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松:奴役与保护:西方殖民扩张中的逻辑与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 次 更新时间:2021-11-30 16: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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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松  

   内容提要:在漫长的殖民扩张史中,西方殖民帝国往往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呈现出奴役与保护的双重面孔。在近年“档案转向”的学术背景下,帝国史、殖民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者充分利用殖民时期留下的档案材料,对保护的全球谱系和地方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然而,只有参照奴役,才能准确了解保护,揭开西方文明野蛮征服的殖民逻辑和内在悖论。殖民者的自由和平等,是以被殖民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为代价的。与保护相关联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其制度实践,对改变被殖民者的境遇有影响,但并不能彻底改变被殖民者的“非人”命运。在后殖民语境下,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爱松,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思潮、小说叙事学等。Email: was20031230@aliyun.com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1年第3期P121—P148

  

  

   导  言

  

   在漫长的殖民扩张史中,西方往往呈现出奴役和剥夺、安抚和保护的双重面孔。在时间的链条上,通常是先有奴役和剥夺,后有安抚和保护;在同一个空间里,则是有的人在奴役和剥夺,有的人在安抚和保护。这种通常被人们称为“胡萝卜加大棒”的帝国策略与制度实践,在1492年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西方殖民扩张中尤其引人注目。由于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部族和种族、人口和性别,其中的历史面目与内在逻辑极为复杂且相互纠缠,既存在某些普遍性,也存在诸多特殊性。学者的研究既需要具备高瞻远瞩的全球视野,也需要细致入微地剥离地方实践,才能明察西方殖民扩张中的诸多悖论与内在逻辑。

  

   2018年,《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 87,no.1)发表了一期题为“保护:全球谱系,地方实践”的专辑,对澳大利亚历史和跨国史中的各种殖民“保护”与“人道主义”体制进行研究。除发表两位特邀主编题为《保护:全球谱系,地方实践》(Twomey and Ellinghaus 2018)的综述之外,该专辑还刊载了《保护奴隶与土著:英帝国的欧洲殖民主义遗产》(Twomeys 2018)、《奴隶的声音:伯比斯的财政办公室与英帝国保护的开端(1819—1834)》(Burnard 2018)、《保护的档案:1840年代菲利普港区和新西兰的语言、剥夺与抵抗》(Standfield 2018)、《创造土著流浪汉:殖民时期澳大利亚的保护管治与土著的流动性》(Nettelbeck 2018)、《1860—1911年纳塔尔的保护官、大庄园主阶级和契约劳工》(Vahed 2018)、《解禁的时刻:新南威尔士、俄克拉荷马的保护观念与20世纪有关豁免和资格的同化政策》(Elinghaus 2018)共6篇论文。两位特邀主编认为,保护是一种全球现象,伴随殖民计划在太平洋地区、非洲、亚洲和美洲展开,保护制度和实践也经由“保护官”或“监护官”一类的官职推及脆弱人群,认为欧洲管理者有责任控制、保护这些人群,使之免于殖民主义、殖民、奴隶制度或契约劳动的暴力伤害。保护的对象,在例如英帝国所属的各殖民地内,包括奴隶、原住民、移民(通常是中国和印度契约劳工),等等。两位特约主编声称,该专辑的目的,是将保护的各种主体和场所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之中,考察以下问题:保护、保护权、保护官一类概念和语言是如何用于不同时空的多种多样主体的?帝国对保护的衍变和实践有何种广泛影响,其遗产又如何反哺后来(尤其是与原住民相关的)的法律和决策?此外,由于保护机构当时创建了来自帝国臣民的证言库,考察从这些档案资料中所获取的知识存在哪些局限和可能性,也构成该专辑的另一研究重点(Twomey and Ellinghaus 2018)。

  

   总的来看,该专辑代表了近年西方学者在帝国史、殖民史(特别是殖民保护制度史)、跨国史、国际劳工史等方面作出的学术新贡献,在对殖民档案利用、多学科方法运用、跨国史比较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当然,该专辑的研究重点是了解19世纪初至20世纪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和地区的保护、人道主义及其与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对更大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相关问题虽有提及却未作深入讨论(如对殖民时期澳大利亚的中国矿工和契约劳工问题),故本文以该专辑为引子,结合更大时空尺度上西方殖民扩张中奴役和保护的两张面孔,重点探讨隐含其中的深层悖论和内在逻辑。所涉及的材料、论题和时间段,与该专辑高度相关,参考并不限于该专辑。

  

   本文第一部分着眼于方法论,在“档案转向”的学术背景下,考察近年帝国史、殖民史研究中对档案的阅读与利用,从中发现学术生长的新可能性及其限度;第二部分论述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只有参照奴役才能准确了解保护;第三部分,梳理西方殖民扩张中奴役与剥夺的基本形式和内在逻辑;第四部分简述保护的思想起源与制度实践;第五部分追问一个后殖民研究中的经典问题——“属下能说话吗?”并略论奴役与保护话语的未来。

  

   从档案中发现和修正历史

  

