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4 次 更新时间:2007-01-25 01: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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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着工业化产生的, 虽然追根溯源,可以从希腊罗马或春秋战国时代找到这类现象的雏型。本文无意作详尽的历史探源,而只是力图概括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人:他们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识别他们?他们的社会位置何在?为什么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理论各有所长而又都不尽人意?怎样的理论架构更有利于对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做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等等。 

  

  一、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背后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一词被用得相当地广泛。但稍加观察,就不难看出,不同国度的不同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描述,却又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即使在社会学家当中,分歧也随处可见。 

  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专家爱德华·希尔斯(E. Shils)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任一社会中颇为频繁地运用 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教授、传播乃至于大量"消费"这些知识或管理这些知识的人。 这一定义是宽泛的,因为其认为即使是原始社会也有知识分子,也因为其将诸如阅读("消费")过大量的书籍或管理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囊括进去了。另有一些社会学家则不这般宽泛地使用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倾向于将其限制在以观念和思想的生产为职业的人的范围内,如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记者和高等院校的部分研究生。他们甚至将那些仅仅从事知识的应用的人,如工程师、建筑师、律师和大夫,也排除在外,更不用说只是"消费"知识或管理知识的人了。 

  更有甚者,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样来使用知识分子一词仍嫌太泛。例如马克斯·韦伯(M.Weber)就把知识分子仅限于那些因为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 路易斯·科塞更明确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也向来都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 

  在这些不同定义的背后,有一点是共同的:定义者们都自认为是定义中的一员。也就是说这都是一些自我定义。 在对这些自我定义作简评之前,似宜先行追溯一番知识分子一词的产生过程。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最早见于1898年1月23日登载法国 L'Aurore上的一篇文章。 针对法国的一桩案件,一些文人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在其中表明他们对这一案件的肯定态度。从此,"知识分子"在法国被逐渐广泛地使用起来。不过,对上述案件持否定态度的右翼人士是在贬义上使用它的。对这些右翼人士来说,那些自认为代表了民族良知的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是很可笑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根据自己在一学科领域中的建树而推出自己也因此就是民族良知代表呢?比如说,一个人凭什么因为自己对文学或数学有造诣或研究就宣称自己对政治问题也有裁决权呢?逐渐地,贬义也罢褒义也罢,在法国"知识分子"一词便成了用来描述那些受过教育但又与传统和秩序相悖的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抱负,试图要么直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要么间接地影响政策的制定。 

  "知识分子"上个世纪末在美国的遭遇也与其在法国的处境很相似:它是一个贬义词。当时,"知识分子"被用来形容那些命运欠佳的"怪人":他或者身为工人却又比大学毕业生更为博学,或者出身显贵但拒不认同自己那个家庭,或者虽然受过教育却没能完成学业,或者有知识却无个性、有才华但没章法。那个时代的美国,甚至被认为是反知识分子的社会。"知识分子"的狼狈处境只是到了本世纪的三十年代才有所改变。在大萧条的年代里,似乎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变萧条为繁荣的超凡绝技。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它成了一个正面的肯定性的词汇。 

  英国的情况同法、美迥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人学者都是在体制内生存并活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伯特兰·罗素(B. Russell),根本就不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也不愿别人如此称呼自己。在牛津-剑桥精神的熏陶下,人们逐渐养成了对社会现实的保守习惯,他们也确实在现实中享有许多特权和声誉。英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那批人具有很高的同质性,而没有分化出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诚如当今英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社会学专家阿兰·斯温吉乌德(A.Swingewood)所分析的,英国社会特有的保守主义和对社会变迁的敌视,非常有逻辑地滋生出这样一种环境,在其中知识分子总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去发挥作用的。 即使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知识分子仍然在根本上对自己的社会秩序是认同的。 

  反观前述社会学家们关于"知识分子"定义的歧见,似乎可以说,希尔斯似的定义的确略嫌过宽,不便于对知识分子现象作历史和社会的把握;而科赛及法兰克福学派式的限制确有让人感到过窄了,且带有把知识分子理想化的色彩,更何况,仅仅依据某种心理特征(例如批判精神)区划定某种社会成员,也欠充分。 

  

  二、知识群体:特定社会的产儿 

  

  这到不是说,某些知识分子不能以批判精神为特征,更不是说, 从来就没有过某些知识分子以其批判精神而凝聚、而著称的社会。彼德·安德森(P. Anderson)在论及英国知识分子的保守传统时说过,"英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知识群体"。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群体呢? 

