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知人与论世:郭嵩焘与近代中国的转折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 次 更新时间:2021-12-02 22:51:12

进入专题: 郭嵩焘   近代中国   太平天国   民族主义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其重点在内不在外。而我们看待这一时代的视野,却多受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影响,更偏重由外而内的角度。按费正清最初是用所谓“朝贡体制”来解释中国的“世界秩序”,而那秩序主要是对外而非对内的。他的很多追随者后来逐渐放大,发展成一种据本在虚实之间的“朝贡体制”来认识和解释整个中国的由外及内取向。然而对一个长期不特别重视“外”的文化来说,不论夷夏之辨的眼光还是所谓“朝贡制度”,其诠释整体的重要性都要大打折扣。

   对郭嵩焘而言,外是内的延伸,攘外应先安内。同治二年(1863)他署理广东巡抚,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思虑颇有影响。因为两广为太平天国起源地,郭嵩焘抚粤期间仍在疲于应付太平军余部。他对广东的整体判断,是“风俗强犷,趋利背公,习为固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商业的影响,“商贾巧诈居奇,动赢巨万。无艺之民,眼热心忮,聚而为盗贼”。且因“地方殷富,官吏之诛求,皆足遂其所欲”,于是“相与利其顽梗,以各餍其贪婪之私”。以至于“凡在官之办事行为,无一非酿乱者”。

   一言以蔽之,“以天下大势而论,惟广东足以致富强。而其实末富而本不足,人情但骛于虚浮;民强而盗贼先横,正气反为之消沮”。郭嵩焘向来低视商贾,他期望的富强是以“本富”而使人情不虚浮,能以正气防阻“民强”。惟“推原本根受患之地,则吏治之坏乱实深”;若“较论目前切要之功,则军务之整饬为急”。最后一语颇能体现他的无奈,即太平天国在广东仍在“进行”之中,不得不治标而延续杀戮的非常手段,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的治本措施只能延缓。但对其他地方的人而言,太平天国已渐成“过去”,非常手段也失去了正当性,所以郭嵩焘这方面的举措并不为时人所理解。

   这种远虑与近忧的紧张可能是导致郭嵩焘去职的一个因素,也影响了他此后的思考。同治五年郭嵩焘从广东巡抚落职,赋闲八年,讲学著述。在此期间,他更多是回向经典去寻找长治久安的思想资源。就个人言,他可能是在为下一任方面大员做准备,而未必想要去应付洋务。以内外言,此时他的眼光似更侧重于内。不过在郭嵩焘眼中,内外从来是相连的,尤其太平天国和西方冲击此时已纠缠在一起,或不如说他更侧重于远虑。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篇》)。郭嵩焘或许就是循此思路开始了他返本溯源的上下求索。

   二、君子务本:返本溯源的求索

   经过太平天国时期名副其实的天下大乱,任何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皆知从朝局到世道人心都出了严重问题。郭嵩焘上下求索的,就是这个乱世何以出现,以及如何由乱世返治世。而其取向,则是返本溯源。如他家居期间诗中所说,“读书已憾今生晚,学道宁能故技捐”。虽然此前的作为更多在经世一面,读书学道的“故技”仍在。那几年中他先后完成了《礼记质疑》以及单独成篇的《大学章句质疑》《中庸章句质疑》等重要作品。

   陈澧曾说,郭嵩焘“以封疆大吏退归田里而精治经学”,为“昔之经师所未有”。而“儒者读书,出则办天下之事,处则兴天下之学”。后一语虽意在弘扬,或许误解了郭嵩焘,他未必以“兴天下之学”为己任。不如从顾炎武所说“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 ,来理解他何以返回治经之“故技”。

   郭嵩焘未必预料到要家居八年之久,所以他具体研治经典的多少,不必是谋定而后动,却也有一以贯之的宗旨在。现已不全的《毛诗余义》,是郭嵩焘免署粤抚后归湘途中所作,可算是这次治学历程的开始。其基本取向是“即其词以求其义,因其时以测其变”,后者就是他此后一系列作品的著述宗旨。郭嵩焘特别侧重礼经,正表现出其目的所在。如他自己所说,“《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也。得其意,而万事可以理”。他校订朱子《家礼》,也是要“反而求之《礼》意,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而达其变”。期“合乎人心之安,而通乎事变之会”。一言以蔽之,既身逢变动时代,期以为经世之所资也。

