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知人与论世:郭嵩焘与近代中国的转折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 次 更新时间:2021-12-02 22: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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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败也洋务

   郭嵩焘当初就是以“通达洋务,晓畅戎机,足备谋士之选”而被兵部尚书陈孚恩荐入南书房的,后来又因在洋务上的言说举措而受谤去职,郁郁归乡,落寞终老。就身世言,似可以说是成也洋务,败也洋务。晚清的对外事务,本经历了一个从“夷务”到“洋务”的进程,郭嵩焘恰身当其时,他对此的认识也有个过程。

   道光二十年(1840)郭嵩焘上京考进士落第,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对鸦片战争有了亲身感触。他后来说“年二十而烟禁兴,天下纷然议海防”。这话或稍有点倒放电影的味道,那些不到“前沿”耳闻目睹之人,鸦片战争恐怕未必带来多大的“震动”,很多人不过持一种“忽而远之”的态度,尚远不到“天下纷然”的程度。然而如李欣然所说,在人生失意之时遭遇到了鸦片战争,“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在历史的机缘中联系了起来”,也“正是这样的大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氛围,刺激了郭嵩焘思想的定型”。浙江的前沿观察,大约只是留下印象,使郭嵩焘比一般士大夫更直接地感受到“夷氛”的压力。

   对郭嵩焘而言,真正的“震动”始于咸丰六年他去上海为曾国藩筹饷,直接接触了西人。类似的“震动”后来还在发生,如此后在广州、到香港(郭嵩焘视之为西洋的“藩部”)以及出国途中,再后来进入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都不断有新的“震动”。在李欣然看来,上海的震诧“不仅在房屋轮船之属,而更在交接礼仪之间”。对一个以为礼乃“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的人来说,这种亲身经历积蓄于心,也为他后来认为可与西人讲理埋下了伏笔。

   不过郭嵩焘洋务观念的形成,也不仅靠这类身临其境的接触。他自认虽见闻不多,然“衡之以理,审之以天下之大势,而其情亦莫能遁”。道光二十三年他在辰州知府幕中与“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换言之,是中国内先不安而后外患至。前引朝廷惟以名利二者“驾驭天下”,就不仅造成“人务为利”的官风,更导致“岛夷通市,逞其商贾之势,以贻中国之忧”。这样一种从中国的失误理解洋务的思路,在当时是一个了不得的异见,也必然是曲高和寡的“孤怀”。此后他关于洋务的“宏识”,大体也是沿着同一方向的深入论证,既有更多的体验,也不时上升到学理层面。

   还在咸丰九年,郭嵩焘就认识到洋务非短期可了之事,故建议“当筹数十年守御之计,非务防堵一时”。但这样一种“经世致远”的眼光,仍然赞同者寡。不久他就慨叹“夷务曲折,举京师无人能知其要领,独鄙人能见及一二而已”。不仅上官“不能省悟”,朋友间也缺乏共鸣,结果是自己“于夷务不甚谈论,为知此者实无人也”。次年庚申之变后,郭嵩焘开始写一部名为《绥边征实》的书,“取秦汉以来中外相制之宜,辨证其得失”,而发明其“经世致远之略”。他自以为“今天下能辨此者,舍我而谁哉”?豪情之外,也透出深深的孤独。

   所谓“征实”,是“砭南宋后虚文无实之弊”。盖自南宋以来,“士大夫习为虚词,而数千年是非得失、利病治乱之实迹”,遂湮没无人知。而“控御夷狄之道”,也因此“绝于天下者五百余年”,甚或“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言语间两百年之伸缩,已超过一般所谓“南宋”了,或许他想要囊括的时段,尚在斟酌之中。郭嵩焘期待“此书出后,世必有信吾之说以求利济于天下者”。而他著述之意,更“直欲目空古人,非直当世之不足与议而已”。这种不仅当世无知音、更欲目空古人的壮志背后,仍隐藏着“独怆然而涕下”的心绪。

