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思想史为何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 次 更新时间:2021-12-01 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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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最后是第三点。近几十年来,新资料在不断增加。197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国内新材料,对以前的思想史脉络构成挑战。比如马王堆、张家山、银雀山、走马楼、郭店、里耶、悬泉置考古发现的简帛资料、西洋和日韩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的引入、各种图像资料的解读,电子出版物的增长,给思想史提供的边缘资料,迫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应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改变过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脉络和固定结论。傅斯年当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史学变化的最简单途径,一旦史料扩充了,历史就不同了嘛。可是最近几十年,思想史不需要那么麻烦地到处去找东西,很多新材料新文献很现成地就来找思想史了。如果容许我简略概括,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让我们“重返古层”,这里我用了日本丸山真男提出的概念,就是思想和文化的深层和下层,因为近年来考古发现、边缘史料、图像资料越来越多,让我们关注到了少数精英之外;第二,让我们“走出疑古”,这是李学勤先生的说法,虽然这个提法有些片面和极端,不过,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趋势或者启示,现在包括清华简在内的很多材料,就是在催促我们改变观察历史的方法;第三是“发现四裔”,各种各样来自日韩蒙越的新文献,让我们开始注意到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的互相观察,也注意到由于“朝贡体制”或者“册封体制”下的中国和周边的微妙关系,更注意到汉族中国以外的各种文明、宗教和礼俗在汉族中国的投影。所以,开始反省原来研究的偏向,开始意识到过去中国的“中国”研究所忽略的那些“四裔”,也就是傅斯年称为“虏学”的学问。

   因此,学术界出现了和西方学术界很不同的取向,如果说,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将来为什么还会重要?

   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中心,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即他们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

   中国现在说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开放的领域。正因为思想史的边界很开放,所以它能够连接各种各样专门领域、容纳各种各样文献资料,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宗教、政治等内容,都被包容整编到思想史的大脉络里了。像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虽然他说是政治文化的研究,可是,我们仍然把它当成开放了的新思想史著作,这种思想史特别容易引起各不同专业学者的关心。应当说,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容我简单地归纳,我觉得变化很大的几个方面是——

   (一)新文献与新史料的充分运用与“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向,促使思想史研究思考精英和经典思想的“制度化”、“风俗化”和“常识化”。思想史不再仅仅是关注思想的“提出”,提出的可能是少数天才,也可能提出了就湮灭了,而同样要关注思想的“实现”,实现了的是在社会生活里面称为制度、常识和风俗的思想,也是真正在历史上产生作用的思想。这样你就得关注风俗史、教育史、制度史等等,不能把电光火花一样的少数天才当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当思想的连锁环节。举一个宋代的例子,如果大家都以理学为中心,那么北宋濂洛之学出现,理学家那种伦理道德严格主义就应当写在北宋。可是如果你注意到杀人祭鬼的流行、薅子弃老,注意到北宋司马光劝谏皇帝勿看女子裸体相扑,就知道理学家那种伦理严厉化的思想,是渐渐地差不多在南宋以后才成为制度、共识和基本常识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思想史过程。

   (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史和政治史、社会史与知识史的融合,把思想史真正放入政治和社会语境中,拓宽了思想史的视野和范围。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天文地理之学与思想史的沟通,像我就曾经以北极北斗、古代地图来讨论思想史问题,也曾经用朝鲜史料中的有关大明衣冠的记载来讨论清代族群意识和东亚文化认同,艾尔曼教授也曾经讨论过明清科举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考题是否反映中国人的知识观念变化,这都是过去思想史不涉及的话题和资料,它使得思想史和社会史、科学史、政治史之间,不再有鸿沟了。

   (三)思想史的研究空间变得更大了,我们现在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所谓“西域”与“东海”,这促使思想史研究者思索,不仅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恪守民族国家之间的难题,而且也要解决汉族与异族思想的交融。这恰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课题的原因。

   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中心,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他们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近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和追问一些既有关历史,又有关现实的思想史问题:比如,中国传统对内的一统观念和对外的天下观念,如何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国内管理制度和国际秩序构想?传统的家国体系、君臣关系和礼仪制度,如何影响着今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传统儒佛道的三教合一关系,如何影响信仰立场和批判精神的确立,以及宗教信仰对政治权力的制衡作用?我身处中国,我的体会、经验和亲历的历史,让我更多地去思考今天的思想状况,并且从这些思考出发,反省过去几千年的思想史。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世界越来越复杂,不同思潮的起伏变幻、冲突论争,给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问题,需要思想史去回应。毕竟,中国有一个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合理依据,在思想中解决根本问题的传统,中国当代思想也总是需要在过去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来源。

   因此,我相信,虽然在欧美思想史研究已经“渐渐凋零”,但是在中国学界,至少,仍然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其活力。

  

   来源:《文汇报》(201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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