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 王灿发: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妥当责任边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21-12-07 1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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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克   王灿发  

   摘要:一切责任均有边界,但其功能的发挥以向公众显明为前提。我国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责任边界尚处蒙蔽之中,法官不能借助其填补执法落差、实施社会威慑,公民也无法从中获取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将妥当的责任边界公之于众有助于扭转上述颓势,美国埃克森案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益参考。《民法典》第1232条的妥当责任边界包含三个层级:首先裁判者以“等比规则”为基础确定外部责任边界;随后通过五项可责性要素确定责任系数、形成内部责任边界、尝试减轻责任;最后藉由参考指导性判例形成微观责任边界,使法官定责时兼顾个案灵活性与类案统一性。

  

   关键词: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环境侵权责任;比例原则;责任上限

  

   作者简介:唐克,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8);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8)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5.01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在“两山论”的语境下,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不仅造成当下的经济损失,更是威胁到中华民族未来永续发展的可能性,这决定了民事填补性赔偿制度不足以对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以及受损害的生态环境自身实现充分救济。为了弥补此种不足,《民法典》第1232条引入了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加强其在环境侵权领域的救济能力与威慑能力。另一方面,“两山论”作为科学发展的引导纲领,其辩证统一性要求人们不可偏废一方。如何实现两座“山”之间的协同发展,是“两山论”留给理论界的研究课题;具体在环境民事责任领域,便是如何在比例原则的引导下为责任制度设定妥当的边界。从规范文本上观察,这种边界正是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所欠缺的。为了使“两山论”的哲学内核在民事责任体系中得到充分贯彻,理论界必须揭示出《民法典》第1232条的妥当责任边界。

  

   一、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妥当责任边界的需求分析

  

   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认为,人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总是可以穷尽的。由于人的理性能力有所限度,故其所能为之选择总有既定的边界。1一种责任制度在本质上也是人作为选择的结果,故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同样存在责任边界。但从规范内容上看,《民法典》第1232条的责任边界只处于“在世存有”的状态,它并未向世人所显明;若要使其向人展开,人就必须经历一个“去蔽”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否科学,将决定责任边界是否妥当。它面对的挑战有三:第一,是否有必要使妥当的边界向所有社會成员显明;第二,如何正确地去蔽以得到妥当的责任边界;第三,以何种路径向社会成员昭示此种责任边界。

  

   (一)妥当责任边界的必要性证成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柄有力的武器,若其能在合理的限制下运作,便可以增进社会利益;反之则会造成毁灭性的损害。2凡责任必有其边界,但当边界未显明于外时,它便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因此,妥当的责任边界必须首先是一个显明的责任边界。当妥当的责任边界被向社会公开后,它就能够准确填补执法落差、实施合理威慑并向社会成员提供形式理性。

  

   1. 妥当的责任界限能够准确填补执法落差

  

   法律的预设目标与执行效果之间总有差距,这种差距被称作“执法落差(enforcement gap)”。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的“道德侥幸(moral luck)”理论解释了为何落差总是存在。他认为事件是否发生主要由人以外的因素决定,即使行为是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做出的,其后果也可能截然不同。3托马斯·纳格尔(Tomas Nagel)后来又进而将道德侥幸分为四类,其中最重要者被称作“结果道德侥幸(resultant moral luck)”4。试想两家企业于河流上游排放相同浓度、相同总量、相同成分的污水,但A工厂只向位于下游村庄西侧的河流排放,B工厂只向东侧的河流排放。适逢天降暴雨,原本前往东侧河流的道路由于山体滑坡被堵死,居民只能前往西侧河流取水饮用,最后身染重疾。A与B两家企业被同时起诉,但显然最终只有A工厂承担赔偿责任,B工厂只在诉讼后收到了一张环保局的行政罚单。人们的直觉会认为这样的处理结果没有问题,因为B工厂没有造成村民伤亡;但事实上,B工厂所带来的风险与A工厂完全一致,其之所以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唯一原因就是无法预料的山体滑坡这种结果上的“道德侥幸”。为了消除此种侥幸,使社会承受的风险与获得的补偿对等,在计算被告的赔偿金时要将没有造成损害的行为的潜在后果纳入其中,而这部分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金额,就以惩罚性赔偿的形式存在。例如根据统计学分析,平均每四位被害人中只有一位能够获得胜诉,当侵权人对被害人造成10 000美元的损失时,他就应当承担40 000美元的责任:其中10 000美元作为填补性损害赔偿金,用于完全弥补原告之损害;其余30 000美元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用于填平75%的“执法落差”5。由此观之,道德侥幸是执法落差的哲学基础;而执法落差则是道德侥幸的规范形式。执法落差在现实中的确定极为不易,裁判者无法在个案中对其予以发现;即便法官有能力准确地揭示执法落差,它也会因为个案所涉及领域的区别而有所不同,造成“相同制度、不同适用”的窘境。因此,既然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至将执法落差容纳在内,立法者就应当预先确定一个妥当的责任上限,以保障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合理地消除道德侥幸与执法落差,引导原被告之间的权利回复至平等状态。

