,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及原则要求;同时又从天—人—人道—政治—德政—君主(帝王)—为政者—德行—身心的哲学思维路向贯通了天命—人性,把“天道”与“人心”联系起来,使“知天命”与“尽人事”统一起来,不仅将改变世道人心即倡导仁义道德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而且还为其“道德的政治”找到了形而上依据,即把现实个体之心性上达形上之天命、人间之王道上达形上之天道,不仅为儒家“德政”思想的道德本体找到了先验根据,而且也贯通了儒家“为政以德”政治思想的内在理路。

   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经后世儒家的不断丰富与发展,逐渐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尽管其政治主张未被当时社会所接受,但因其政治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保持了很大程度的圆融与契合,所以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逐步发展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主体意识,指导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实践,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以及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形成,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因此,讲清楚儒家“为政以德”政治命题的核心理念、思想精华及其内在理路,挖掘和总结其所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对于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体系,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祥安,孔子研究院研究员;杨富荣,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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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陵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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