   《大学》《中庸》两篇质疑的是朱子的“章句”,《礼记质疑》原拟名“礼记郑注质疑”,所质疑的主要是郑玄注。体例的相同,表明三者是“一以贯之”的著述,而其选择也有特别的考虑。如郭嵩焘所言,“《礼经》之亡,至秦而极。时所尚独法令,蔑视先王之礼,若弁髦然”。幸有汉儒整理,并汇次其仪文度数,以“稍推行于后世”。而“二千余年,天下相为法守,独康成郑氏及朱子之书”。两千多年来,经典从来是要指引天下万事的,也存在于世道人生之中。所以,重温并整理《礼记》这部可以理万事的经典,需要通过两千年“天下相为法守”的郑、朱之注疏,以推求礼意,而“达其变”。

   梁启超曾说,郭嵩焘的《礼记质疑》是清儒关于《礼记》注疏中唯一“可述”的两本书之一,赞誉或稍过。而郭嵩焘选择把四书放在五经中处理,实际更侧重五经,倾向是明确的。他不一定喜欢乾嘉盛行的“汉学”,或也不特别擅长此途,但治经主要走的仍是乾嘉之路。从这个角度言,郭嵩焘的学术取向与晚清道咸新学已经开始回向宋学的趋势,有些不一样。他研治经典本非今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则他思想的独特性,也需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以辨析他与同时代人的异同。

   侧重五经还是四书,是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清代所谓汉宋之争的关键。反对汉学的湘人孙鼎臣,曾“以粤寇之乱归狱汉学”。尽管明知曾国藩反对此说,郭嵩焘仍予以支持。在他看来,清代汉学的风行导致“尽宋元以来所守程朱之藩篱而务抉去之”,终“积成贪戾暴慢之习”,而“其习中于人心,相为披靡,无复廉耻礼义之存”。从这个角度言,确可说“汉学流弊足以乱天下”。

   正所谓“吾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以死”。对想要“通乎事变”的郭嵩焘来说,从人心到风习的实际效果,才是他最为关注的。这不是汉学本身有问题,而是汉学带来的问题。换言之,问题并不在今日所谓“纯学术”的一面,毋宁是在其“致用”的一面。晚清湖南学风重理学而亲近辞章,郭嵩焘亦在其中,所以他不时有亲近宋学的言说。然上引观念却不必是在论学,而关乎经世。

   用今天的话说,我们对乾嘉以来学界的“独立”程度,要有足够的认识。那些形诸笔墨的汉宋之辨,立言者基本是在学言学,其言说的对手方亦然。然而清代科举考试的标准,自始至终都是“四子书”。故在今所谓“学术界”以外,原是“宋学”的天下。只要是由科举考试出身者,就算后来成了汉学家(不论在职还是辞官),也是从宋学走出来的。汉学一方在汉宋争辩中的说辞常要显得“在理”一些,即因他们更为知己知彼。然而说到读书人化民成俗的责任,主要靠的是在地士绅,而不是那些以学问为首选的“专家学者”。

   据王国维的总结,道咸新学的主要特征是“务为前人所不为”。由于对世道人心的忧虑太深,郭嵩焘虽不像新学中人那样向四裔倾斜,“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倾向仍较显著。不过他主要不是在考据上下功夫,而更多是在经典中寻找他心中问题的答案。且他可能有求仁得仁的倾向,即找到的答案已先在心中预存——他一向认为天下之治靠的是人心风俗(包括对付外侮,也要先能自强),而晚清之问题所在,就是礼义廉耻趋于淡泊。

   还在咸丰八年,郭嵩焘就在反省:近时朝局,“每岁必有二三人骤跻显位,乃无一足副民望者”。本来“国家所以驾驭天下,惟名惟利二者”。前明尚能使“人务为名”,诤谏者“舍生蹈死而不悔”。而今之“朝廷总不务考求是非”,用人不看贤与不肖,“进退取舍,惟我之意。大抵以利罗致之,使从吾役而已”。由于善不加礼,不善亦不加责,造成“人务为利”的官风,“百司执事,群怀商贾之情”。此乃“自古未有之朝局”。