  

   2. 妥当的责任界限能够合理实施社会威慑

  

   惩罚性赔偿制度通常被认为发挥着四项功能:惩罚(Punishment)、威吓(Deterrence)、执法(Law Enforcement)和补偿(Compensation)。1但时至今日,随着愈来愈多的专门化赔偿制度被创造出来以解决实践中新损害类型层出不穷的问题,惩罚性赔偿制度几乎只专注于其威吓的功能。然而即使是威吓功能本身,其在程度上也有高低之别。刑罚制度作为最严厉的社会否定性评价,通常要寻求“完全吓阻”,将行为人所得完全去除,使其全无所获,2这是威吓的最高标准;但在所有社会冲突中,刑事冲突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对所有的潜在失范行为都采取最高标准的威慑,会使预防事故的总体成本甚至高于事故带来的损害本身,造成司法的不经济。卡拉布雷西教授(Guido Calabresi)为了全面降低事故成本,引入了三种路径:主要手段(primary cost reduction)、次要手段(secondary cost reduction)和高等手段(tertiary cost reduction)。3主要手段的关注点仍然是如何利用“一般威慑(general deterrence,即行政控制)”与“特定威慑(specific deterrence,即经济引导)”来减少事故的发生;次要手段的关注点是如何开展风险分摊与执行“深口袋”法则;而这两种手段本身也带来成本,高等手段之所以“高等”,正是因为它以减少前两者所产生的成本为己任。4正如他自己所言:“高等手段要求我们在执行威慑和分摊风险时对“成本-收益”问题扪心自问,所以尽管三条路径相辅相成,我们却总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对高等手段的探讨上。”5因此,“最佳威慑(optimal deterrence)”理论通常被认为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理基础,6它是一种既能够起到威慑效果、又无须像刑罚制度一样,不顾成本也要实现预防价值的标准。环境损害后果往往与企业日常经营相伴而生,是有社会价值的生产行为的负外部性,如果因责任界限不合理而对其造成过度威慑,不仅会导致环境事故的预防成本暴增,而且将迫使企业在损害预防事项上过度投资。此种情形,就社会整体效益而言实属不佳。7有鉴于此,裁判者必须在妥当责任界限之下实施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

  

   3. 妥当的责任界限能够充分提供形式理性

  

   在韦伯的社会经济学中,“形式理性”是指利用法律思想所创设的抽象概念来表示规则,并由此构成完整的法律体系。8制度因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在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商人获利所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市场风险的存在,而制度不确定性风险又占据其中的“半壁江山”。一个典型例子是,普通法系法院对贸易争端的非理性解决方式会削弱商人对行为后果的预测能力,这使商人阶层渴求着一种来自带有纯形式上之确定性的法律规范的保障。只有在市场参与者能够充分发挥其精于计算商业后果的天赋时,商人才会选择建立稳定而长期的经营模式。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具有一种精确性或曰之确定性,9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能够相对精准地预测出交易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使其能够以一种获取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投机的态度安排自身的经济行为。10法之确定性的核心是法律的可预测性和可计算性。11一方面,一个妥当的责任边界能够赋予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可预测性。妥当的责任边界首先必须是明确的边界,它必须能够被社会成员清楚而无歧义地知晓。即便日后与他人对簿公堂,其事先预测的法律后果也不会与裁判结论存在较大出入。另一方面,若采用“活动边界”来约束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1则立法者必须明示裁判者的责任评价标准。如《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量刑标准分为三个层级,法官通过评价被告人行为的恶劣程度就可以大幅收缩量刑范围。依照这一规范,任何社会成员都能够在行为之前相对准确地计算出法律后果,从而安排自身的未来行动。有鉴于此,称妥当的责任边界能够赋予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充分的形式理性,并非言过其实。

  

   (二)妥当界限的构成要素分析

  

   上述分析已使我们确信,揭示出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妥当责任边界,使其向世人所显明,的确有其必要性。进一步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正确地“去蔽”以找寻到妥当的边界之所在。换言之,立法者应当着眼于妥当的责任边界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将引领我们走向正确的“去蔽”路径,并最终使此种边界向人展开。

  

   1. 以比例原则作为划定妥当责任边界的核心要素

  

比例原则首见于宪法理论之中。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不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了法律的限制。由于法律的位阶低于宪法,故法律对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本身也要受到约束,而比例原则就是实现此种约束,以及判断法律对宪法权利的限制是否正当的最重要的路径。2我国《宪法》并未明文使用“比例原则”这一概念,理论界一般通过对宪法条文进行解释来证成比例原则确实存于宪法之中。3时下较新的观点认为,我国《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能够成为比例原则之依存。从该条款中能够解释出国家负有两项义务:其一是禁止基于非正当目的与通过不合理手段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其二是应当创设各种条件来满足公民基本权利的发展需要。4由于比例原则主要指向政府公权力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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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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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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