   而这样的孤独感是持续的,后来郭嵩焘出使英国途中,嘱人翻译节录西文报纸中论及马嘉理事件的内容,希望“即此可以推知洋务情形,而求得其办理之法”。同时喟然叹曰:“环顾京师,知者掩饰,不知者狂迷,竟无可以告语者。中国之无人久矣,此可为太息流涕者也。”隐伏于后的,还是那种一以贯之的孤独感。

   郭嵩焘奉旨在总理衙门行走不久,即被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光绪二年成行),其间他上呈了《条议海防事宜》,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的重要主张。那时“西洋”已不是什么夷狄,至少也与中华同类,“华夷”的表述也普遍改为“中外”,但强调西洋立国自有本末,且以政教为本,仍属石破天惊之论。

   后来郭嵩焘进一步提出,办理洋务不过就是“讲求应付之方”。具体则不越理、势二者。“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所恃,尤恃理以折之”。今人爱说弱国无外交,其实弱国最需外交,盖势不足则不能战,别无所恃,不靠外交靠什么?所谓“恃理以折之”,最是弱国办外交所特别需要讲究的。然而一方面那时不少中国人或不愿承认(至少不能公开承认)中国是弱国,另一方面则不少人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也倾向于尝试“恃富强以折之”的取向。因此,郭嵩焘这些见解,仍然难寻共鸣。如李欣然所指出的,上述观点的产生是在他出使英国之前,即并非目睹西方情形的结果。

   先是郭嵩焘初在总理衙门行走时,曾因马嘉理事件上奏,参劾当事人云南巡抚岑毓英,引起舆论大哗。为此他一度请辞不果,最后还是出使。而尚未出行,已有湖南士人视为异类,做出种种“抵制”他的行为。用郭嵩焘自己的话说,“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按近代湖南人素有“闻风而动”的特长,昔年湖南以反教著称,而彼时湖南人或尚未见过外国传教士。此或又是一例,故这种“敌视”不一定具有代表性,然可知对郭嵩焘的谤议所起甚早,不待后来传回《使西纪程》也。

   故不论是郭嵩焘关于洋务的突破性见解还是从京师到乡里对他的谤议,其实都起于使英之前。这是一个过去注意较少却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反映出正在过渡的时代风貌。那是一个进入总理衙门就人人挨骂的时代,而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且出使目的首先是为马嘉理事件向英国道歉。当年出使本身就被视为一种对外“降服”,去道歉则“降服”意味尤重。士人不能怨君,则只能咎使,此谤议之所以起也。后来《使西纪程》引起士林大哗,乃至遭人弹劾,奉旨毁版,亦不过证明郭嵩焘在思想上就是“非我”的异类,即人们所疑不虚而已。

   就郭嵩焘自己而言,西行的经验不过证实并强化了他原有的认识。而对像他那样留心“觇国”的天下士来说,国内的一些现象已足以使他警醒。郭嵩焘在广东也曾处理洋务,发现“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礼通之”。洋人其实讲理,使他“稍以自信”。他甚至感觉“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理路之可循”。其“激进”的言说中,实透出万般的无奈。

   而且他在广东看到了某种相当可怕的“权势转移”——当地“民人有所呈诉,不于地方官,而于英领事”。因为“地方官之屈抑吾民”,百姓要伸冤,通过外人反而“易于上达”。一个在职巡抚说出这样的话,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而在华洋杂处之地,中国地方官的作为实际把老百姓推向洋人,从长远看,更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危险动向。

   抚粤的经历对郭嵩焘后来的思考影响很大,但他对广东的变化并不十分认可。郭嵩焘是把“富”和“强”区分认识的,曾以为中国“广东一省可强可富,江苏、浙江可富而不能强,盛京、山东、直隶可强而不能富”。这样一种区分看待富和强的洞见,是郭嵩焘与同时代人的又一大区别。前引他说天下惟广东足以致富强,其实却是“末富而本不足”,则广东不仅未能因富而致强,反而有因富而致乱的意味。郭嵩焘自己或因未能扭转此趋向而有不小的挫败感,但他对富和强的区分是很清楚的。

   在郭嵩焘眼中,富与强有别,内与外则从来是相连的。他的观察常由外及内,而处置则由内及外。他以为当时“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纪纲废弛,民气郁塞,盗贼横行”,而不在“海上强敌莫之能支”。故“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这又是与众不同的眼光。那时其他人也主张中国当自强,然而需强的方面,却是物质方面的船坚炮利。这种“恃富强以折之”的取向,是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而郭嵩焘一开始就着眼于文质一面的“经世致远之略”,既承认西洋也可以讲理并“以理折之”,更强调以自身的风俗人心为根本。那思想资源,却多来自传统。后人对于晚清同一时段的努力,有称“洋务运动”者,也有称“自强运动”者,其差别或亦在此乎?