   在近年的历史研究中,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档案的发现与利用,从档案中打捞被遗忘或被遮蔽的历史,从而形成关于历史的新叙述和反思。《太平洋历史评论》“保护:全球谱系,地方实践”专辑的所有论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在位于伦敦裘园的国家档案馆,存有伯比斯、德梅拉拉、埃塞奎博三块殖民地财政官的大量记录文件(在24大册档案中,有约一万页的资料)。特雷福·伯纳德(Burnard 2018)利用其中的文献,考察了1819—1834年间伯比斯(后来的英属奎亚那)的奴隶尤其是女性奴隶是如何应对剥削性种植园奴隶社会的,财政官及后来的奴隶保护官又是如何对待沦为奴隶的人们的投诉的。伯纳德发现,在不破坏也不允许破坏英属加勒比地区领地的情况下,生活在殖民帝国社会的奴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福利,抵制奴隶制的不道德。雷切尔·斯坦菲尔德(Standfield 2018)则考察了菲利普港区和新西兰保护官的海量档案,对殖民计划中支持和扩大殖民权威的语言和沟通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发现新西兰土著人的声音是合作的,而菲利普港区土著人的声音却被边缘化了。

  

   档案并不只限于文字资料。有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图像资料,并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接触过程中留下的图像档案中挖掘可能具有的丰富历史意涵。简·莱登(Lydon 2017)在《将照片档案民主化》一文中注意到,自1839年发明摄影术以来,照片这种新的媒介就在全球扩散开来,帝国主义、科学和大众好奇心的交织带来了目前存在于档案中的大量土著人影像。莱登以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照片档案为对象,梳理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土著人照片的不同用途:殖民时代权力不平等的工具;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照片一定程度上成了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形象载体;20世纪20年代,土著活动家将其作为以往不公正历史的证明和争取权利的基础;到了当代,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这类照片开始走出尘封的档案馆,进入网络空间,有些土著人的后代因此有机会与自己的祖先建立起影像联系,找到自己的家族认同。一定程度上,莱登通过对不同时代特定照片的观看方式的研究,活化了西欧殖民者与澳大利亚土著人之间在殖民与被殖民、看与被看互为镜像的漫长历史。

  

   不过,严格说来,对档案的利用和解读本是历史研究长期以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研究方法上,真正能代表近年历史研究(包括帝国史、殖民史和跨国史)研究新动向的,是研究者对档案生产过程的关注和反思,即在从档案中寻找历史真相和意义、建立历史人物和事件之间的联系、总结历史规律和教训的同时,始终对历史研究材料重要来源的档案保持充分警惕:档案生产者是在何种情况下、出于何种目的、按照何种规则生成档案的;档案生成之后,又由何方以何种规划置于何处;档案的研究者又在何种情况下获得何种程度的接近档案权限,并以何种方法解读档案,等等。历史研究者当中,不乏有人将历史档案想象成或理想化为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原始现场,但这种意义上的“第一”和“原始”从来都是相对的。有学者注意到,对档案资料的重视,有关第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的区分,是欧洲19世纪历史研究专业化的结果;档案从产生之日起,就是经过选择、淘洗、排序的产物,即使到现在,所有国家制造的庞大文案资料也无法获得全部保存:“97%的美国政府记录都会定期销毁。档案员须要决定哪些资料足够重要以至需要保存,而哪些又应被处理。”在此背景下,或许可以说,重视档案是应当的,但迷信档案却有失偏颇;尽信档案,则不如无档案。

  

   2017年,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殖民主义历史的资料与方法》(Reid and Paisly 2017)和《土著研究的资料与方法》(Andersen and O’Brien 2017)两本论文集。前者选文少而精,多数文章富有问题意识,论述较为深入;后者收录文章较多,论文质量良莠不齐,个别论文较为粗浅。两本论文集中的文章都关注历史档案的生产、管理和利用问题。其中,《将阿尔及利亚档案化:权力、暴力和秘密》一文,通过比较法国为1871年的阿尔及利亚叛乱(在档案通称为卡拜尔人叛乱)和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建立档案的过程及其开放权限,就档案的命名、生产、管理和流通提供了一系列洞见。作者观察到,围绕这两起暴力事件,不仅在什么东西应收入、什么东西不收入档案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在档案的开放权限上迥然有别:一个是开放的,有兴趣的人可以很容易接触到档案;另一个则不开放,用一系列国家法律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领域束之高阁。作者将档案上升到阿尔都塞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之一部分的高度,并采用德里达“没有不控制档案的政治权力”的说法,提出“没有首先不攫取政治权力的档案”的看法(Hannoum 2017,p.72),从而将对档案的考察与关于殖民暴力的阴暗面和“国家安全”修辞的见解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广义地讲,这些作者的研究方法无疑受到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的影响。在更小的研究范围内,则受到了斯托勒研究专著的方法论启示。在题为《循着档案的纹理:焦虑与殖民常识》的专著中,通过对19—20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研究,安·劳拉·斯托勒(Stoler 2009)警觉到了殖民政府在档案文档的写作至整理过程中的规训作用。参与其中的机构和个人都按照某种规定的模式化写作方式记录,规定结构之外的所有东西都被排除到了档案之外。朱利安·戈(Go 2010,pp.557-559)认为,斯托勒多年来都在请读者重新思考“欧洲移民社区、殖民者知识和话语、殖民欲望和情感的动态”,《循着档案的纹理:焦虑与殖民常识》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理解殖民主义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见解,而且在于要求读者首先追问我们是如何知道这种复杂性的,我们是否可能知道这种复杂性,因此,该书中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获得更好的档案资料,而是“如何阅读我们拥有的档案资料,并更努力地思考我们没有拥有我们可能想拥有的全部资料”。这样的思考无疑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本文作者曾经将历史书写中的历史形态区分为客观态历史、遗留态历史、叙述态历史:客观态历史即历史上曾真实存在的人与事、制度与文化等,遗留态历史即现存的反映客观态历史的历史典籍、档案文献、出土文物等,叙述态历史即历史学家根据遗留态历史对客观态历史所做的叙述和还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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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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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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