  "知识群体"(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是别林斯基(V.G.Belinsky)等俄国、波兰人在1840年首先使用的。 本来, 这一概念所举社会学意义不在于它首先被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发明、使用,而在于它确实概化了一种社会现象。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博览等经济、社会都较西欧落后的国度里,的确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知识分子类型:他们受过西方教育在却身在非西方的环境中,他们虽有知识却没有什么财产,他们在精神上比贵族还高傲但并未获得上等的职业和显赫的地位,他们既远离社会的普通民众又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虽然后者也受过一流的教育。把这类知识分子凝聚在一起的最明显的东西,便是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对现行体制的批判。这些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但经济上是落后的,而且政治上往往也是专制的。 正是因为如此,这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一个体的形式出现,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被叫作知识分子的原因。由于他们以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著称,有许多时候也被称为"批判性的知识群体"。当这样的知识群体企图将其批判精神化作具体运作从而引出激烈的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甚至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在俄国,从十二月革命党人到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从同盟会到共产党,都是如此。可见,在政治倾向上, 知识群体除了对现状的批判外,也并非铁板一块。 

  由此说来,"知识分子"和"知识群体"在概念上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些生活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思想、观念 的创造这个人,后者则是身在经济和社会都较为落后的环境中但又接受了西方形形色色的观念并因而对现存秩序持强烈批判态度的群体。 

  毋庸赘言,在众多的社会学家中,并非都如此一致地区分和使用知识分子和知识群体概念,有的人就把它们同等看待,也有人考虑到1917年后俄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转而认为在当今知识群体应用于科技人员总体,而知识分子才是关心时事、批判现实的。 综合以上诸说,本文主张把知识分子视为这样一种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通过频繁使用抽象符号来 创造关于人及其环境的思想,或者表述他们对于人和环境的理解,并以此为基本生活内容。 这些人可能批判现实也可能认可现状,可以被社会容纳也可以被公众嘲讽,也许来自上层社会也许出生平民家庭,或者有大学文凭或者没有大学文凭...... 

  而知识群体,则仍在古典意义上使用为宜,或者,考虑到科技人员在现代社会也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不妨将古典的知识群体称为批判性知识群体,而把科技人员叫作技术性的知识群体。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一社会一定皆有知识群体或批判性知识群体,它只是较为落后的社会同现代工业社会撞击后的产儿。 

  

  三、曼海姆及其知识分子的"自由漂移"论 

  

  如果说,在知识分子概念上社会学家们有着诸多不同见解的话,在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框架上,各执己见甚至互不相让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在这些不同的理论中,卡尔·曼海姆(K.Mannheim)的知识分子"自由漂移"论堪称最早的经典学说之一。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在他1929年发表的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系统地阐发了他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理论。他认为,尽管知识现象不应只被视为人们的智力活动的产物,而更重要的是其也应被看作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来的成果, 但从事知识的创造、阐释的知识分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社会条件的限制, 因而他们也才能综合不同社会集团的经验并创造出叫知识的东西来。他借用了阿尔伯特·韦伯(A.Weber)的说法,把知识分子叫作"自由飘游"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们"可以附归到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些阶级中去",也"可以持有任何阶级的观念"或"综合所有阶级的观念"。 

  在曼海姆看来,自由飘游的知识分子有两大特质:同质性与异质性。同质性意指知识分子都是受教育者,而正是教育使知识分子彼此认同并超乎各个社会阶级, 并因而能力动态地综合各个阶级的不同政治观念;异质性正相反,它意味着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极度不一致,它们可以支持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归属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 

  同时具有这样两种正好相反的特质的知识分子,何以见得是自由飘游的呢?曼海姆论证到,首先因为知识分子来自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其次也因为他们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 最后还因为他们不想工人或商人那样直接为其在社会经济生产中的关系所束缚。 

  仔细分析这三条原因,会发现其中每一条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首先,人们的社会身分、地位同他们的出生、根源并不是同义词,也不必是一一对应的,尽管后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前者,但根据一个人或一种人来自其它阶层、阶级便推论说他或他们是自由漂游来的,却似欠有力。其次,并非只有知识分子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这是用不着多非笔墨便可以明白的;怎么能说知识分子为别的集团效力就一定因为其是"自由漂游"的呢?最后,不想工人或商人那般直接为经济生产所束缚的人,还有政府官员、军队将士、警察、法官等等,谁也不会认为他们也是自由漂游的。不被经济所束缚,可以被政治、军事、法律乃至性别、种族、宗教所束缚。 

  回到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上来。受教育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只是知识分子的特权了,从政府官员、法官律师、到企业家、银行家,以至现代工人、农民许多也都有幸受过教育。进一步说,很难说教育是超社会的,受教育者又怎么进行超社会的综合呢?就在曼海姆写《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时候,在他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就没有表现出多少同质性。当时有许多人支持纳粹,但柏林政治学院的一些人仍然是自由派人士,而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里还聚集了一批左倾的激进份子!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全方位综合能力,更多地只不过是曼海姆的希望和理想。 

  从知识分子是否自由漂游的角度考虑,异质性比同质性更有意义,可是从曼海姆所论述的异质性本身,只能看出知识分子分属不同的营垒,还看不出他们是自由漂游的结果。不止于此,从逻辑上说,曼海姆论述的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正好是相互矛盾的。 

  曼海姆看来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自由漂游"说有欠完善,故他每每用斜体的相对二字去限制他的"自由漂游"说。 

  在这里,笔者并非想要完全否定相对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存在。在西欧,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市民社会的存在,是文人、艺术家、编辑、记者,以及医生等等得以存活的条件。学校、报馆、剧院、书店、教堂、医院等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存在并起作用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受到政治社会的直接左右。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相对说来,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职业、生活地点、以及学派和倾向。 

  但我们不应忘记有过那么一些历史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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