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禅宗创立问题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禅宗是从古印度传来的，菩提达摩（以下简称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第二种观点认为，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由慧能创立；第三种观点认为，禅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道信、弘忍师徒是实际创立者。这三种观点的提出和流行，都与禅宗固有的祖统说横缠竖绕，不能完全分开。

隋唐时期建立的主要佛教宗派，均受到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都相继提出本派的祖统说，即相继编制出本宗派的祖师传承系谱。这既是各宗派为争取正统地位而进行的努力，也是其力图客观反映师承源流的表现。把达摩作为中国禅宗创立者的观点，与禅宗的祖统说密切相关。禅宗编制从印度到中国的宗谱，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名列弘忍十大弟子之列的法如（638—689），是第一位编制禅门宗谱的人。他在河南嵩山少林寺提出，本派禅法的祖师传承依次是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此后禅宗各派对这个六代祖师系谱中的前五代没有异议，但在认定第六代祖师上存在不同意见。直到唐代末年，弘忍十大弟子之一的慧能一系渐成禅宗主流，慧能也就成为公认的禅宗六祖，禅宗的“东土六祖”传承最终定型。北宋禅师契嵩（1007—1072）最终编排了禅宗在印度的宗谱，即“西天二十八祖”之说，加上“东土六祖”说，就构成了整个禅宗的完整宗谱，并为佛教界公认。

在这个祖师系列中，达摩的地位最突出。他既是西天二十八祖中的最后一位，又是东土六祖中的首位。从北宋开始，佛教内外逐渐达成共识：达摩是正宗佛法的唯一传播者，是他把禅宗从印度传到中国。他在佛家的地位仅次于释迦牟尼，可以与孟子在儒家的地位相提并论。唐代及其以后产生的禅宗新思想、新教义、新实践，都逐渐被纳入达摩的禅学体系中。由于达摩被尊为中国禅宗的创立者，他曾居住和弘教的河南嵩山地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发源地。

根据禅宗兴起之前的典籍记载，达摩是南印度人，大约于刘宋（420—478）末年渡海到达今天的广州，不久辗转渡江北上，在北魏境内弘教传禅。在高僧林立的南北朝时期，他是众多来华传教的古印度僧人之一，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轰动的业绩，社会知名度很一般。自从达摩被奉为禅宗初祖之后，神奇的故事、动人的传说、智慧的言行才逐渐出现在五代之后的禅史中。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达摩作为“禅宗前史”中的人物，对后世禅宗的理论发展、法系传承等确实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在达摩时代及其两代弟子慧可、僧璨活动时期，禅宗并没有形成宗派。

第二种观点在学术界最为流行，这不仅因为有历史根源，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进展。从唐代末年开始，慧能（638—713）的知名度仅次于达摩。他受到特殊尊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的言行录《坛经》是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中国僧人撰述，在禅门中的地位类似于《论语》之于儒门，被称为禅宗的“宗经”。二是从唐代末年开始，道信、弘忍门下的其他禅系逐渐衰落，传承相继断绝，只有慧能法系不断繁衍，枝繁叶茂。无论从禅学思想影响上讲，还是从法系传承上讲，慧能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所有禅派的祖师。柳宗元在《大鉴禅师碑》（指慧能）中，就说当时“凡言禅皆本曹溪”。现代学术界提出慧能是禅宗实际创立者的观点，标志着禅宗研究跳出了禅宗是由达摩从印度传来的认识误区，把禅宗视为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在长期冲突、融合中孕育的产物，其结论更接近历史真实。与此相应，慧能主要传教地区的广东韶关也就被视作禅宗发源地。

然而，尽管慧能在禅宗理论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其法系在唐代以后成为禅宗主脉，慧能本人毕竟只是弘忍门下众多传教宗师中的一位，其法系也只是弘忍门下众多派系中向南方发展的一支。所以，慧能只能是禅宗中“南宗”的创始人，而不能把他看成整个中国禅宗的缔造者。

相对说来，第三种观点具有更为充分的历史根据。在道信、弘忍师徒活动时期，禅僧团发生了多方面革命性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宗派在这些变化中最终形成，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道信和弘忍先后在湖北黄梅的双峰山和东山传教弘禅数十年，道信的弟子500余人，弘忍的弟子上千人。禅僧由此从分散流动转向聚众定居，稳定的传教基地随之建立起来，并且成为后世众多禅派向全国发展的唯一中心地。第二，把劳动纳入修行范围，农禅并重，自耕自食，佛教通过游走乞食解决衣食来源，通过接受供养筹集经费的传统生存方式，从此发生了彻底转变。第三，随着禅众有了新的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生产方式，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脱为特点的新教义也应运而生，这就是道信和弘忍的新禅学。他们的禅学思想被弟子们概括为“东山法门”，逐渐流行于僧俗、知名于朝野。

总之，把道信、弘忍师徒作为禅宗实际创立者，把他们创宗建派的黄梅地区作为禅宗的发源地，不仅客观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能够解释前两种观点所不能解释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