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1 次 更新时间:2021-12-04 23: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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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  
但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敢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占领南京、广州之后,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实现了大陆领土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6】事业要取得胜利,国家统一是最基本保证。

   出于保家卫国,刚诞生的新中国就进行抗美援朝,击退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美国领导下的联合国军。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能力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跟美国周旋,最终迫使原本蛮横的美国与我们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利益得到维护,同时也没有透支国力,从而也就没有形成对苏共依赖,没有受制于苏联。否则,俄罗斯三百年才挣得的不冻港(旅顺)、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中长铁路的移交很可能成为问题,中国或将成为别人的棋子而不是棋手。1952年9月,中苏两国发布公告,中长铁路正式移交中国。1953年1月,苏联同意将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1955年旅顺军港移交中国。国民党屈从雅尔塔协议而丢掉的国家主权利益,硬生生被共产党扳了回来。后来,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无视中国主权,搞联合舰队,建长波电台(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所有),被毛泽东断然拒绝,“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的地缘政治得到空前改观,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踏上现代化强国征程。

   人家的一寸不要,自己的寸土必争。不同于大一统的中国,印度历史上更多的是一个地域概念,受诸多外族入侵。大英帝国几百年殖民统治使其具有了近代国家架构。印度独立建国后,坚持英国殖民者在中印之间非法制造的“麦克马洪线”,甚至得寸进尺,试图在中国强大之前,造成诸如对克什米尔地区占据那样的事实,更多地占据中国领土。尼赫鲁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以为自己是亚洲的拿破仑,而战功卓著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评价说,拿破仑和毛泽东比,就像萤火虫和太阳一样,印度岂有不败的道理。

   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计划未遂的叛乱分子逃亡印度。印度借机生事,一再入侵中国领土,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向中国境内推进,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事端。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说:我们同印度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的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9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17】但是,印度认定中国礼让是软弱可欺,便得寸进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62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决定对印度实施自卫反击。“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三十年的和平。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18】

   中国在战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非但没有越境持续作战,反而从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释放所有俘虏,归还了缴获的枪弹物资。很多国人对此很不理解。其实,中国除了树德立威的战略谋划外,还有便是地缘政治的考量,即中印边境地理地势对中国不利,中国用十万头毛驴运输而积攒的物资储备,也只够教训一下印度所需。对印自卫反击战,有理有利有节,实际只是一种警告惩罚,并不是通过战争谋取不正当利益,因而也就没有与印度结下深仇大恨。这种点到为止的震慑战,保证了中印边界的安宁、西南边境的和平,预计二三十年,实际超过半个世纪。这再次证明:和平是打来的,不是求来的。

   三、大国安全的世界地缘

   鸦片战争后,大小新老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并逐渐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真正的严峻挑战——亡国灭种,国家四分五裂,亦如欧洲大陆那样地缘政治破碎性格局。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领导亿万人民,实现绝地反击,并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

   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割占台湾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雅尔塔协议明确将台湾归还中国。然而,美国凭借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虚弱软弱,曾经武力侵占台湾,而后强力介入台海,阻止中国的最终统一,造成所谓的台湾问题。无疑,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不能用来当作交易筹码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一直把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作为建立邦交关系的必要条件。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成为该组织一员,条件必须是,将台湾所代表的中华民国驱逐出去。“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20】不给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合法合理地制造“两个中国”的机会和借口。这是在与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时特别立下的规矩。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说,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除台湾代表。周恩来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毛泽东闻后强调:“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提出所谓“双重代表权”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发表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不满台湾问题的处理,要求修改。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中国不会这样蠢,进行两面作战。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关系上做了很多尝试与努力,包括与美西方沟通,但是美国不愿放弃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诸多在华特权。有鉴于此,中国一方面“选边站”,即在整个沿海为美西方所威胁的时候,“一边倒”,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北方赢得了稳定、安宁、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另一方面,奉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急于恢复与美西方的外交关系。如此,一笔勾销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废除了旧中国欠下的所有外债,卸下了所有的历史包袱。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由此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经济基础。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大规模冲突之前,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21】

   20世纪60年代,美帝、苏修、印度尼赫鲁、台湾蒋介石齐刷刷都与中国大陆为敌,新中国实际上陷入四面环敌的危险境地。今天,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波诡云谲,险和难不断向我集聚,但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那个年代。然而,中国照样硬着头皮顶过来了,在国内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如“两弹一星”)的同时,也攻下了国际关系豁口,叩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美国为急于摆脱美苏竞争的被动、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民权运动高涨的困局等一系列不利境地,越来越希望能够借重中国的力量。“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22】美国政要最终不顾超级大国的尊严,急急忙忙来到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中国,并主要依照中国的意愿签署《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23】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再次叮嘱周恩来、姬鹏飞等人,“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24】中国利用美苏矛盾,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成功地营造出“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一方面让中国成功摆脱多面作战的困境,另一方面令咄咄逼人的苏联不久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四、地缘随人缘而化

   法国箴言:当家里有难的时候,就把它转送给你的邻居。【25】简洁明了地道出了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秘密,即以邻为壑。中国古语:远亲不如近邻。新中国从来不会乘人之危,嫁祸于人,而是努力平等待邻,友邻睦邻,而今更以“一带一路”安邻富邻。

   在地缘上增进人缘。美国为首的西方依照丛林法则,建立国际秩序,整个西方处在食物链高端,美国则处在食物链顶端。苏联也搞大国沙文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核心老大自居,欺压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对于国际秩序有两项基本主张:第一,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第二,新中国不会做“超级大国”,即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也不会加入强权大国之列。实际外交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倡议并签署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交往的典范。1956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时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26】

   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缅甸联邦首任总理吴努,针对一些邻国因受西方国家的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毛泽东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中国、缅甸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需要国际合作和帮助,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中国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中缅两国间的和平关系。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人互相往来,相互跑,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中国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中国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毛泽东对缅甸关注的问题都做了明确的回答和表态,消除了吴努的担心,极大地增进了中缅关系。

地缘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在生产力(航海等交通能力)低下的时代,万里无垠、深不可测、波澜不惊与波涛汹涌无常的大海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王朝可以将首都放在近海,如北京、南京、杭州。但是,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海洋不再是天堑、交往的阻隔,而是重要枢纽和便捷通道,也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乃至主要来源。西方殖民者正是凭借有绝对优势的海权(海上力量),而取得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的统治。鸦片战争的英国军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军似乎很容易地就占领了南京或北京。显然,涉及地缘政治、地缘安全等地缘问题是动态的,随着时代、科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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