   人惟忧虑深,所以出言重。说本朝不如前明,已触犯大忌;而最后一语,那时恐怕足以杀头。如果说这是日记中的私言,到同治元年他致友人之函,又说“天下之才有矣,而学难;学矣,而识难。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作为一个“体制中人”,大臣是可以指责的最高层了。因大臣无识而使天下之乱,其意思已表露无遗。

   若自认身处乱世,澄清天下之道就不与承平时代同,郭嵩焘也曾一度徘徊于儒法之间。他在同治元年曾说:“生平之志不在申韩,而出言行事,终不越是。以今仕宦,欲求多于申韩,而亦不可得。”他甚至一度放弃人臣当致君尧舜的理念,以为当时宁讲霸道,而不必讲王道。然而在粤抚任上,郭嵩焘也感觉到刑戮难施,“仍须以礼义治之”。此后他对于经世的思考,渐呈由法返儒的倾向,而日尊更具根本性的教化,想要重新回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诗)的取向。

   前面说过,郭嵩焘认为民风与吏治息息相关,当以在地的绅民关系融洽为基础,使人心、风教良善,于是地方安宁,然后自下而上改善吏治。这应当就是三代圣人所追求的“安民以安天下”的取向。故郭嵩焘特别强调,在张亮基、骆秉章任湖南巡抚期间,以“一省之力,肃清东南各省,以赞成中兴之业”,所恃不过一法,即“通绅民之气而已”。后湖南绅士以跋扈闻名而遭嫉,“当事者至置吏治民风于不问,而专以裁抑绅士为能”,遂使“民气阻遏,盗贼肆行”。然而“自古亦岂有以阻塞绅士之气为能知政体者哉”?

   “通绅民之气”正是湘人、湘学和湘军借以挽回天下的基础,郭嵩焘赋闲期间对此反复申说,常有人亡政息之感。后来他看到英国的制度,意识到或可延续湖南的取向。对此他有一段重要的观察:

   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这段话的前半截常为人所引用,惟一般多看重音译为“巴力门”的议会,而相对忽视了对应的买阿尔(mayor)。后者不能仅理解为直译的市长,而是指一个独立于国政的体制。英国的“立国之本”是一个上下相维的整体,上有议会制度以“维持国是之义”,下设市政体制以“顺从民愿之情”。故“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对“适得其反”的中国来说,“迭盛迭衰”具有深意,意味着国势可以衰而复盛。

   郭嵩焘注意到,为了上面的议会制度,英国“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下面的市政体制却能“相安无事”。这里的上下是与君民对应的,但也不仅是字面义,而带有今日所谓中央与地方的意思。他眼中顺从民情的“买阿尔”,代表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地方”,庶可免受全国性政争的干扰。君之欲难戢而民之情须安,是中国二千余年不辨的难题,故“知政体者”不阻塞绅士之气。尤其在一个“互相残杀”的乱世,士人只能立足于长远,以“通绅民之气”来顺从民情,最后达到地方安则上下相安的局面,使国家衰而复盛。

   以我外行的猜想,郭嵩焘在赋闲期间的返本溯源,更多是在为重任方面大员做准备。如果他不是因为通洋务被保奏,而是以真正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起身,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会很不一样。我不敢说他再次出任方面就一定会成功(以他的性格和思路,不成功的可能性甚大),但若真能有所成,开一个立章法以变风俗的治理模式,那历史影响真不可小觑。

   同治十三年六月郭嵩焘复出,光绪元年(1875)初授福建按察使(时福建多涉外事),级别虽有些吃亏,还是走向疆臣之路。然而他刚到福建两个月,又奉诏回京,署兵部左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开始了他并不顺利却也因此青史留名的洋务生涯。郭嵩焘自己或许为出任疆臣做了更多准备,朝廷更需要的却是他另一方面的才能。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的孤怀宏识,也确实更多体现在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上。

三、孤怀:成也洋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罗志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郭嵩焘   近代中国   太平天国   民族主义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07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