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长珍:未完成的“谋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1-12-07 11:15:00

进入专题: 伦理学知识体系  

付长珍  

   摘要: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具有中国气派的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一直是中国数代学人的内在冲动。从刘师培、蔡元培到当代中国学人,立时代潮头,发风气之先,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艰难学术探索,对中国现代伦理学建构具有奠基性意义。百年中国伦理话语经历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再到“改革话语”的历史转变,伦理学学说经历了从“新道德论”到“道德革命说”到“道德科学说”再到“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说”的理论转型。冯契的“智慧说”理论体系立足广义认识论,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关键词:百年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现代转型

  

   作者简介: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19ZDA03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伦理话语建构路向研究”(18BZX106)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5.002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有丰厚的道德学说,并且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伦理文化形态。然而,由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缺少实现自我转型的强大内驱力,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下,中国传统伦理学被迫开始了艰难的现代性蜕变。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激荡与回应中,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伦理学学科才得以在中国确立并逐步发展起来。当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针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而言的,同时也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伦理学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建构与发展状况正是当下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历史依据和学理基础。

  

   中国现代伦理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伦理学发展的奠基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是社会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初创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学进入多元伦理观的争鸣与发展阶段。百年中国伦理话语经历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再到“改革话语”的转变,伦理学学说经历了从“新道德论”到“道德革命说”到“道德科学说”再到“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说”的历史转变。在每一个阶段,中国现代伦理学在伦理学学科建设、伦理学学术发展、社会道德实践方面都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且涌现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都构成了广义上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一、中国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初创(1949年前)

  

   中国古代并无伦理学之称,现代“伦理学”概念的诞生一般认为源于严复所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此后,中国思想界开始有意识地传译西方伦理学典籍,以新知附益旧学,努力尝试在中国建立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并开始用现代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对中国自身的文化思想做出新的解读和诠释。

  

   1.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身份认同

  

   近代早期对伦理学科的认知仍以传统的修身教育为主。在清末的新式学堂中已开设有专门的伦理学课程,这是以“力行”“修身”为主的学科。1刘师培最早指出了现代伦理学学科应该是以学理为主,他于1906年编著的《伦理教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体系化的伦理教科书,其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混在一起,学科的范围和特征并不明确,而且存在重实践而轻理论的问题。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更是明确区分了“修身书”与“伦理学”,认为修身书主要是教人道德规范,而伦理学则以研究学理为鹄的,“盖伦理学者,知识之径涂;而修身书者,则行为之标准也”,并指出“持修身书之见解以治伦理学,常足为学识进步之障碍”。2伦理学学科应该关注学理,以建构知识为面向,得到了近代伦理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关于伦理学的界说,江恒源折衷群言,阐幽抉微,指出“伦理学,是论究道德行为的根本原理,辨明道德判断的最高标准,定出至善之鹄,以期达到最圆满的做人目的”3;此外,谢幼伟的《伦理学大纲》(1941)、汪少伦的《伦理学体系》(1944)、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1945)等都对伦理学的性质、目的、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伦理学是规范科学,同时有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的性质。“伦理学者,科学也,规范科学也,实践科学也,判断行为善恶之规范科学也,知行并进之实践科学也”4,伦理学是规范科学,同时也是实践科学。其次,伦理学的目的是研究学理,指导人生实践。“伦理学之最高目的,即在用理性研究道德现象或社会习俗,以明了其起源与背景,以确定其最高原则或标准,以厘定其详细内容或规律。”5质言之,伦理学是为了解决实际的人生问题,是一种人生论和行为学。再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现象和道德行为。黄建中将西方伦理学史上伦理学的研究归为研究行为与品行之学、研究终鹄或至善之学、研究道德律及义务之学、判断正邪善恶之学、研究人类幸福之学、研究道德觉识之学、研究道德事象之学、研究道德价值之学、研究人生关系之学等九个方面,并对其异同得失做了归纳分析,指出伦理学是以行为为对象,立道德之准则。6同时,围绕伦理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要范畴,他通过对中西伦理思想资源的系统研究和对比分析,强调二者虽然相异,实可相通,可以相互发明补益,对中国现代伦理学科的建立有范式创新意义。

  

   2. 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学术面向

  

