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的基本特征与话语实践——兼论其对于中国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4 次 更新时间:2021-11-30 16: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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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5期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活动,除了运用军事与经济的手段,还高度依赖意识形态的宣传。在这其中,“文明等级论”就是常被使用的一种话语。它强调西方国家是“文明国家”,同时将其他国家与地区按照“半文明”与“不文明”进行划分,进而宣称这些国家和地区要想臻于文明之境,必须心安理得地接受西方国家的殖民。这一说辞旨在文饰、美化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同时让被殖民地区俯首帖耳。“文明等级论”对近代中国也产生了颇为明显的影响,让不少人产生一种高度扭曲的世界认知,严重妨碍中国人正确认识与分析中外形势。

  

   关键词:文明等级论  殖民扩张  西方列强  意识形态

  

  

   近代西方列强(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除了仰仗船坚炮利之外,还时常通过控制被殖民地区的经济命脉与各种资源,使该地区在发展上高度依附于自己,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与廉价劳动力的获取地、本国商品的倾销地,这样能够让该地区在经济与社会结构上保持一种比较落后的水准,便于自己不断地在当地获取利益。除此之外,近代世界的殖民扩张活动中更为“隐微”但却影响极其深远的手段,就是列强为了赋予自己这些活动合法性,制造了一套意识形态说辞,并通过现代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反复说教。它使世人觉得殖民扩张实乃天经地义,有些地区被殖民纯属咎由自取,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血腥与暴力不需予以谴责,因为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下,不但列强国家内部形成了对本国相关政策的高度认同,而且渐渐地让被殖民地区的精英与大众也认为被人殖民并非惨遭侵略,而是获得了一个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契机。即便二战之后,反帝反殖民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依然在当今世界不少地区普遍存在,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只要时机一到,就会再次被秉持此论者广泛传播,替新老殖民主义唱赞歌,为其培养新的政治依附者。

  

   “文明等级论”就是这类说辞的典型代表,它肇始于启蒙运动时期,流行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盛行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叶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它以近代西方文明为标准,将广大的非西方地区划分为“半文明”与“不文明”(或曰“野蛮”)两个等级,旨在“论证”西方列强对这些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合法性,把殖民活动打造成“教化”“规训”非西方地区的“义务”,同时强调非西方地区如若想成为“文明”社会一员,必须效仿近代西方的一整套政治、文化、社会体制。这一意识形态话语,同样对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剥削的中国影响深远,甚至在当代依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当中。因此,如果想更加深入地理解近代世界发展进程,克服因各种意识形态想象而带来的政治不成熟,进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政治观的话,就必须深入分析文明等级论,揭示其历史渊源、理论特征、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起到的作用及其发生的影响,尤其需要着眼于分析它在中国产生的思想影响与政治后果。

  

   一、“文明等级论”的历史渊源与理论特征

  

   正如萨义德(Said)的分析,在西方历史上,从古希腊开始,文人政客就不断地从西方内部“我们”的角度出发去描述东方,将其刻画成一个异样的、野蛮的、停滞的、既令人恐惧又令人蔑视之物,以此彰显西方自身的优越性,以及抗击、侵略、征服东方的必要性。虽然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充满各种落后现象,并且各国实力也颇为弱小,甚至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不断屈服于奥斯曼帝国,想方设法融入由后者主导的区域秩序,但是随着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普及,如此这般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又在“异教徒”与“信教者”的名义下被进一步强化,将不信教的地区视为法外之地,那些信教者可以奉行上帝意旨对其进行征服,而规范西方国家内部的法律在那些“异教徒”居住之地将不再适用,征服者的肆意使用暴力也将不受约束与谴责。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文明等级论”在西方源远流长。

  

   17世纪,西方列强开始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殖民扩张活动。在此背景下,“文明等级论”就不再仅停留在对“异教徒”的口头鞭笞上,而是成为“论证”殖民扩张活动合法性的重要意识形态说辞。比如被视为自由主义先驱的洛克(Locke),在撰写《政府论》之时与英国的美洲殖民活动联系颇为紧密,美洲殖民的历史经常成为他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重要参考。正因为这样,在《政府论》当中,洛克发明了一套颇为精妙的用来论证因西方与非西方处于不同的“文明等级”而允许前者对后者进行殖民占领的理论。洛克认为,只要人们通过劳动去使用世间之物,那么就拥有了占有这些物品的权利。但这一论述的关键在于何谓“劳动”,必须要对“带动”有更为“准确”的定义。洛克并不认为一切通过自己的劳作而获取生活与生产资料的行为都能称之为“劳动”。

  

   洛克指出,像美洲这样由于当地人不擅于劳动而未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地区,那里的土地就不应被视为由当地人所占有。他进一步强调,在当时的世界上有不少类似于美洲的地区。既然这些本来有当地人进行劳动的地区因其劳动水平未能达到洛克眼中的标准,那么这样的劳动就不能称为“劳动”,这些地区的土地与自然资源也就不能视为由当地人所占有,而是依然属于无人占有的公共之地(即所谓“无主地”)。照此逻辑,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去占有这些地区,也就不能被视为侵犯他人财产了。在这里,洛克借助英国殖民北美的经验,认为像北美原住民那样的群体,并没有运用理性来劳动的能力,因此他们生存的地方,就理应让当时具有充分劳动能力的英国资产阶级那样的群体去占有。可见,这种判断是否有“劳动能力”的论述,其实就是一种“文明等级论”——文明程度低的群体(无劳动能力)应被文明程度高的群体(有劳动能力)殖民。从历史流变来看,洛克的这种论证方式虽然显得颇为隐幽,却具有比较强的迷惑性,在当代依然有不少人对这样的话术深信不疑。

