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再联想:关于共同富裕和市场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 次 更新时间:2021-12-07 15: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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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  

  

   过去的一周,我在上海龙华医院住了五天,很小的手术,但要卧床休息。这倒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多思考的机会。周六开始写“大视野”,已经写了六年多,没停过。第一次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久坐,所以无法像以前那样做细致的文献搜索。但还是要写,因为有些话还是想说。

   如上周《关于联想的联想》的写法一样,也是把自己的思考原原本本告诉大家。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爆发了一场以共同富裕为背景、反对贫富分化的激烈声讨。这种声音前几年已有,近期尤为浩大。值得我们非一般地加以思考。

   我想到了自己一家的经历。

   我生在河南开封,是城市,但父母都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所以我对贫穷并不陌生。父亲是周口地区沈丘县小邢庄人,他在1962年考上大学前基本都是赤脚上学,他6个兄弟姊妹,大哥终身未娶,二哥为支持他上学放弃了自己的机会。我小学回老家时,没有电灯,没有硬路,睡土炕,夜里解手就是旁边一个旱厕,天天吃的都是红薯,哪里有肉!那时家家都穷,穷病相连更是苦不堪言,我大伯、二伯、四叔都因病较早时去世。

   小学三年级暑假那次回去,一个亲戚说:“你好好念书,将来做大官。”我说:“我要是当了总理,把你们个个都封成官,不用过这么苦的生活。”顺带插一句,日后听很多朋友说,他们小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真的是“千里去当官,都为吃和穿”。

   我母亲家里条件好一点,主要是我姥爷在县城当医生,他几个孩子都念上了书,有一份国家分配的工作。但时代的灾难还是躲不掉的,我姥姥在乡下,在1975年河南西平、遂平、漯河、舞钢等地区的“75·8洪灾”中遇难。当时不少水库的溢洪道闸门紧闭,有的多年没打开过,已经锈死,当入库水流远超警戒水位时,一些水库的溢洪闸门甚至打不开,而要用炸药炸毁泄洪道闸门,又必须一道道向上请示,时间被无情耽搁,最终,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相继溃坝,导致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680万间房子被毁,京广线中断了18天。但这样的灾难,除了受灾地区,外面没多少人知道。

   这些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的种子就是,不消除贫穷和官僚主义,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

   但我想强调的并不是贫穷和苦难,而是如何走出贫穷和苦难。我们身边,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类似的历史记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改变我们家庭命运的,不是谁当了官,而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人可以自由流动;不是天天坐着,等着,抱怨着,骂着,而是出来打工,或者大学、大专毕业后找工作安身立命,我的亲戚们去了广州、昆山、天津、安徽、新疆以及我不知道的地方,有开车的、扫地的、教书的、卖楼的、当工人的、当会计的、当总经理的,还有我这样写字的。再下一代,条件更好,发展也更好了。当然,前几年我再回到小邢庄,看到空空的老院子,心里也是别样的滋味。

   2

   我们家庭变迁的背后,是改革开放、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大时代。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注定是漫长的,国家越大,农业人口越多,现代化的大迁徙就越漫长。1978年,中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总人口70%以上,现在只有不到24%。

   过去几十年,这数以亿计的人要完成迁徙,要迁徙到有更高收入的地方和部门,最关键的两个字是:饭碗。给中国人造饭碗,这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成绩。饭碗来自哪里?不是像传统计划经济年代,指望政府给个铁饭碗。正因政府的的确确给不了那么多,所以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人口才一直那么多,甚至城市就业解决不了时,也让知识青年下乡。

   我们的饭碗来自:改革开放后和国际市场接轨的加工业、制造业,对外开放后的外企,基建投资和持续城镇化进程中的建筑业,城镇规模扩大后随之而来的各种服务业,以及近些年互联网兴起后的新型就业,等等。到去年末,中国的就业人员有7.5亿多,城镇就业有4.6亿多,其中2亿左右都是灵活就业。

   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就是造出越来越多的,含金量不断提高的饭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企业家、创业者。他们发现机会,整合资源,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无中生有,从小到大,固然主要的动力是发财致富实现自我,但对公共福祉的最大贡献就是造了许许多多饭碗。

   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有血汗工厂,污染严重,劳工权益保护不够,付出了代价。1995年左右,我到广东中山一家鞋厂看我母亲家乡舞阳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当时有一种流行病毒,她家里听说中山死了几个人,打电话叫我无论如何把她劝回老家,我坐中巴到了中山一个镇,在中午下班排成长队的茫茫人群里找到她,她坚决不回去,说:“回去更没有路。”