   或许这也是郭嵩焘此前赋闲期间思考的结论,他特别强调要“先明本末之序”——“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历代盛世虽有边患,尚可晏然无事;“及衰且乱,则必纪纲法度先弛于上,然后贤人隐伏,民俗日偷,而边患乘之”。换言之,安内自能攘外。稍后他的观念进了一步,以为外交有道,是内政修明的自然延伸,故“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反而推之,若处理洋务不能以礼通之,以理格之,然后以理折之,恐怕也很难自理其民,其言就很重了。

   实则今之所谓外交,从来与内政密切相关。一旦不“讲理”成为中外交往中的常态,则最终结果,可能是祸国殃民。如郭嵩焘所说,“所谓‘不辱君命’者,正以君子之道自处,使敌人心服。若第以口语凌轹,斗捷取赢,互相诋辱,何益之有”?盖“国之强弱,固不在此”。若交涉中“必以无礼之词激之”,其实是自己“不学无术之征”。这是他1860年说的话,后人读此,能无感触乎!

   抱有这样一种难与时人共的孤怀,却不得不“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禧太后语),走上不合时宜的洋务之路,确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味道。在认为洋人可以讲理,也应当以理折之的背后,是一种“心同理同”的认知。正是在此“同感”的基础上,郭嵩焘一步步发展出他关于中西交往的“宏识”,为后人留下珍贵的思想遗产。

   四、宏识:道重于器

   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变化都和西方的到来有关,以往对近代史的讨论,往往把“向西方学习”视为一种“应然”。其实西方被树立为可以学习甚至必须学习的典范,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过程。而郭嵩焘所处的时代,恰在从“夷务”到“洋务”的过渡时期,是一个西方的正当性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在很多人还纠结于是否当用并非异类的“平等”眼光来看待西方时,郭嵩焘已清楚意识到正视西方的重要性。

   正视西方是后人能将西方树为典范的前提,也是郭嵩焘和同时代人对话的关键。用《处变观通》的话说,“为论证正视西方的必要性”,郭嵩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个“论证”的过程过去常被忽略,实则他如何理解和阐述这一必要性,及其实际的努力,是其洋务思想的重要基础,值得仔细考察。而西方如何被树立为中国学习的典范,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关键问题。李欣然对此进行了缜密而深入的探讨,本节主要勾勒他的看法,间申己见。

   西方引起中国人的最初反思,是“夷人”器械精良、武力强大。因此当时人一般认为中西间是力量的对抗,“中外倚伏,全视乎势。中国得势则中国强,外夷得势则外夷强”。中国的失败,是形而下的“器”出了问题。而郭嵩焘则认为,中国要“以理自处”,然后可以(也应当)与西人讲“理”,并“以理折之”。对夷人之来,当先求“折冲樽俎之方”,即使“势穷力战”,也“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班固曾总结古“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即“羁縻不绝,使曲在彼”(《汉书·匈奴传·赞》)。“理足于己”,不啻“使曲在彼”的现代表述。

   换言之,中外交往,从来就不仅在形而下的“器”之层面,而在形而上的“道”之层面。中西对抗不仅是力量的抗衡,更是文化的竞争。其胜负不仅关乎器的良窳,更基于道的得失。郭嵩焘一生不恤清议,在洋务上大声疾呼,内心萦绕的正是对中国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失道”的忧虑。这是中国人开始从文化层面认识西方的时代思潮转捩点,郭嵩焘思想的特殊性,他在其时代的独特性,皆凸显在于此。

在郭嵩焘所处的时代,主张攘夷的清议以为西人仍是无“道”的夷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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