  

   18世纪,随着西方殖民活动日渐频繁,西方学者开始进一步用“文明等级论”来审视世界。一些法国学者通过历史分析与语义辨析,将“文明”视为欧洲所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认为其他地区的民众皆无缘于此。这样的观点意在凸显“文明状态是欧洲各民族的专属品(尽管程度各异),而其对立面——蒙昧、野蛮或自然状态——则位于欧洲边界之外”。在此逻辑下,欧洲的殖民扩张并非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资源,而是担负着让那些“不文明”地区开化、进步的重任。

  

   在英语世界,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文明社会史论》中以他所定义的“文明”为标准来叙述人类历史。在他那里,所谓“文明”就意味着以英国资本主义为模式建立的一套商业与财产秩序。约翰·密尔(Tohn Stuart Miu)继承了这样的思考方式,进一步强调文明与否应以是否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标准,进而认为只有这样的“文明国家”才能组成联盟,进行商贸往来。而那些被其定义为“不文明”的国家,则必须诚心诚意地接受西方国家的指导,让后者为其灌输必要的行为准则,使之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成为被西方“文明国家”认可的一分子。

  

   基于此,在著名的《代议制政府》一书里,约翰·密尔认为,尽管代议制是一种优良的制度,但却并不适合在殖民地实践。因为“在有些社会状况下,强有力的专制政治本身就是在为使人民适于较高文明所特别欠缺的方面对他们加以训练的最好的统治方式。……在本地的专制政治下,好的专制君主是一件罕见的和稍纵即逝的偶然事件,但当该地人民受到一个更文明的国家统治时,则该国应当能继续不断地提供这种好的专制君主。……这就是自由的人民对野蛮的或半野蛮的人民的理想的统治”。

  

   这番话就是典型的“文明等级论”式的言说。按照“文明等级论”的逻辑,在那些处于“半文明”或“不文明”状态的地区,殖民者不能径直引进“文明国家”的政治制度,因为当地的人还没有足够的素质来实践这些制度。因此,对于这些地区,应该采取更为严厉且专制的手段来统治,这样方能符合当地的文明程度,甚至可以有助于通过“训练”,使当地的文明水准得到提升。在这里,关键之处正如萨义德所揭示的,是近代西方掌握了对非西方地区的定义权,即通过设立标准与传播话语,让后者自己也确信“他们是一个臣服的民族,为一个了解他们并且可能会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民族所统治。他们辉煌的时代是在过去;他们在现代世界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仅仅因为那些强大的、现代化的帝国有效地使他们摆脱了衰落的悲惨境地,并且将他们转变为重新焕发出生机的、具有创造力的民族”。

  

   近代西方学者除了从政治层面直接宣扬“文明等级论”,还运用各种滥觞于18、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进一步彰显“文明等级论”的所谓“客观性”与“普世性”。比如用博物学来描绘当地生活方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异,以此刻意凸显非西方地区的“落后”形象,进而强调西方世界“有义务”对该地区进行“开化”;又比如运用文字学或比较文学来论证非西方地区的文字缺乏逻辑、不利于传播、难以描述深刻而抽象的概念,以此凸显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甚至暗示那些地区如果想提高文化水准,必须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全面效仿西方国家的表达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旨在追求客观的历史学也成为服务于“文明等级论”的工具。从基佐(Guizot)的《欧洲文明史》开始,西方史家不断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凸显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实为人类文明巅峰,并不断美化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活动、丑化其他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比如曾为英国女王讲授殖民史的一位学者就声称:“我们必须承认,高尚的道德行为和优良的道德品质都是天性使然。雅利安人因宗教信仰显得高贵,明显优于蒙古人和黑人”。他甚至认为:“殖民地应该感激伟大的欧洲母亲,因为是欧洲孕育了积极进取的帝国建设者。这些建设者在殖民地实行教育、推行文明。与希腊和罗马不同的是,英国并没有从殖民地获益,铸就金山银山”。这番言说如果从“文明等级论”的逻辑去看,就很容易相信其言之有理。因为其立论前提就是认为“半文明”或“不文明”地区理应受到“文明国家”的统治,而且后者在表面上确实也推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建设(虽然能够享用其成果的人数着实有限)。但如果抛开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所谓“英国并没有从殖民地获益,铸就金山银山”,实在是荒唐至极。

  

此外,打着自然科学幌子的人种学更是成为论证“文明等级论”实属天经地义的利器。它通过一系列所谓“科学根据”,宣称非西方地区的民众在骨骼、身体机能、智力水平、体力与耐力上皆不如西方白人,因此很难掌握所谓的文明生活方式,更难以在复杂而有效的政治组织中活动,因此必须要对西方的殖民统治俯首帖耳,这样才能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生存。更为重要的是,人种学层面的“文明等级论”暗示由近代西方所定义的“文明”“半文明”“不文明”是难以改变的,因为种族面貌是不能改变的。在这样的逻辑里,西方国家永远都能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当西方国家国力强盛之时,人种学意义上的“文明等级论”还体现得比较“含蓄”,因为它们可以通过从政治制度与经济实力角度来不断美化自己的各种行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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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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