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儒家文明发展的时代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21-12-01 2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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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本文原载国际儒联《国际儒学》辑刊2021年第3期,系黄玉顺教授2021年4月13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山东大学联合举办的“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互鉴”座谈会的发言。

  

   摘要:虽然这次疫情对人类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之广度、深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它并不能改变“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一时代本质,讨论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以这一时代本质的判定为前提,故儒学之转化与发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关键词:儒家文明;“后疫情时代”;时代本质;现代性;全球化

  

   今天的座谈会,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互鉴”。因此,我就紧扣会议的三个主题词——“后疫情时代”、“文化传承创新”和“文明交流互鉴”,谈三点看法;而这三点,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即“儒家文明发展的时代问题”。

   一、“后疫情时代”:时代本质的判定问题

   首先,“后疫情时代”这个概念,蕴涵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对“时代”的本质的认识与判断:相对于“前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将会是怎样一个时代?换言之,疫情之前与之后,是否可以截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

   无可否认,这次疫情对人类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之广度与深度是历史上罕见的;但是,在我看来,它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在疫情之前既有的基本格局与基本走向;反过来说,疫情之后的基本格局与基本走向,其实在疫情之前业已形成,而疫情并不能使之发生根本改变。这一点,无论在国内方面,还是国际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限于时间,这里不予展开。

   我的意思是,“后疫情时代”和“前疫情时代”其实同属于一个更大的“时代”范畴。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众所周知,自从1648年签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人类进入了“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时代、即“国族”(nation)时代;直至今日,人类仍然处在这个时代之中。例如,所谓西方“发达国家”,其实仍然在“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范畴之内,即便像“欧盟”那样的组织也并没有超越这个范畴;而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仍然是最大的目标,而梁启超所发明的“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概念。又如,当人们谈论疫情所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时,这里的“国际”恰恰意味着这种行为的主体仍然是“国”,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进一步说,“民族国家”这个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其实只是这个时代的面相的一个侧面;这个时代还有其他的面相,包括“核心价值观”所列举的一系列现代价值,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那么,所有这些面相的一个综合概括,其实就是“现代”(modern times)概念;而其本质的抽象概括,那就是“现代性”(modernity)概念。目前看来,疫情并不能改变“现代性”与“全球化”这样的最大的时代本质。

   这里需要严格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现代性”(modernity)是单数的,是当今人类世界的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而“现代化模式”(the modes of modernization)则是复数的,是不同民族国家的个性,这取决于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生活的样法”———“文化”。

   显然,我们讨论儒家文化或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以这样的时代本质的判定作为前提。

   二、“文化传承创新”:纵向的历时性问题

   对于儒家文明来说,“传承创新”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承”;另一方面是“创新”,也就是“转化”与“发展”。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且以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来看,“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之所以称为“复兴”,就因为它包含着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反传统、抛弃传统,恰恰相反,是要继承传统,而对于西方来说,那就是所谓“二希传统”———希腊哲学传统与希伯莱宗教传统;但另一方面,这种继承也不是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照搬,而是一种现代转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约翰·卫斯理等人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

   同样的道理,儒家文明的传承创新亦当如此: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逻辑地蕴涵着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因此,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两个全盘”———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而必须首先继承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文明的传统,这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儒家文明的当代发展,又决非“厚古薄今”的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而是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化。

   这里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个提法,蕴涵着一个逻辑,即:“转化”和“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换言之,没有转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具有时代价值的创新与创造。

   那么,何谓“转化”?所谓“转化”,一言以蔽之,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就是儒家文明的现代化。

   因此,何谓“创新”?何谓“发展”?“发展”并不是漫无目标的、或者稀奇古怪的标新立异的所谓“创新”,而是具有时代内涵的、体现时代价值的“现代转化”。

   这就是说,“现代转化”乃是儒家文明“传承创新”的基本内涵。

   三、“文明交流互鉴”:横向的共时性问题

   “文明交流互鉴”,既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宗旨之一,也是山东大学牵头的“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宗旨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打造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平台。

   所谓“文明交流互鉴”,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儒家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这里的“其他文明”,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西方现代文明。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现代文明交流互鉴?当然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首先是为了我们儒家文明自身的转化与发展。这里,我想再次指出:历史上,儒学的两次重大复兴,都是与“西学”密切相关的:

   一次是“唐宋变革”之际的儒学复兴,也就是宋明“新儒家”的兴起,其所涉及的“西学”是所谓“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也就是佛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佛学的东传,就没有宋明新儒学,也就没有儒学的第一次复兴。

   另一次就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的儒学复兴,也就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其所涉及的“西学”是容闳所说的“西学东渐”,亦即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西学的东渐,就没有现代新儒学,也就没有儒学的第二次复兴。

   当然,必须指出:儒家文明与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现代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是要放弃、而是要坚持儒家文明的自我主体性;儒家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乃是这个主体的自我转化与自我更新。然而同时也要指出,儒家文明的传承创新、转化与发展,不是“内卷”的,而是开放的;儒家文明的现代化路径,应当就是张岱年先生所倡导的“综合创造”。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一个观点:儒学之转化与发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一方面,如果没有“民族性表达”,那是“西化”,是丧失“中国性”;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现代性诉求”,那是“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显而易见,这两种极端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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