   在现代伦理学学科确立之前,中国近代早期关于伦理学的讨论主要是围绕道德教育问题进行的。1伦理学的学科意識和学术意识建构,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西方伦理学学科、思想和学说的译介和研究。如: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1916),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全面介绍西方伦理学史的著作;蔡元培翻译的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1909)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像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杜威等人的伦理思想,在近代译介中都有提及,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关于中西伦理文化整体比较的研究。如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胡适之《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1929)、钱穆《世界文化三型——东西文化之探讨》(1942)、熊十力《略说中西文化》(1947)、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之不同论略》(1947)等。总的来看,以上著述围绕中西伦理观念的根本特征与差异,阐述了西方伦理文化是个人本位,高扬个性和权利,公德发达;中国伦理文化是家族本位,更重伦理责任与义务,私德更盛,等等。第三,关于伦理学原理和伦理学史的自觉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伦理学原理、体系、伦理学史、中国伦理思想以及道德问题研究等方面,展现了中国近代伦理学者建构自身伦理学体系的自觉和努力。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吸收借鉴了赫胥黎的进化论的伦理学思,围绕个人伦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四个方面,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伦理学体系;王耘庄的《道德论集》(1930)、张廷健的《现代伦理学》(1934)、黄方刚的《道德学》(1934)、谢幼伟的《伦理学大纲》(1941)、申自天的《伦理学》(1938)、孙贵定的《伦理学》(1945)、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1945)等著作,都在各自的意义上建构了比较完整的伦理学知识体系,涉及的问题除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还涵盖中西道德之异同、道德律、动机与效果、乐利与幸福、乐观、进化与伦理、理性与欲望、直觉与良知等方面的内容。第四,以现代伦理学科范式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先后问世的有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薛正清的《儒家的伦理思想》、谢扶雅的《中国伦理思想述要》、潘新藻的《中国人生哲学史纲》、陈安仁的《中国先哲之伦理思想》等。其中,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是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区分了伦理学与伦理学史,认为二者体例不同,“伦理学以伦理之科条为纲,伦理学史以伦理学家之派别为叙”2,并且伦理学是主观的,而伦理学史则是客观的;概括介绍了我国数千年来的伦理思想,初步清理了传统伦理思想的历史遗产,为现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构筑了最初的框架。

  

   3.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伦理文化走向之争

  

   中国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发展,除了上述明确自我标识为伦理学的学科意义上的发展,对时代伦理道德观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是三大伦理思潮,即自由主義西化派伦理思潮、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这三大思潮不仅对近代社会影响深刻,而且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主导了整个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学说的建构,近现代中国的伦理学说大多可以归类为其中一个方面,或者体现了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努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救亡和启蒙成为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任务,思想界纷纷提倡道德革命,呼吁伦理觉悟,致力于唤醒现代中国人、塑造新的人格。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引入西方近现代道德观念对传统伦理进行批判。20世纪初,梁启超明确提出“新民说”,进行道德启蒙;章太炎提出“道德革命”的口号,将道德革命视为社会政治革命的基本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成为当时思想界的旗帜,而围绕如何建设新道德或者说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则出现了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伦理主张,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及现代新儒家伦理主张。这两种主张引发了近代思想史上两大激烈的思想争论,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中西伦理文化之争使得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凸显出来。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以共产主义道德学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试图在中西伦理之争中探索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新可能。总的来说,这三大思潮都是“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伦理危机的反映”,“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并建设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华伦理文化”。1

  

(1)再造新伦理。自由主义西化派以胡适、吴稚晖、张东荪等为代表,认为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全盘西化。他们认为,西方近现代伦理道德是社会化的新道德,最大的特色是不知足,而且倡导自由、平等、人权,注重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强调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中国的伦理传统则是私人化的道德,强调知足,重族群而轻个人,重义而轻利,这些都落后于西方伦理文明,是造成中国社会不能现代化的伦理文化根源。因而他们主张要彻底抛弃传统伦理学,全面向西方伦理文化学习。他们致力于传播介绍西方伦理道德,主张以自然主义来对抗“德性主义”,以个人本位来取代家庭本位,以功利主义来取代“义务主义”,以自由平等来取代等级服从。2总的来说,自由主义西化派坚持个人主义的伦理原则,坚持功利主义的原则立场和评价标准。相比于现代性儒家伦理思潮,自由主义西化派具有科学主义的特征,认为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和决定人们的道德行为,认为善必须以真为基础,没有真就没有善,一切伦理道德都必须建立在科学主义的基础上。这些主张造成了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以及唯科学主义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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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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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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