   今天很多人愤怒声讨企业家、资本家,进而声讨市场经济,呼吁社会公平,我理解不少声讨是有原因的,但对这种偏激并不认同。多年来我写过大量反思富豪问题、倡导商业文明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章,去过除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采访,很多都是贫穷落后地区,我日常也非常喜欢和普通的保安、保姆、司机聊天,了解他们的故事和故事背后一个个家庭的变化。基于长期采访和研究,我想给出几个基本观点:

   1、我们必须关注贫富分化,但一定要清楚,中国的贫富分化是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的差异。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福祉与保障在过去几十年得到了巨大提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已经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每个人的保障水平和富裕门槛都抬高了,中国也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当然保障水平还有待不断提高。

   回顾历史,我们基本上、总体上不存在因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榨、剥削,导致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差。或者说,中国先富、更富人群的富有,并不是建立在对后富、未富者的剥夺基础上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造饭碗者和找饭碗者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是市场经济下的契约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个大是大非,即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是在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大框架下发生的,是基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所以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通过调动全社会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变命运,成就美好生活。

   第二,由于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法治化程度和治理能力还不够等诸多原因,我们的市场经济之路,确实有缺陷,有寻租,有为富不仁,有唯利是图,有富而骄横,有对利益相关者不负责,但我们在短短几十年,在很多方面“浓缩”了发达经济体一两百年走过的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客观比较,中国市场经济的畸形和负外部性比之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美国当年的镀金时代,以及很多发达国家早期的殖民主义来说,要少得多。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个大是大非,即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参与者、奋斗者,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中,开展经济行为的。即使是缺点偏差和错误,和经典私有制国家在早期原始积累阶段那种贫富分化也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也在努力承担社会责任,从上世纪90年代的“光彩事业计划”到最近脱贫攻坚中的“万企帮万村”,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把他们假想成窃国、偷公、坑民、违法、穷奢极欲、居心叵测,这不仅是巨大荒谬,也和事实完全相悖。这些现象不能说没有,在某个转轨时点或某个行业可能还比较突出,但只是局部与个别。我们国家的企业家如果都是这样,怎么可能创造出“56789”的价值,数以亿计的就业者会跟随他们吗?党和国家会允许吗?

   第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崇高使命,这一使命是对过去的超越,但不是否定,而是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根据《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以及国家统计局的解读,十八大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虽然存在贫富差距,但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趋于缩小。”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列举了详细数据,说明从2011年到2020年,中国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逐年下降;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逐年下降;2020年,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东北与西部地区的收入之比分别为1.62、1.07、1.11,分别比2013年下降0.08、0.03和0.18。

   同时,中国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也在缩小。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呈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基尼系数除了用居民收入计算,也可以用消费支出来计算,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2016年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为0.385,比当年收入基尼系数0.465低0.080,说明从消费角度看,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比收入差距的表现更低。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始终是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的,因此既发挥了市场机制对于调动人的内生动力的活力的一面,也始终没有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大的航道,至少是没有明显的、大的偏离。

   即使是现在被广泛诟病的房地产,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欧盟平均水平、住房拥有率超过美国30%以上(中国96%,美国63.7%),且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美国净资产最高1%家庭的净资产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比重为38.6%,中国为17.1%)、房价超高城市(以房价收入比为指标)数量在所有城市中的占比并不高等事实,在讨论问题时至少也会心平气和一些。(央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2020报告)

   3

   那么,贫富分化是不是不需要关注了呢?不是。

   首先,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且愈演愈烈,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美国这样的第一大国也会发生“占领华尔街”,老牌帝国如英国也会发生“占领金融城”,造成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对抗严重,至于那些陷入贫困陷阱、中等陷阱、拉美陷阱等问题的国家就更多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此迈向现代化新里程之际,更当高度关注贫富分化。

   其次,今天的贫富分化已经主要不是表现为温饱意义的,日常消费意义的,更突出地表现为资产意义,财富意义,因此尽管绝大多数人的资产和财富价值也在上升,但和资本化、资产化、金融化表现出来的超富现象相比,有着过于强烈、遥不可及的差距。

   第三,从我和很多严肃学者(如李迅雷、王小鲁)的交流看,中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存在着一定低估。一个主要依据是统计局通过住户调查得出的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与央行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之间,存在若干万亿元的差额。这部分差额不可能平分给五个收入组,主要应该集中在高收入群体,因为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更难掌握,他们对城市调查队的入户收入调查也有更大动力回绝或少报。尽管这一差额也有统计口径、核算原则导致的问题(如央行的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中包括了固定资产折旧,而统计局口径中不包括),但无论是经验事实(如中国一线城市房价跻身世界前列,全球主要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大致占1/3),还是多项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高收入群体实际拥有的财富比统计局口径要多。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就不止0.468,何况0.468本身也不低。例如,2018年中国人均GDP与日本1982年相当,但日本当时的收入基尼系数只有0.34,37年后的2019年还降低了两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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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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